古人种树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树新栽益四邻古人种树漫谈）

古人种树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树新栽益四邻古人种树漫谈）值得一提的是，经科技史家的研究，“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对柑橘类植物进行驯化栽培的地区是中国”，屈原在《橘颂》中称赞柑橘树乃“后皇嘉树”，我国开始人工栽培柑橘的时间不晚于东周，大概在12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柑橘树也是中国人给世界的伟大贡献。无独有偶，三国时代吴国的李衡，留给子孙的财产也是树而非金银，与诸葛亮不同的是，他留下的是柑橘树。李衡的夫人是一位贤内助，她不愿自己为官的丈夫将太多心思花在经营家业上，因此李衡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李衡了解妻子的一片苦心，但还是决定要留些东西给子孙，他派人到武陵郡龙阳县的沙洲上种了上千株柑橘树。临终前，李衡对子孙说他在龙阳这地方有“千头木奴”，不需要你们提供衣食就能活命，而且每年每个“木奴”还能给你们挣来一匹绢。子孙不解这“木奴”到底是什么，等到吴国末年，柑橘树成熟了，子孙才知这就是李衡所说的“木奴”，千株柑橘树带来

在古人的理想生活中，树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树在古代绘画中不仅是背景，也是主角。图为清朝画家蓝瑛所绘《白云红树图》（局部），画面的绝大部分给了多种颜色的树，一位老者持杖向这片美丽的树林走去。（资料图片）

明天是植树节。春天，万物生长，生机勃发，是种树的好时节。古人重视植树造林，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并给予树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种桑种橘留后人

有一回，孟子向梁惠王阐释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王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在许多场合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一理想，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首先在于百姓能够实现温饱，在此基础上再倡导仁义道德，则王道、仁政都触手可及，而要实现温饱离不开种树。

树木的种类千千万，但桑树却独获古人的青睐，桑叶为蚕提供了食物，从蚕茧中能抽出丝，再经巧手制作成丝绸流通于东西方。养蚕和缫丝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依靠这两门独家秘技，丝绸成为古代中国远销海外的代表性商品。除了桑叶，桑树的皮还可以用来造纸，桑椹还可以入药、酿酒。

正是因为桑树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强，所以成为古人普遍种植的一种树，可以说桑树是古人经济生活的一根支柱。公元234年，诸葛亮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上书蜀国后主刘禅交代后事：“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家中有桑有田，足够子孙有衣穿、有饭吃，他不希望官府特殊对待其子孙，也不为子孙留下余财，以示自己的清廉。

无独有偶，三国时代吴国的李衡，留给子孙的财产也是树而非金银，与诸葛亮不同的是，他留下的是柑橘树。李衡的夫人是一位贤内助，她不愿自己为官的丈夫将太多心思花在经营家业上，因此李衡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李衡了解妻子的一片苦心，但还是决定要留些东西给子孙，他派人到武陵郡龙阳县的沙洲上种了上千株柑橘树。临终前，李衡对子孙说他在龙阳这地方有“千头木奴”，不需要你们提供衣食就能活命，而且每年每个“木奴”还能给你们挣来一匹绢。子孙不解这“木奴”到底是什么，等到吴国末年，柑橘树成熟了，子孙才知这就是李衡所说的“木奴”，千株柑橘树带来了千匹绢的收入，足够李衡妻子和子孙过上优渥的日子。难能可贵的是，李衡妻子以此事继续教育子孙：“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不愁吃穿仍能以简朴自我要求，这是何其高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经科技史家的研究，“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对柑橘类植物进行驯化栽培的地区是中国”，屈原在《橘颂》中称赞柑橘树乃“后皇嘉树”，我国开始人工栽培柑橘的时间不晚于东周，大概在12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柑橘树也是中国人给世界的伟大贡献。

江边湖边柳成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一首种柑橘树的诗《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柳宗元写这首诗时，人生已经不得志多年了。公元805年，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因革新失败而被贬出京城，先是在永州生活了约十年，继而是在更偏远的柳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上面这首诗的第二联中运用了两个柑橘树的典故，那位“楚客”便是屈原，那位“荆州”便是李衡。柳宗元显然更钟爱屈原笔下的柑橘树，因为屈原赋予柑橘树“独立不迁”“秉德无私”的高贵品质，这也是逆境中的柳宗元对自己的期许。

柳宗元在柳州西北隅种下了柑橘树，在柳江边种下了柳树，他似乎有意用种树来排遣心中的苦闷。他有一首《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与“留”谐音，古人送别时折柳相赠，柳树包含着相思的情愫。柳宗元担心的是他种下的柳树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而自己却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流传后世。柳宗元其实多虑了，他在柳州释放奴婢、植树造林等举动，让柳州人怀念千年。

古代的地方官员多有植树造林之举，此举不仅能给百姓带来经济收益，也有美化环境、修复生态的意义。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疏浚西湖，筑白沙堤，堤上种的树正是柳树，据说白居易在杭州的治理以简易为原则，“贫民有犯法者，于西湖种树几株；富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多年之后，“湖葑尽拓，树木成阴”。

古代官府鼓励百姓种树，有的朝代还会将种树多寡定为判断地方官施政成绩的标准之一。宋代的法令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十九提到，“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与此同时“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半；八分降一资”，这里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宋代考课制度，用较为简便的话来解释，宋代官员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积考得资，依资叙阶”，考核成果会成为资历的一部分，按照资历的长短升官阶，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会受到降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名次的处分，这样在资历排名上就落后于别人了。

《庆元条法事类》还禁止百姓随意砍树，卷八十提到自家栽种的桑树、柘树如果不是因为朽坏或受到灾害损害是不能砍伐的，否则要“杖六十”。如果因为与他人产生矛盾而砍伐对方所种的桑树、柘树，按照砍伐数量多少而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积满五尺，徒一年；一功；徒一年半”，所谓“一功”指的是“于木身去地一尺，围量积满四十二尺为一功”。

顺木之天致其性

中国人对天地万物饱含深情，对于树也不例外，我们赋予一些树以特殊的含义与感情：三国时代的名医董奉治病不收钱，只要求病愈的人在山上种杏树，久而久之，山上长成了一片杏林，今天我们还用“杏林春暖”这个词来赞誉医德高尚、医技高超的医生；明朝散文家归有光，在那篇感人至深的《项脊轩志》中，追忆“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象征着伉俪情深、家庭美满，也与无法追回的逝水年华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不仅与树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从种树的过程中悟出了一些道理。

北魏的贾思勰编写了一部农书《齐民要术》，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里面介绍了不少种树的知识。作者在序言中讲了一个种树的故事，包含了深刻的道理。这个故事说西汉有一个叫樊重的人，他想要做一些实用器物，先去种了梓树、漆树，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制造器物而要先种树呢，这样太笨拙了，但樊重还是坚持种树，过了几年终有收获，梓树、漆树都派上了用场，倒是当初笑他笨拙的人，这时向他讨要木材和漆料。贾思勰由这个故事来印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的道理。

树木的生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细心持续养护，需要耐心等待收获，做大事也是如此，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提早规划、早做准备。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深知这一道理，早在贾思勰之前，他已认识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难得，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与教育。他还看到虽然教育人才要花费的时间比种树、种谷长得多，但得到的回报也大得多，种谷只能“一树一获”，种树可以“一树十获”，但培养人才却能“一树百获”。倘若精心培养人才、适才所用，则一国必将强大，用管仲的话说这是“唯王之门”。

中国人也从种树的过程中悟出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道理。那位在柳州种下柳树、柑橘树的柳宗元，是一位真正懂得种树之道的人。他的名作《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深刻的寓言，郭橐驼是长安郊外一个种树能手，他种的树高大挺拔、结果丰硕，经他移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别人向他请教种树的秘方，他明白表示自己并没有秘方，只不过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即尊重树木的生长规律，不过多干预。他提到有一类种树的人，早上去看看树，晚上去摸摸树，甚至掐破树皮来看树是死是活，摇晃树干来看树是不是种稳了，这都不是爱树，而是害了树。柳宗元由此想到，种树种得好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人世间的许多事情要处理好，也要尊重规律。

在中国人看来，人和包括树在内的自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人如何待树，树也会以相应的方式待人。春天，我们种下一苗新绿，期待一片绿荫。（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