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黄金岁月（上海滩黄金时代的声音与影像）
上海滩之黄金岁月（上海滩黄金时代的声音与影像）周璇在“本色”原则影响下所饰演的一系列美丽善良、活泼伶俐的女性形象体现着为时代浪潮所卷裹的中国人民内心对传统的美好女性的向往，以及对轻松愉悦的娱乐形式的需求。古装歌唱片与古典美人周璇 但她们的表演，还多以 “本色”为主。表演的“本色”原则很多时候会以一种性别化的约束来运作：“它将女演员引向‘可信’的原则……这种‘可信’根源于对理想女人的社会性构建，即‘善良女孩’应当‘自然’、‘天真’、‘真’。”周璇在《马路天使》所扮演的小红就是一个典型的“善良女孩”：“小红才十五六岁，韶秀娇憨，极惹人爱怜……天真之心，譬如蓓蕾，在盛开之前已为愁苦之虫所蚀。”天真善良的个性与坎坷凄苦的身世使这一角色几乎具备了所有“惹人爱怜”的元素，再加上周璇清丽的外型和甜美的歌喉，影片一经推出便使“周璇的演技博得内外行一致称赞”。
各个时代的美女都拥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民国的四大美女之一周璇旗袍一穿摇曳生姿，“金嗓子”唱起来更是宛转悠扬。她带着民国时代特有的风情与美妙的歌声，在上海影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作为影坛第一代两栖发展的明星，周璇的形象也折射着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黄金年代的审美趣味，是初步成熟的造星机制下诞生的第一批巨星。
成名伊始：善良女孩“歌女小红”
周璇成名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滩，彼时的上海影坛，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基本成熟的造型机制。明星的类型也呈现出细化和多元化特征，阮玲玉、蝴蝶等人已成一代巨星。
但她们的表演，还多以 “本色”为主。表演的“本色”原则很多时候会以一种性别化的约束来运作：“它将女演员引向‘可信’的原则……这种‘可信’根源于对理想女人的社会性构建，即‘善良女孩’应当‘自然’、‘天真’、‘真’。”
周璇在《马路天使》所扮演的小红就是一个典型的“善良女孩”：“小红才十五六岁，韶秀娇憨，极惹人爱怜……天真之心，譬如蓓蕾，在盛开之前已为愁苦之虫所蚀。”
天真善良的个性与坎坷凄苦的身世使这一角色几乎具备了所有“惹人爱怜”的元素，再加上周璇清丽的外型和甜美的歌喉，影片一经推出便使“周璇的演技博得内外行一致称赞”。
古装歌唱片与古典美人周璇
周璇在“本色”原则影响下所饰演的一系列美丽善良、活泼伶俐的女性形象体现着为时代浪潮所卷裹的中国人民内心对传统的美好女性的向往，以及对轻松愉悦的娱乐形式的需求。
最好的例证是“孤岛”和沦陷时期周璇在“古装歌唱片”中所饰演的一系列古典美人形象。在早期歌唱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37至1945年间，歌唱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与武侠片、神怪片、恐怖片、喜剧片和言情片一道构造了上海影坛的“畸形繁荣”。留在上海的周璇此时主演了19部歌唱片，它们大致可被分为两种类型：“时装歌唱片”与“古装歌唱片”。
其中，“古装片歌唱片”有意识地借鉴了戏曲元素，代表着该时期歌唱片的最主要成就。周璇在此期间塑造了才色双绝的董小宛（《董小宛》），娇俏伶俐的红娘（《西厢记》），能歌善舞的梅妃（《梅妃》）等多位德才兼备的古代女子，迎合了那个动荡不安、信念崩坏的环境中，人们对于稳定时代和传统女性的怀念，赢得了大量支持者。
“明星体现着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危机的社会价值。”出身平凡，经历坎坷却从不放弃向上的努力，凭借演艺才华在电影圈绽放光彩，同时竭力保持自身的纯洁与和善：
这些汇聚在周璇形象中的美好品质正是上世纪那价值观混乱、矛盾丛生的情境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品德的要求。“柔和温存”，“纯洁的心灵”，“为人和蔼，世故未深”，“像女神般端坐在钢琴边”等溢美之词充斥了关于周璇的报道，公众把他们在生活中匮乏的质素不断地投射到周璇的身上。
周璇的成熟期：影坛娜拉
因此当周璇与严华的婚变登上报纸头条，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离家出走的报道甚嚣尘上，“纯洁女神”的形象行将破灭之时，面对各种揣测和即将降临的批评，周璇在《申报》和《新闻报》发表启事以作澄清，对严华大加斥责，全盘否定两人的夫妻情分，说自己是“惑其甘言，不辨清伪”。
接着又在《万象》杂志上刊登长文《我的所以出走》为自己辩护：“当美满的家庭不能获得，甜蜜的生活成为幻梦，而一种例外的痛苦紧紧地压迫着她时，她自然只好挣断桎梏的锁链，与恶劣的命运诀别，而另觅她的新生之路了。”她不惜公布自己被抱养的“畸零”的身世，详细地描绘同严华的感情经历与变化，将自己比作五四文学运动以来备受推崇的独立女性“娜拉”，“我可以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将会比‘娜拉’更积极的。”
在此之前，作为明星的周璇生存在一个“善良、活泼、热爱歌唱”的固定印象中，“古典美人”扮演着中国传统文化所要求的美好女性。而当婚姻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原有形象无法挽救之时，她选择给自己披上“新女性”的外衣，树立起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
娜拉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在进行思想启蒙时所运用的重要角色符号，与“五四”叛逆精神及女性觉醒紧密相连：“女性的解放以个人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 它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确立的重要标志。因此 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以兼具性别主体觉醒与个人自由的双重指向 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理想文本。”
无法继续扮演传统意识形态所要求的贤妻良母，周璇立即转向新文化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现代女性——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她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缝合，尽管严华在同期《万象》上刊登了为自己辩解的《九年来的回忆》，人们更支持曾经的温婉歌女走出家庭，勇敢追求幸福。
这一场成功的“危机公关”对传统文化与启蒙思想的转化和利用无疑与四十年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与旧道德，一方面是呼声渐高的“女性独立”和新伦理，深陷战争泥潭、政权动荡的中国为两种观念同时提供了生存空间却无力将其整合为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
婚变之后周璇所扮演的角色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她时而身世坎坷，等待男性角色的解救，时而意志坚定，成为男人的帮手与精神支柱。唯一不变的是她甜美的歌声与笑容，作为“周璇”这一形象最经典的标志贯穿至她银幕生涯的最后。
结语：
明星形象的建构包含着丰富的多义性：电影作品与主流媒体文本构成了他们公众的、非凡的、银幕上的面貌——他们被打造成公众所期待的样子；
同时明星所隐藏的真实的一面也会影响他们的公众表现，观众渴望了解明星不为人知的一面，八卦报道应运而生，挖掘明星生活的各种细节并将其公之于众。
周璇的一生，灿烂而又坎坷，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安和之后的遇人不淑使她的内心始终处在动荡里。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荡和敏感，让她在大银幕上塑造的“脆弱美人”更加的我见犹怜，顾盼生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