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祝福鲁迅（新上海人鲁迅）

新祝福鲁迅（新上海人鲁迅）我到上海十多年，算是“新上海人”了。鲁迅先生那时候有“新上海人”这种说法么？似乎是没有的。民国时期没有现在这样的户籍制度，他在上海住过的房子，也没有一处是他买下来的。先生在上海，几乎算得上是“一无所有”了。如今回头看，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却代表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对于半个多世纪后在上海写作的我来说，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仍然是一面洞烛自我与世界的镜子。十多年前，我来到上海，就读的复旦大学离鲁迅故居不算远。读书期间，去过那附近很多次，但似乎只去过一次故居，多数时候是到鲁迅公园。公园里有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墓。对纪念馆里的石膏遗容和墓碑边上那两株高大的广玉兰，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广玉兰的浓阴里徘徊，我很困惑，先生为什么那么多年不回故乡呢？云南离上海那么远，我尚且每个假期都要回去的。待我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后，慢慢的，我有些理解了。时光之中，故乡总是不可遏制地变化着。先生当年的故乡又何尝不

位于山阴路132弄9号的鲁迅故居。故居1999年5月列为优秀历史建筑。系坐北朝南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住房。（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

1927年10月，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在宾馆住了几天后，搬到离虹口公园不远的景云里；1930年5月，搬到相距不远的拉摩斯公寓，和内山书店隔一条马路；1933年4月11日，先生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搬到大陆新村，直到1936年10月19日，走完他全部的生命历程。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大能够想象，先生这样脾性的作家，竟然有整整九年时间待在上海，而且，是他生命最后的九年。

绍兴离上海很近，鲁迅先生待在上海的九年，一直没回去过。先生最后一次回绍兴，是1919年12月。他们聚族而居的屋子连同百草园，一并卖给大地主朱阆仙，也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说的“朱文公的子孙”。这最后一次回家的经历，略想一想，就知道是不会怎么愉快的。访亲、搬家、寄存物件，忙忙叨叨一个月，情感和身体都不轻松。

十多年前，我来到上海，就读的复旦大学离鲁迅故居不算远。读书期间，去过那附近很多次，但似乎只去过一次故居，多数时候是到鲁迅公园。公园里有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墓。对纪念馆里的石膏遗容和墓碑边上那两株高大的广玉兰，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广玉兰的浓阴里徘徊，我很困惑，先生为什么那么多年不回故乡呢？云南离上海那么远，我尚且每个假期都要回去的。待我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后，慢慢的，我有些理解了。时光之中，故乡总是不可遏制地变化着。先生当年的故乡又何尝不是如此？那连祖居都已经卖给别人的故乡，又怎么能够回去呢？但心里又想要回去，哪怕仅仅是靠近。所以，于绍兴人鲁迅来说，上海是很适宜的一个地方。

但上海也有自己的不适宜处，上海太热闹了。鲁迅先生是孤独的，他如何忍受这份热闹呢？上海的热闹，在一件事上凸显得很明显，那便是1933年2月12日，萧伯纳短暂到访。将近十年前的1924年5月，泰戈尔到访北京，北京文人们将他捧上神坛，甚至为他办了一次隆重的祝寿会。先生对泰戈尔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中国文人们是有诸多不快的。这次轮到萧伯纳又如何呢？虽然他写过夸赞萧伯纳的文章，却在某些言论中，仍然隐隐透出一些冷淡来。譬如给台静农的信里，他说，“萧在上海时，我同他吃了半顿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说：“内山完造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语调都是不冷不热的。再看一些别的资料，那一天的情形渐渐清晰起来。鲁迅先生和热闹的欢迎的人群，乃至和“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的萧伯纳本人，都是有些“隔”的。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说是有一会儿大家在宋庆龄的院子里闲聊，先生一个人站在边上，静静地抬头看云。先生的“看”上海，也是这样的吧？他永远是热闹里最孤独的那一个。

鲁迅先生是个孤独的“战士”。那个年代的“战士”，容易让人想到前线，想到延安。但这些地方，于先生来说，似乎反倒都不合适。后来读到《这也是“生活”……》，算是才明白一些，“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那时候的中国，上海大概还算得上一个比较能够“生活”的地方，先生留在此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我到上海十多年，算是“新上海人”了。鲁迅先生那时候有“新上海人”这种说法么？似乎是没有的。民国时期没有现在这样的户籍制度，他在上海住过的房子，也没有一处是他买下来的。先生在上海，几乎算得上是“一无所有”了。如今回头看，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却代表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对于半个多世纪后在上海写作的我来说，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仍然是一面洞烛自我与世界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