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二十大横幅（统战史上璀璨记忆）

统战二十大横幅（统战史上璀璨记忆）中共“五一”号召发出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最终接受中共的邀请，开始积极北上进入解放区，共积极“北上”的转变，标志着高举民主、团结大旗的中共，实际上实现了由中国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向领导者的角色转变。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4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寰澄等。实际上，从1948年8月，当时的中央城工部就开始接待民主人士工作，到11月底

李家庄村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与革命圣地西柏坡村一衣带水，直线距离仅有2.5公里，是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期间，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深入沟通、共商国事，架构起了社会基础深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李家庄，这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最为光辉的历程，在党的统一战线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

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转战陕北胜利结束后，率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向晋察冀解放区转移。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先率中央和军委机关到达平山县的西柏坡。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收复的失地不断增加，土改运动全面开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民主党派在香港、上海、昆明等地相继恢复和发展，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与互信，向纵深发展；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在迅速壮大，而蒋介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境地，新中国诞生的前景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信任还是在军事实力上，各民主党派都对中共满怀期待，从而奠定了中共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的坚实基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研究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后，及时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当天，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儒：“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以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联合，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5月4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125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23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作出决议，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表明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急剧改变着中国的政治格局，预示着蒋家王朝行将没落，新的民主政府即将诞生。

中共中央对“五一”号召提出后各民主党派的反应极为重视。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许多电文。1948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沪分局、港局及汉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

5月7日，毛泽东起草给港局、沪分局及汉年的电报：“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你们可用非正式或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中共殷切希望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的拳拳期待之情。中共中央都是在接到电报的第一时间回复各民主党派。10月1日，毛泽东致电侨胞领袖陈嘉庚：“五月四日新加坡侨团大会来电及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对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这些电文，对于构建民主联合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李家庄群贤荟萃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城市工作部就进驻李家庄村办公。“五一”号召发出后，中央城工部负责同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电台联系。1948年7月底到8月初，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9月26日，中共中央为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化，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其首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做好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如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搞好接待，起草有关文件，反映、传达各种信息等。中央统战部的成立，意味着全国统一战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而中国共产党得道多助，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戴，由中共组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开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政坛的核心领导力量。

中共“五一”号召发出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最终接受中共的邀请，开始积极北上进入解放区，共积极“北上”的转变，标志着高举民主、团结大旗的中共，实际上实现了由中国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向领导者的角色转变。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4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寰澄等。实际上，从1948年8月，当时的中央城工部就开始接待民主人士工作，到11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而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1949年1月22日，已赴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5人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 “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前进。”随着各民主党派纷纷进入解放区，中共在全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基本确立。

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村成立后，立即承担起了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工作，民主人士的意见通过这里向周恩来和中央反映，中央的各项电令也由这里发到全国各地。据时任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回忆，他当时除负责行政工作外，还负责同上海、香港等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联络，为保证及时、准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向中央报送收到的电报，常常是深夜不眠。李家庄成为中共组织各民主党派的中心，也成为各民主党派向往的地方。为接待好民主人士，伙食都按中央机关小灶标准供给；住房除挤出 较好的民房外，又专门盖了一些土木平房，砌上土炕，再配上木制家具。这种居住条件虽然简陋，但在李家庄算是高级的了，比李维汉部长的居住条件还好，民主人士都感到过意不去。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到李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向他们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并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八条做了详尽的阐述。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上，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到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2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指出，“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民主斗争等，深化了民主人士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民主政治在李家庄化蝶飞翔

从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就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而奋起抗争。从戊戌变法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都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甚至连中国的主权都无法恢复。民主斗争历程不断在前进和倒退中徘徊。蒋介石执政后，其独裁政府又一次将民主建国的梦想打到支离破碎的边缘。1947年10月，民盟等民主党派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使各民主党派想独立地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国共之间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1948年10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代笔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949年2月26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进入北平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大会上纷纷讲演，表示要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至此，中国各民主党派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全部主动自愿团结在中共的周围。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阐明了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的根本原因：“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主、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牢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不断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探求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实现途径。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始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密联系，共同奋斗，逐步形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广泛而深刻的共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政治环境中，中国显然既不适合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也不适合多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最终创造性地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框架，即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合作共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必须把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这是中共为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而许下的庄严承诺。在“联合政府”的大框架下，各民主党派都参与到联合政府中，从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上厘定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地位。事实证明，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已经内化为中国体制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946年1月10日到31日，蒋介石根据国共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召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基本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五项协议，这就是俗称的旧政协。可是，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一手撕毁。1946年6月，开始对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11月，蒋介石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公开背弃政协协议，并残酷迫害各民主党派成员，民主党派在蒋管区几乎没有了政治活动空间，中共则一直竭尽全力地对民主党派的成员进行保护，秘密地把民盟、救国会、民革等主要负责人安全转移至香港等地区，及至中国革命胜利形势已现，开始描绘新中国蓝图之时，中共又着力保护民主党派成员北上解放区，为其在新中国建设中施展爱国政治抱负提供政治空间。中共以“新政治协商会议”搭建起政治合作平台，顺应了中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追求民主与团结的心愿。中共中央特别尊重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在电报中多次指示，要“真诚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他们如有所见或给我们批评，我们应诚意接受其正确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各民主党派就新政协会议的所有内容和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一致意见。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民盟的楚图南在其书中深情写到：“新政协的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一座丰碑”。

几千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买办官僚统治下灾难重重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毛主席在新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所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李家庄是一个小山村，又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缔造了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开启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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