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为什么没有亡国（历代史家皆认同）
西汉王朝为什么没有亡国（历代史家皆认同）以秦朝赋税徭役制度计算，一个供养五口之家的农夫，种田以百亩计可岁收150石，除纳税15石、5人一年的口粮90石外，仅余45石。按照《秦汉经济史》的数据，秦代每石粮食售价折合约30钱，全部售出可得1350钱，然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祀”用钱300，家人一年衣物需1500钱，这样算来已经入不敷出，存在450钱的差额，而这还并未包括疾病丧葬费用以及政府苛捐杂税。一旦出现自然灾荒，脆弱的小农家庭更是会有灭顶之灾。▲秦汉时期农民耕种场景复原▲秦始皇用膳场景绘画与此同时，秦朝兵役徭役同样繁重，《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秦末陈涉及吴广之所以起义，导火索便是徭役失期，这也从侧面说明秦朝兵役与徭役征发无度，是导致其覆灭的一大原因。汉承秦制，对下赋税征收方式与数额并无本质变化，按照人口征收的税种有算赋与口赋，按行业征
引言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的功绩超过了三皇五帝，于是自命为“皇帝”，并开创了一系列制度加强皇帝权威与中央集权。嬴政自称始皇帝，希望秦朝皇位能够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可惜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秦二世胡亥的残暴统治惹得各地起义叛乱不止，盛极一时的秦朝迅速灭亡，地方基层官吏亭长出身的刘邦最终击败贵族势力代表楚霸王项籍，一统秦末纷乱天下，建立西汉王朝。
作为皇帝，刘邦显然也希望江山永固，因此不可能不从秦朝灭亡一事吸取教训。那么，被后世认为是承袭秦制的西汉王朝，究竟从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客观来说，汉初统治者虽然承袭秦制，但吸取了秦王朝不重视乡贤民力的灭亡教训，因此大力推行“三老制”与“孝悌制”，在全国内长期推行，基本实现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政权永固的目的。
▲汉高祖刘邦剧照
秦汉时期基层赋役对比——汉初并非轻徭薄赋秦汉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初级阶段，基层统治不甚完善，地方基层官吏主要工作是进行户籍、田籍的登记与管理。而这一时期国家税役原则上是按照土地与人口进行计算摊派，户口、田数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税役摊派的结果。对于基层政府官吏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核实户口与田数，详细登记过后，就可以依照国家律法对辖区百姓进行赋税与徭役摊派。在后世的印象中，秦朝以赋税繁苛而闻名，政府向农民征收的赋税主要有按户籍征收的算赋、口赋、户赋和按田籍征收的田租、刍藁税等，前者以人丁和财产为主要征收标准，后者则按土地数量向土地所有者征收。
▲秦始皇用膳场景绘画
与此同时，秦朝兵役徭役同样繁重，《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秦末陈涉及吴广之所以起义，导火索便是徭役失期，这也从侧面说明秦朝兵役与徭役征发无度，是导致其覆灭的一大原因。汉承秦制，对下赋税征收方式与数额并无本质变化，按照人口征收的税种有算赋与口赋，按行业征收的税种，如商人等主要则是算缗，即向车、船、货物等征收算赋。汉代兵役、徭役虽有减免，但还是大体承袭秦制。
由于战国铁犁牛耕的出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而朝廷为了增加赋税徭役来源，也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原本为维持生产而保持的宗族大家不断瓦解，秦汉社会家庭规模已减少为五口之家，而各地官府也乐于管理这样的小家庭型社会。不过小农经济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显而易见的脆弱性。
▲秦汉时期农民耕种场景复原
以秦朝赋税徭役制度计算，一个供养五口之家的农夫，种田以百亩计可岁收150石，除纳税15石、5人一年的口粮90石外，仅余45石。按照《秦汉经济史》的数据，秦代每石粮食售价折合约30钱，全部售出可得1350钱，然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祀”用钱300，家人一年衣物需1500钱，这样算来已经入不敷出，存在450钱的差额，而这还并未包括疾病丧葬费用以及政府苛捐杂税。一旦出现自然灾荒，脆弱的小农家庭更是会有灭顶之灾。
▲汉文帝刘恒剧照
到了汉朝，即使耕地有所扩大，赋税徭役有所减轻，对于五口之家来说仍是沉重负担。更何况，基层小吏经常巧立名目，甚至强取豪夺，欺压百姓。“文景之治”时期，西汉国力相比建立之时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粮价一路下行，按照《汉代物价新探》书中数据，文帝时“谷至石数十钱”，景帝在位期间更是“谷石五钱”。不过这样的数据并不代表当时的民众已经衣食无虞，晁错在《论贵粟疏》指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可见，汉朝基层赋役依旧沉重，那么西汉王朝为何却没有像秦朝一样因此短命而亡呢？
秦汉时期基层治理对比——汉朝将平民纳入政府体系的尝试很显然，西汉能够平稳统治两百余年，显然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并非是简单的赋税徭役问题。秦朝二世而亡的一大原因是其基层控制模式不健全，基层行政职能结构不完善，只是从上而下进行控制，忽视和打击了底层自发形成的自治。秦朝官方过量发挥政府作用，将乡里父老等乡贤的活动空间极限压制，导致百姓对秦王朝的统治离心离德。
▲古代农民收获场景画作
试想，一家农户在生产生活上出现实际困难时，仅靠封建时代国家层面的救助必然是远远不足，而自发性的邻里自治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里部民众互助与血缘宗族援助可以使其进一步摆脱困境。然而秦朝统治者受法家思想的影响，极力打压这种邻里自治，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在生产生活条件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这种打压必定导致基层统治断裂与不可持续。秦代虽“以法治国”，但由乡贤父老德高望重之辈担任的“三老”不为政府所设，这些地方代表者在被秦王朝官方屡次打压后，转而支持秦末起义，为秦朝瓦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胜吴广起义场景绘画
秦朝速亡，乡贤父老在地方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一群体正是秦亡汉兴的中心力量之一。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在被征发服役前在里中职位应不低于伍长，否则不能率众服役。汉高祖刘邦则是更为高级的地方基层干部——乡吏亭长。事实上，汉初功臣中有不少是里吏，“盗嫂”的陈平是里吏社宰，里吏主稳定乡里编户民之权，接受亭长领导，沛县各地方里吏是构成刘邦军事集团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起事时，主要参与人员的官职序列依次为部分县廷吏、亭长、里吏、普通编户民，封侯拜相并担任西汉初期政府主要官员的也多是这些里吏。
刘邦得益于乡贤父老势力的支持而取得天下，深知这一群体力量强大。汉朝建立后，刘邦与其谋士文臣想方设法，终于将乡贤父老纳入到政府的控制范围中来，这就是增置县三老。高祖二年帝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刘邦创立三老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秦代教化空缺，将教化确立为基层政府部门乡部行政职能的首要任务。
▲起事时期的刘邦与兵卒民众（剧照）
汉代“三老”是民不是吏，但在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吏而得吏比”的身份，刘邦规定乡三老中可以择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以事相教”，以民的身份参与到地方政务管理，这对于普通百姓是一种莫大荣耀。“三老制”的推行，使得三老作为乡贤代表，正式拥有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只有道德声望卓著的耆老或致仕还乡的官员才能担任县三老。西汉王朝是想通过把控三老的选择权，间接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不过，汉代三老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很多时候他们的确是民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三老制”是刘邦将乡贤父老纳入政府体系的一种尝试。
汉朝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民间宗法性团体的自我涵养汉代三老的职责为教化乡民为善，若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要“扁表其门”，以示荣耀。此外，统治者还要求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乡中如果出现争讼问题，地方官员会认为这是乡老教化不到位的结果，亲属之间产生诉讼则更是如此，一旦发生，三老还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汉代官员剧照
除教化职能外，乡贤父老还要承担部分民间自治任务，如乡里祭祀（社祭、求雨、止雨等祭祀活动）、协助赈灾、动员徭役等。这里主要提一下乡老承担的祭祀职能，秦汉时期，各阶层都会参与到祭祀活动之中，人们对于祭祀极为郑重，一家五口的年收入除去田税、基本生活花费等外，主要就是祭祀。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春、秋两次祭祀另需三百钱，这无疑加重了编户民的经济负担，因此在基层实践中，主持祭祀与筹措祭祀资金逐渐由“父老单”的自治团体负责。“父老单”是一种组织结构完整的自治团体，有着较为健全的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人称作“单祭尊”，单祭尊由里内乡老充任，出任祭尊的人选多数从年老的编户民中遴选，少数情况下由致仕官吏充任。作为里部自治团体，“父老单”的重要职责就是负责里部的社祭、求雨、止雨等祭祀活动。每次进行祭祀活动时，由祭尊牵头倡导，凭借他在里中的影响威望，组织“父老单”成员进行富户募捐劝解活动，以解决祭祀花费问题。
▲汉代百姓剧照
刘邦首创“三老制”后，经过孝惠皇帝和吕后二代，这一制度逐渐在地方治理上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秦末战乱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汉惠帝时，虽将孝者、悌者、力田纳入乡官系统，但未将此形成国家制度。汉文帝时，“孝悌制”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制度，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广教化，即“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此后“孝悌制”与“三老制”一直并存，帮助政府管理地方。“孝悌制”在底层社会的体现，表现在由官府引导的另一个民间自治组织——“孝悌单”。官方建立“孝悌单”的目的，在于通过祭尊督促调动其家族成员接受孝文化，从而形成遵循孝文化的乡贤家族。与“父老单”类似，孝悌单内部同样有着完善的组织机构，其领导与工作人员配置和“父老单”组织机构人员极为相似，但与“父老单”不同的是，孝悌单是一种宗法性团体，领导人“祭尊”由宗族长担任，成员则只有本宗族所有守法男性成员，而不是所有的里部居民。
▲现代仿建的汉宫
汉代讲究“以孝治天下”，“孝悌单”自治组织在基层乡里普遍设立，是汉朝推行孝文化的一大措施。“孝悌制”的推行，强化了普通百姓学习《孝经》与践行孝文化的积极主动性，“父老单”和“孝悌单”作为里部设立的自治机构，也承担自治性教化职能，经常自发组织成员闲暇无事时研习教化孝道，并配合地方基层里吏工作，推进乡里的意识形态建设。
由于教化属于思想控制方式的一种，是行政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单纯的强制性行政控制有着很大不同，属于精神层面的软控制，教化深入人心后沉淀成为共同文化心理，以“父老单”、“孝悌单”为代表的乡贤控制下的民间自治组织，对民众个体行为可以起着强烈的引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治民功效。
结语秦朝国祚短暂，与对乡贤自治的忽略有着重要关系，推行暴政虐用民力而不加涵养，致使其二代而亡。汉初推行乡贤教化控制基层，辅之孝悌纲常维护宗族，迅速恢复了国力。汉武帝时期，统治者长年征战，虐用民力，民穷财尽、国库空虚、户口减半，但西汉王朝却没有覆灭，可见汉代前期乡贤自治涵养民间的作用之大。
参考资料：
《汉书·食货志》
《秦汉经济史》
《论贵粟疏》
《汉代物价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