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可以为父母作证吗（子女可以为父母隐瞒错误吗）

子女可以为父母作证吗（子女可以为父母隐瞒错误吗）这不，话音刚落，国有大事，君有疑难，立刻来请教夫子了。冉求在季氏家任职，前面孔子说过他是“具臣”，也就是有能力处理一般的职能性事务。真正的大政方针，决定国家命运的谋略，他还差一些。以身作则，率先表现，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一条精英铁律。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务。”孔子说：“只是事务吧？如果有政务，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该知道。”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了，参政治国还有什么困难呢？不端正自身的行为，又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这句话你已听过多次了，体会一下其中是不是还含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正是从这句话里，引申出了“身教重于言教”的后话。

本章孔子再次强调了“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什么是“正身”？不管你居官位多高，功绩有多大，能力多强，资历多老。只要你从政为官，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先严格要求自己。要求手下人做到，自己先要做到。这个道理，至今仍有深刻影响。

以身作则，率先表现，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一条精英铁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务。”孔子说：“只是事务吧？如果有政务，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该知道。”

冉求在季氏家任职，前面孔子说过他是“具臣”，也就是有能力处理一般的职能性事务。真正的大政方针，决定国家命运的谋略，他还差一些。

这不，话音刚落，国有大事，君有疑难，立刻来请教夫子了。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道：“说话不可以像这样不留余地。不过，若是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处，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说话不可以像这样不留余地，若有人说：‘我做君王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有一点，我无论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还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从此流传下来，警示后来的统治者。作为掌握了国家命运的当权者，你要注意，一个念头、一句话如果不当，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是亡国亡族的危险。面对这种结局，你说话还能不小心吗？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孔子的语言观、话语实践。孔子是把语言和社会历史功能联系起来思考的，不是单纯就语言谈语言，他从社会效果的角度非常重视语言的功能。

你从这段话也能看出来，孔子提醒人们，不要讲绝对的、过头的话。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使国境内的人欢悦，使远方的人来归附。”

叶公就是《述而篇》里的楚国大夫沈诸梁，他曾问子路，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子路一时语塞没有回答上来。

叶本来属于蔡国，蔡被新兴起的吴国所迫，迁往新蔡，楚的势力进入了叶。这里刚经过战乱，民生凋蔽。孔子告诉叶公，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安抚百姓，收集流亡的人民，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只要你在辖区内做好了，人民满意，远方的人自动就会归来。

子夏为莒（jǔ）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邑的总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贪图快，不要只见小利。贪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只见小利大事就做不成。”

莒父是鲁国的城邑，在今天的山东。

“欲速则不达”，孔子告诫弟子们，你们年轻人志向很大，学有所成都跃跃欲试，想干一番事业。但一定要注意，不可操之过急。

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刻就施展你的全部想法，这样未必符合当地的实情，反而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阻力，这就是欲速则不达。更不可只见小利，贸然行动，没有全局视角，反而影响你要做的大事。

“欲速则不达”真是人生智慧格言，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生活，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一百多年前，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以康有为首的一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的推动下，刚一亲政就紧锣密鼓地开展全面改革。两三个月内，像雪片似的下了上百道诏书，自上而下全方位推动改革。

结果，在没有权衡力量对比，未考虑到改革触及的利益集团的反弹力度的情况下，不计成败，贸然推行新政。才不过百余日，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胎死腹中，谭嗣同等六个年轻的生命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良的机会，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欲速则不达，历史上血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个叫躬的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乡党的正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你可能觉得，大义灭亲不是显得更正直吗？难道儒家推行孝道，就要连正义都不顾了吗？平时把信、义、礼挂在嘴边的孔子哪里去了？

这一段，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情与理、情与法的冲突。中国曾经经历过父母子女相互揭发的年代，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别有一番滋味。

亲属有了过错甚至犯了法，亲人该不该替他隐瞒？进一步，到了法庭上，要不要实话实说做证？这个问题在中西方法理和政治实践上一向有争论。从这段论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争论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已经初露端倪了。

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从他的思想系统看来，显然是把正直纳入“孝”与“慈”等和礼相关的大范畴群中来考虑了。血缘关系是优先于法律和规矩的。衡量某个具体行为（包括正直），都要纳入到“礼”这个更高一级的道德选项来做考虑。

孟子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觉得别说一只羊这种小事情，不能破坏亲子血缘关系，就连圣王舜帝遇到父亲面临刑治时，也会弃天下而不顾，把亲情放在首先考虑的位置上。

这种看法不独中国人有，在古希腊，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的例子。

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记载过苏格拉底跟游叙弗伦的交锋。这个游叙弗伦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犯有杀人罪。真实状况是他父亲有个仆人杀死了一个家奴，他父亲就把仆人绑起来扔在沟里，派人去雅典请示神的意旨如何处置。可使者还没回来，仆人已经冻饿而死，所以游叙弗伦就要告父亲犯有杀人罪。

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瓦解了游叙弗伦关于敬神和渎神的基本观念，因此出于所谓正义的观念来控告父亲犯有杀人罪的前提被动摇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什么是正义，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绝对不简单。没有经过批判性思考，根据某些不证自明的观念而采取的判断和行动，是有问题的。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被类似的这种伦理选择上的两难冲突所困惑。事实上，他也没有得出结论。他提示说：

当两种选择面临着责任、正义、道德和情感冲突时，你只能自己根据自己的内心最强烈的需求来做出选择，这意味着你的选择要承担责任。你认为两种价值，哪一种对你更为重要，处于优先级，你就选择哪个，而被你否定的价值，其后果是你要完全自己来承担的。

而在历史上，儒家有大义灭亲的说法，也有子为父隐的案例，这是伦理学和法律学中的两难选择。古人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充满张力的思考框架，给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留下了宝贵启示。

在今天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法已经有了所谓“亲属拒证权”的规定，虽然一般人接到法院通知，没有正当理由不能不出庭作证，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既是尊重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古老传统，也是顺应了世界潮流。

--摘自靳大成《论语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