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四王绘画展（名士圣贤容曜丹青）
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四王绘画展（名士圣贤容曜丹青）当画者为不同的人物作画时，提笔的瞬间，对人生的参悟与对故事的诠释便会同时出现。画者借助个人的阅历与绘画技巧逐步完成了对人物的端详以及刻画过程，此即一幅肖像画的诞生。千百年间，每一代后人都会带着当时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去感知画中的故事，持续的揣摩与印证交叠，肖像画的生命亦得以延续。此次展览展出的《二程夫子画像》虽不知作者为何人，但其绘画风格已初具立体感，设色晕染有明暗区分。人物面部与衣纹的用笔有粗细之分，有别于以往通体并重的画法，使肖像画的特色愈加明显。历史上“二程夫子”指的是程硃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两人皆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画中的兄弟二人前后站立，皆穿官服，冠带齐全，手持牙笏，姿势端正庄重，表现出了大儒师者的气度。名臣、名士在明清肖像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类画像既体现了礼制、官制、服饰与人物形象相融合的特征，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明清时期的时代风貌。创作技法
翻开明清的历史，文人雅士频出，并不逊于唐宋。文化在这个东方的国度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度，即使在动荡、昏暗的岁月里依然能耸立起一座座挺拔的艺术丰碑。承接上期内容，本期继续为大家分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容曜丹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的第二部分展品。
名士，是眉宇间的多愁善感，是谈笑中的之乎者也，是待人接物时的恭敬谦和，是笔墨纸砚里的诗韵豪情……
在古人的观念认知和应用实践中，传记文体与肖像画存在明确的联系。画者以人物容貌形体作为知识背景，在记录人物的传记文体与肖像画之间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相互阐释关系，人物的容貌形体也因此在功能上与传记文体产生了某些重合。
肖像画，不仅介入了传记文体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自身也受到了传记文体所承载的观念和规律的深刻影响。至明清时期，肖像画已趋于完备，尤其是清代肖像画，较之明代更加繁复写实。诸多画者将西方油画技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画风，并直接影响了肖像画的创作形式，譬如名士像中的朝服像、便服像等类型。
名臣、名士在明清肖像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类画像既体现了礼制、官制、服饰与人物形象相融合的特征，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明清时期的时代风貌。创作技法或为墨骨淡彩，或为线条勾勒多层渲染，或为白描，或为受到西方铜版画和素描影响的兼容中西的画法。题材形式和技法的多样化彰显了肖像画的全面发展，而画者在文化态度上所持的从容与宽容、自觉与自信，让绘画过程‘化西’而不‘西化’，成为一次基于主动性文化选择的审美嬗变。
此次展览展出的王树穀的《杜甫采药图》对人物的刻画把握十分精准，画中杜甫左手捻须，右手持采药镰刀和竹篓，衣纹线条挺劲流畅，面部刻画生动，有淡然自得之貌。画者对于前朝名士的描绘大多依据相关蓝本，虽在运笔技法上与前朝有所区别，但画者“如镜取影，俨然如生”的写真技艺却开启了深铭于中国肖像画史册的肖像画艺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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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像是古代帝王表彰有功之臣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道德训诫意义，也是政治功利性的表现。此类画作大多是由君王下诏，一位或多位宫廷画家合作绘制。此外，圣贤像的构图模式一般沿袭了两汉时期确立的传统，不仅人物刻画要求形神兼备，还要辅以文字说明。由于圣贤像具有非常浓郁的政治意义，故此画像还需呈现出气势恢宏的视觉效果。
此次展览展出的《二程夫子画像》虽不知作者为何人，但其绘画风格已初具立体感，设色晕染有明暗区分。人物面部与衣纹的用笔有粗细之分，有别于以往通体并重的画法，使肖像画的特色愈加明显。历史上“二程夫子”指的是程硃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两人皆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画中的兄弟二人前后站立，皆穿官服，冠带齐全，手持牙笏，姿势端正庄重，表现出了大儒师者的气度。
当画者为不同的人物作画时，提笔的瞬间，对人生的参悟与对故事的诠释便会同时出现。画者借助个人的阅历与绘画技巧逐步完成了对人物的端详以及刻画过程，此即一幅肖像画的诞生。千百年间，每一代后人都会带着当时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去感知画中的故事，持续的揣摩与印证交叠，肖像画的生命亦得以延续。
说完名士与圣贤，我们即将开启雅集与文会的篇章。国家博物馆“容曜丹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我们下期再会。
眼缘艺志 第964篇献给生活的艺术礼物。
文字撰写：眼缘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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