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是最有温度的一件事（共情与嫉妒美好与孤独）
自由恋爱是最有温度的一件事（共情与嫉妒美好与孤独）这种对女性间能否形成真正友谊的质疑与贬损，到今天也并无扭转。在亚隆看来，大众媒体仍在强调“阴险恶毒的少女组成的卑劣的小圈子，以及年轻女人为爱争风吃醋，这些都延续了传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贬损了女性作为朋友的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深入挖掘女性的书信、自传以及回忆录，其实不难发现女性友谊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女性被认为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因为她们与男性相比是弱者，不够忠诚和坚定。十六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著名的《论友谊》中对女性的看法也是完全负面的。虽然他提出了“异体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论证了友谊的重要性，却将女性排除在外，认为“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友谊”，“她们的灵魂看来也无法承受如此紧密且持久关系的压力”。直到十九世纪，英国《星期六评论》仍会撰文发问，“女人是否甚至能够成为女人的朋友？”但是，关于女性友谊
记者 | 实习生 汤明明
编辑 | 黄月
在美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交到朋友，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在《The Social Sex: 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台版译名“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因为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喜欢社交、心胸更开放，更有同理心，更有教养，配合度更高，也更为‘友善’”。而我们也总能在影视和“小妞文学”中看到女性亲密无间的样子。相比之下，男性间的友情好像只是简单地“凑在一块”，并不会像女孩一样互诉衷肠，分享最私密的感受。抛开男女不同的交友模式不谈，“女性友谊”似乎早已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存在。就像是《欲望都市》中四个性格迥异的女孩经常在一起购物、参加聚会、八卦一样——如果女性找不到同性好友一起“闲聊”会是多么地孤单和沮丧呢？
而在策展人、作家苏珊·布莱特（Susan Bright）看来，人们总是容易把“闲扯”（chit-chat）看作是肤浅和无关紧要的行为，而有时“闲扯也可能是深远且事关本质的”——很难找到恰切的字词来形容这种游弋于欲望、虚荣和命运之间的分享过程。几年前，她曾和一位陌生女性一同乘车前往某地开讲座，当她担心气氛尴尬、不知如何度过两个小时车程的时候，对方主动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婚姻变故，两位不同背景的女性在分享彼此经验的过程中达成了共情。
但是，关于女性友谊的叙述并非总是和美好有关，除了布莱特分享的陌生女性相识相知的美好缘分，女性间的嫉妒与竞争也总是充斥在关于女性友谊的叙述当中。以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来说，即使没有理由去质疑主人公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对彼此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可能忽视她们从童年一直持续到老年的漫长博弈。
友谊在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对于女性的成长有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女性友谊的阴暗面？女性能够在彼此陪伴、帮助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共情吗？
修女、女政治家与女书：浮出地表的女性友谊
在玛丽莲·亚隆看来，关于“男性友谊”的叙述占据了历史大量的篇幅——从《伊利亚特》的阿基里斯和帕特洛克斯，到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里的罗兰和奥利维耶——对男性友谊的赞颂似乎挤满了每个角落，女性友谊却一直遭到贬损与忽视。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女性被认为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因为她们与男性相比是弱者，不够忠诚和坚定。十六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著名的《论友谊》中对女性的看法也是完全负面的。虽然他提出了“异体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论证了友谊的重要性，却将女性排除在外，认为“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友谊”，“她们的灵魂看来也无法承受如此紧密且持久关系的压力”。直到十九世纪，英国《星期六评论》仍会撰文发问，“女人是否甚至能够成为女人的朋友？”
这种对女性间能否形成真正友谊的质疑与贬损，到今天也并无扭转。在亚隆看来，大众媒体仍在强调“阴险恶毒的少女组成的卑劣的小圈子，以及年轻女人为爱争风吃醋，这些都延续了传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贬损了女性作为朋友的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深入挖掘女性的书信、自传以及回忆录，其实不难发现女性友谊的丰富性和广阔性。
从十三、四世纪流传出的修女的信扎和回忆录来看，女性在修道院内教会彼此识字、处理生理上的病痛甚至帮助对方隐瞒怀孕。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出现了一批愿意为共和政体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爱国女性”，她们“抵制进口茶叶，作为对英国征收赋税的抗议，还为军事防御捐款”，在这个过程中，志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过书信联系，偶尔造访彼此的寓所，鼓励彼此成为“爱国与自由的理想模范”。例如出身政治世家的摩西·华伦（Mercy Warren）和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Catharine Macaulay）最初就是为了支持爱国人士而建立了友谊，并保持了二十年的信件来往。华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人有关也和女性相关，她在写给凯瑟琳的书信中说，
“当观察是公正的，且对得起良心和品格时，究竟该意见是来自私人女性朋友嘴巴说出的轻声细语，或是由男人在议会中用如雷贯耳般响亮的声音说出的大胆言语，我想无关紧要。”
曾在中国湖南江永县出现、只在女性范围内流传和使用的女书也同样揭示了历史上女性生活幽微隐蔽的一面以及女性友谊的重要性。从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女书最早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清末，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唱诗体，通常书写在扇面、布帕和纸片上。江永县的妇女会聚在一起一边做女工一边教授、传唱女书，因此，即使当地并非所有女性都会女书，但大多数女性都会唱女书。只不过，现在会书写“女书”的老人已陆续离开人世，“女书”也逐渐失传。
女书作为汉字的异形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以来一度笼罩着神秘诡谲的色彩。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明丽在《女书与女书文化》中指出，女书是江永县的“老同”交流的工具，“老同”本来指的是“同年生的结交朋友”，也称“老庚”“同庚”，“在中国是常见的人际现象”。不过，在女书流传的江永县，“老同”的范围却扩宽了——“只要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拜姊妹，成为‘老同’”——她们也通过女书形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组织”。
赵明丽认为，女书的创作源于女性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情感需要。从现存的女书资料和仍会使用女书的老人口述来看，女书是女性度过少女时光的精神寄托，女性友人以此分享对彼此的信任、对婚姻生活的希冀与恐惧，以及害怕婚姻将彼此分开的担忧。虽然女书会因为少女团体进入婚姻经历而陷入短暂的低潮，但在“老同”的晚年又会重新活跃。女书在婚后“老同”的交往中更多承担着倾诉和宽慰的功能，比如分享彼此的病痛与婚育之苦、丧子以及丧夫之痛、老年面对不孝子孙的赡养问题，甚至囊括了对自然灾害的记录以及日军侵略带来的创痛。
“老同”与女书的存在本身并不具有反叛和抗争意味，也不是一种抵抗父权的工具，在赵明丽看来，女书的背后是一个“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封闭式女性社群”，离不开“父母对女孩的娇养而操办的同庚女伴习俗”，并且女书多半为七言诗歌，受于篇幅和体裁的限制，语言与内容难免流于宽泛和程式化，丧失了更多具体的生活信息和内心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书在给予女性交流机会的同时，或多或少让她们的活动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之外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诉说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削弱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规训。
从这个角度来说，挖掘历史上的“女性友谊”、揭示友谊对女性生活的重要作用就具有了某种“赋权”的意味，我们得以了解从前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还原了女性的经验与声音，以及她们是如何依靠彼此，相互扶持、鼓励度过生命中各个时期的。当我们向历史回望，“女性不具备真正的友谊”的刻板印象得到了反驳，女性友谊的广阔面貌也大为丰富。
从“那不勒斯”到《聊天记录》：孤独的自我探索
亚隆在《The Social Sex》一书中强调了历史上女性友谊的伟大与重要性，但未探究女性友谊“可鄙”的那一面。不得不承认，女性友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敌对、嫉妒、竞争甚至是越轨的行为。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在《单身女性时代》（All the Single Ladies）一书中指出，这种状况离不开社会对同性联结的恐惧以及对异性恋模式的倡导。当女性从小就被鼓励将异性的爱作为获得幸福和认可的主要（唯一）方式的时候，就会忽略同性的交流与陪伴的重要性，并让“这些女性朋友成了在男人面前互相争宠的对手”。
但这还不足以诠释女性友谊“阴暗面”的复杂性。苏珊·布莱特，在《我的朋友，我的自我》（My Friend My Self）一文中表示，这种“阴暗面”凸显了人类的易错性（falibility）以及“女性友谊对自我的一系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女性间的“相爱相杀”甚至也是她们进行自我探寻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与男性相关——尽管表面看起来极为扭曲。她提到，“女性友谊中的迷恋和越轨所展现的都不是团结，而是孤独……透过这些故事里的友谊，人们可以窥见女性心智的幽微之处，以及友谊如何影响了亲密的、内在的以及内向的情感，或曰希尔斯（小说《除非》作者）所谓‘内在人格的痛苦挣扎’。”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埃莱娜和莉拉的一生都近乎在互相依赖、需要和博弈中度过。埃莱娜一直都在逃离那不勒斯和原生家庭，试图获得自我认同。她发现莉拉有过人的天赋，注意到她有一双灵活的双腿，她甚至觉得自己可以试图通过追赶莉拉，来避免和自己跛脚又粗鲁的母亲一样，重复她的困苦与不幸。虽然两人在学习上的竞争随着莉拉被迫辍学而中断，但埃莱娜意识到，如果没有莉拉在学习上的帮助，她就会一蹶不振，失去“唯一的优势”。另一方面，出落得美丽又生猛的莉拉显然又让自卑于自己外形的埃莱娜陷入了自我厌弃和怀疑。莉拉在智识和性魅力上对埃莱娜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当埃莱娜得知自己喜欢的尼诺最初和她告白，是为了介入自己和莉拉之间、因为莉拉让他“脑子很迷糊”的时候，她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并不愿再给莉拉写信。
但这种失望并非纯粹因为不被喜欢的人认可，甚至和尼诺本人无关——他更像是埃莱娜逃离那不勒斯和难以忍受生活的一个象征，牵动出了她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因此她会在海边“孤单地哭起来”，内心里想：
“我是什么，我是谁？我感觉自己又变漂亮了，没有青春痘了，阳光和海水让我变苗条了，但我喜欢的人，我想讨好的人，并没有对我表现出一点点兴趣。这到底是命运和我开的什么玩笑？我想我居住的城区像漩涡一样，想从那里出来，简直就是妄想。”
这种扭曲而满溢着孤独的自我探索在萨莉·鲁尼（Sally Rooney）的《聊天记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虽然《聊天记录》被《纽约客》誉为“新一代的偷情文学”，但小说并没有花过多篇幅描绘女大学生弗朗西斯和已婚男演员尼克的情事，人物成长很多是靠弗朗西斯和好友博比的对话推进的。弗朗西斯和博比同时被艺术家梅丽莎请到家中做客，弗朗西斯备受冷落，而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为自己并不如博比那样迷人。在一定程度上，梅丽莎的丈夫尼克更像是一根解救她岌岌可危的自尊心的救命稻草——试想一下，如果梅丽莎在一开头就注意到了弗朗西斯，那么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
在弗朗西斯和博比成为朋友之前，她深感孤单，同时备受自尊心折磨，只好在交不到朋友时幻想自己比别的学生都要聪明，但又“感觉自己配不上真正的友谊”。在这个时候，外表优雅、家境优越却对世俗抱以轻蔑嘲弄态度的博比，无疑添补了弗朗西斯内心的渴望，甚至成为了她理想形象的投射。她开始对自己的脸和身体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模仿博比的举止神态，以至于碰巧看到镜中的自己时会觉得过于逼真“感到一种诡异的、非人的震惊”。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她一开始以情人的身份和博比交往，分手后二人仍是形影不离的朋友。
可惜弗朗西斯不能通过臆想来复制博比的人生，她的孤单感仍然贯穿始终并让她频频失控。表面上，弗朗西斯热衷于批判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自称“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有权利不爱任何人”，实际上却不断渴望被认可，成为一个“值得被赞许，值得爱的人”。成长是在这种艰难的平衡中发生的，否则她将一直身陷这种内耗之中。
虽然布莱特的文章不断强调“竞争、嫉妒、越轨和负罪感固然是存在的，但真爱也并未缺席”，但它同样也揭示了女性友谊致命的缺陷：为何女性自我成长中总是充斥着嫉妒、自欺和孤独呢？为何她们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会建立在和同性好友的竞争中，潜意识地将对方作为理想的投射？
答案或许在于，在社会规范仍普遍默认女性要足够有钱、有爱、有魅力才能获得幸福的情况下，不满足此条件的女性将往往陷入难以弥合的崩裂中；又因女性没有被平等地赋予参与公共事务、向外扩展自身的机会，她们通常只能将这种自我探索依附到女性友人上，以内缩的形式展开与自我的战争。
从《海滨故人》到《对岸的她》：谁是友谊的“遗弃者”
女性友谊的脆弱性也让它面临一个重要的诘问：同性间能否实现真正的共情，形成紧密的联盟？女性依靠友谊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能否建立一种更加健全、稳定的关系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女性间的陪伴是否也可以同样作为“伴侣模式”，和异性恋模式一样为人们提供情感需求吗？
丽贝卡·特雷斯特质疑了对“伴侣关系”单一想象：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正确判定‘真正的’的伴侣关系呢？两个人必须经常有性的接触、有生理的欲望才能算伴侣吗？他们必须经常互相给予性的满足、而且互相忠诚吗？如果按照这些标准来看，那么，许多异性恋的婚姻也不能算真正的伴侣关系。”
在此基础上，她再次强调了女性友人相伴的模式和能和异性恋家庭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的报告，非亲缘家庭关系长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拟亲属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近来推翻了这种区分，他们认为自我组建的家庭和传统家庭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存在意义’，这种‘自发性的亲属关系’往往可以‘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可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赋予归属感，缓解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欧洲曾出现过一批旨在提升心灵又不需要隐修的女性宗教团体，如意大利的“第三级教士”（tertiaries）和西班牙的“被赐福的女人”（beatas），其中最知名的是悲礼会。它最早出现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再扩散至德国与法国。悲礼会的女性来自不同阶层，她们或已婚或单身，为了追求“灵性目标”居住在一起。在亚隆看来，在不允许女性公开住在一起的中世纪社会，悲礼会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合理、尊重的方式”。她说：“如果可以，有些人宁愿与其它女人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意被限制在婚姻或女修道院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这些不想结婚或离过婚的女人，在没有隔离的宗教团体内所建立的友谊具有替代家庭（ersatz family）的功能。
“五四”时期的作家庐隐也在《海滨故人》中也提出了女性友人一起生活的构想。女学生露莎在暑假约朋友来海边避暑，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日在海边散步与高谈阔论。回校后，她们依旧一同于公园内散步，分享心事。露莎写给朋友的信中道尽了女性友人一起生活的构想，以及这种生活形态被婚姻打破的沮丧与悲哀。她眼中理想的生活是这样的：
“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
友谊被婚姻破坏的恐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她们“先后走到成人世界”、接二连三被迫进入婚姻后，露莎感叹同性友谊敌不过“男女之爱”。她们不无悲哀地发现，所谓的新式教育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虚幻的赋权，她们仍旧要回到家庭中，成为妻子的角色，甚至嫁到与自己理念格格不入的旧式的家庭，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因此，祝福在女伴的婚姻中缺席，同性朋友结婚的时候“仿佛是胜利者的所有品，现在已被胜利者从她们手里夺去了一般”。新娘仿佛也变了一个人，一改原先的活泼清爽，“像笼里鹦鹉，毫无生气，板板地坐在那里，任人凝视”。
到了现代社会，同性友人的陪伴与结合也许更为轻松与自由——女性不再需要依循悲礼会的严格会规和限制，同性情谊也不再单纯作为异性恋的替代或逃避方式存在。但这种被特雷斯特认可的“自发性亲属关系”的稳定性仍会遇到挑战：既然女性友人的结合出于完全的自愿，双方也并非是同性恋人式的组合，女性朋友们完全可能在遇到爱人或工作变动后离开，那么在友谊中被“遗弃”的女性该怎么办呢？
丽贝卡·特雷斯特在书中反复提及了女性友人的离开对自己的影响。一想到朋友留下自己独自生活，她悲伤地哭了出来。“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轨道，然后不可避免地和它脱离，独自哀伤。”那么，单身女性能够或需要指责婚姻对友谊的破坏吗？
从美剧《绝望主妇》《大小谎言》和日本作家角田光代《对岸的她》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婚姻不仅没有摧毁女性友谊，某些时刻反而成为了友谊深入的前提——它将家庭背景、婚姻状况和性情迥异的女性们联结起来，帮助彼此渡过亲密关系遭受的暴力，帮助彼此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找到缺失的关爱与自我认同。那么，在友谊的陪伴模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的时候，这些女孩又该如何应对自己的孤独或寻找新的友谊呢？她们又该如何应对衰老与病痛呢？这或许又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面向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