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真实故事（大槐树传说起于何时）

大槐树真实故事（大槐树传说起于何时）首先，《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等传说，作为大槐树大迁徙的解释性构件，其指向并非移民而是复仇。胡大海报复当地居民对他的睚眦，或是朱元璋部与元军角力，将气撒在当地居民头上，都是如此。这样的传说解释性构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现，往往被联系到闯王李自成的身上。这些构件意味着大槐树等移民传说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或许比想象中更为切近。而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历代县志可以发现，在大槐树传说记载的历史时期（明末清初），洪洞县还没有城，所以很难想象这里会设立移民机构，后世各类族谱记录的地名大多无法与都图对上，且洪武至永乐，洪洞县户口和人数下降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起规模达至百万的移民潮。而大槐树传说第一次在《洪洞县志》中出现痕迹，迟至民国六年。可见大槐树传说可能真的只是传说。但既然随着社会文化情景（socio—cultural context）的变化，诞生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需求，那就有话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几句歌谣指向的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朱明问鼎之初，神州一片狼藉，大好河山竟打出了不少无人区。朱元璋展开了大规模的迁民运动。远赴他乡九死一生，安土重迁的百姓自是不愿，父母官宣称不愿走的，可去洪桐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登记。没想到这是一个骗局，登了记的百姓，被强行迁走。有人敲破锅碗，与家人各执碎片，以待相认，有些在小脚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树走出来的人。这一移民过程持续了越五十年，从山西到东南。

这就是著名的大槐树传说，当然省略了大量细节和衍文。时至今日，从东北到西南，相信自己是大槐树移民的家族和个人依旧如恒河沙数。很多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这一课题，他们首先要理清的问题就是大槐树移民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虚构。倾向于前者的学者会遇到严重的挑战——没证据。

刘德增写过一本书，详细介绍了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前前后后，并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疑点难点问题，试图从中揭示大槐树移民的真相，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大槐树事件的历史记载阙如，传说中设计的移民机构、地点、事件起因等都没有其他史料支撑。刘德增只好另辟蹊径，收集族谱、墓碑、方志等实物和口承史料等间接证据。

这些证据当然不足以证明整个事件的真相，因为族谱、墓碑、方志都是可以“撒谎”的，而口承史料也不可能来自亲历者。但刘德增的方法启发了另一个学者，他想到虽然这些资料不足以支撑起对整个事件的还原和梳理，但至少可以搞清楚这个传说本身是如何兴起的，何时兴起的，因为何事兴起的。就好像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夏代，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文字和物质资料知道古代人是在何时认为曾经存在夏代的。

这个学者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家赵世瑜先生和他的如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说不尽的大槐树》。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共收录了三篇论文。最核心的一篇，也是此书副标题的来源，是《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撇去移民史的真相不谈，通过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赵世瑜先生发现大槐树传说的部分资料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比如河南济源市南水屯的张家祠堂中，创作于洪熙元年二月，距所述事件仅隔二十多年的墓志，对所述张姓先祖的洪洞县移民身份只字未提，反而写明他是当地土著。而供奉在案桌上的牌位，却明确写道“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有些族谱的细节在重修中逐渐丰富或变化，比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明弘治十五年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和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相对照，后者的迁移时间和洪洞地名，明显是后来丰富上去的细节。

类似的例子很多。大量缺失数世乃至十数世后重修的家族谱系，常常见到“相传”、“传闻”先祖自山西洪洞迁出的笔记，其中的种种细节，随着年代的切近，也越来越接近如今广为流传的大槐树传说的种种异文，其中疑点颇多，用来做实际的移民史的证据，显然并不适合。

而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历代县志可以发现，在大槐树传说记载的历史时期（明末清初），洪洞县还没有城，所以很难想象这里会设立移民机构，后世各类族谱记录的地名大多无法与都图对上，且洪武至永乐，洪洞县户口和人数下降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起规模达至百万的移民潮。而大槐树传说第一次在《洪洞县志》中出现痕迹，迟至民国六年。可见大槐树传说可能真的只是传说。但既然随着社会文化情景（socio—cultural context）的变化，诞生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需求，那就有话可说了。

首先，《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等传说，作为大槐树大迁徙的解释性构件，其指向并非移民而是复仇。胡大海报复当地居民对他的睚眦，或是朱元璋部与元军角力，将气撒在当地居民头上，都是如此。这样的传说解释性构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现，往往被联系到闯王李自成的身上。这些构件意味着大槐树等移民传说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或许比想象中更为切近。

其次，在族谱、碑记等家族记忆工具中，但凡提到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明代卫所的出现频率就非常之高，说明移民的主力或许是军户，也许洪洞在军户安置问题中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已有史料和现成研究为之背书，比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对《闽书》的研究也揭示，明代永乐年间的“屯田”制度所使用的“红牌事例”，或许比元末红巾军更能解释族谱中出现的“红虫吃人”和“红蝇赶散”等字句。

再次，以大槐树移民传说与卫所和屯田制度有关为前提，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偏偏是大槐树、老鹳窝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兴趣。结合对表象特征（如背手、脚趾甲）和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塑造神灵权威和民族—国家构建有关话语的考察，赵世瑜得出结论，这是迁徙人群产生对祖先和家族历史的记忆空白后，通过对一个共同传说的层累与强化，和对共同体貌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强调，来强化族群认同，从而用公共记忆工具填补记忆空白的一种结果。

小脚趾甲分裂作为大槐树移民的证据，是既没法证明也没法证伪的事。郝卫国，边建超，朱萍等人在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的《瓣状甲的类型、分布与遗传方式——对陕西周至县某村的调查》中详细调查了自称是大槐树移民的村民的这一性状的遗传性，发现它无性别差异，但有年龄差异，虽然这一生理性状“在50年的时间内不可能产生”，其他就一概不知道了。

同样的结果还包括山东人祖籍云南，珠三角南雄珠玑巷和客家石壁村移民传说等等。大槐树传说中涉及的两个关键时间片段，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有民族混居、国族认同消解的问题，作为此种挑战的应激反应，大量北方居民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与异族区隔开，寻找到心灵上的根。这其中还包括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将大槐树传说改造成民族主义认识工具的推波助澜。

赵世瑜由此得出最终的结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很重要，人们以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同样重要，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趣味，和传统移民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所以赵世瑜强调研究应从“移民史的真相”转向“移民心态史”，即“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通过运用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巧妙使用哈布瓦赫和彼得·伯克等人的理论工具，赵世瑜完成了和宫崎市定类似的工作。读过之后，读者会意识到在两个时间断面之间的确发生过什么，使得后人对祖先身份的追认发生改变，但无法明确知道原因是什么。读者也可以清楚意识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确有人热衷于大槐树移民后裔的身份，但背后的原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坐实。

赵世瑜在这本小书中所做的工作，非常像是将王明珂等人的族群理论实践在移民史现场中的搬演，为此他特别强调“地方”这个概念，不同于区域的一个时空动态概念——和族群非常类似，以此来凸显在社会文化情景中某个群体的特定身份归属范畴。不妨和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对比。自认为孔家人的小川、大川村民去山东曲阜找宗家修分家家谱，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归属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强烈到他们愿意为之支付时间和经济成本。共享一个传说可以证明吗，即便传说涉及的主题是移民？从现有的材料看，似乎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内，认祖归宗都没有成为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共享者的身份焦虑。

寻根祭祖园的信仰符号一贯混搭

通过将移民史资料所揭示的共同心态，放在集体记忆的解释框架中来审视，的确可以打开视野。但再往下该走到哪里去，是得出关于这一框架的确定知识，从而实现与理论的对话，还是进一步挖掘出心态史的真相，从而改变读者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情境的根本认识。就没有一个侦探知道答案了。或者这么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时期有民族认同的问题，那个时期也的确存在军户，但我们不知道大槐树传说的盛行是否真的和它们有关系，集体记忆理论依旧只是个开放性的框架。《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最早发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后被收入2006年11月出版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论文集中，如今做了增补和修改，和另两篇小文一起出现在这本《说不尽的大槐树》中，不妨对读三者，看看赵世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年来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