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经典之作（每个人都应重温这篇40年前的经典之作）
30年前的经典之作（每个人都应重温这篇40年前的经典之作）1935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是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这篇以江苏学者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文章，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引发了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今天，“群众杂志”微信公众号郑重推送这篇文章，并综合整理中国之声、《瞭望》新闻周刊、新华日报等媒体对作者的采访报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胡福明
1935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是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文章写作的背景和理论来源
这篇文章是当时的需要、时代的产物。正如有句老话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大家都晓得，十年内乱给我们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国人民温饱不足，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迫害 知识分子也成为“臭老九”。像我这种贫下中农出身、苦读20多年书到南大教学的人 都被批判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当时我感到，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然而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我感觉不太对头 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背景下 我开始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反复思虑 逐步坚定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先验论 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完全对立的 所以我认为 “两个凡是”一定要破 不破 中国人民就不能前进。
但是面对“要不要写文章 敢不敢去发表” 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革命” 劳动改造了好几年 戴过高帽子 扫过厕所 游过街 拉过板车。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有信念的 在时代更迭之时 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前面。更何况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 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可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 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过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我面临的难题。仔细推敲、琢磨分析后我发现 “两个凡是”的根据，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巅峰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我通过再阅读再学习，确定了这其实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时，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当时，夫人生病住院，我在陪护夫人的同时，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分批带到医院。在医院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查阅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整理了数十条。写了改，改了抄，抄了再写，1977年8月30日，经历酷暑，我的文章终于写成了，有8000多字。
文章寄给谁？我很快想到了《光明日报》的王强华。他在南京一场理论界座谈会上，听到了我的唯生产力论观点，并向我约过稿。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给他。1978年1月20日，《光明日报》来信，告诉我文章要发表，但要做修改。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知道了，把我接到报社去。我见到了当时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哲学版发表，后来觉得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还要继续修改，今天请大家来提意见。马沛文第一个发表观点，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说:“这个做法不妥，不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这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文章就没办法发表。”最后，杨西光发表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要写得更尖锐，进行更深入批判，加强文章的战斗性；二是不给人抓住小辫子，要稳妥，要完整，不要让人产生片面性。就这样，我每天改稿，改后送给《光明日报》，对方反馈来意见建议后，再做修改。连续四五天打磨，改了有七八遍。
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将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当时和夫人住在那的他，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来，他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光明日报》的经历。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杨西光再次来看我，他说:“这篇文章，是你起头搞的，但是发表的时候，我们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回答说 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就能扩大文章影响。我是学新闻出身，这我懂，完全赞成！
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 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新华社再向全国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日转载。此时，我心潮澎湃，写初稿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战斗，到了定稿发表之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工作。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根据胡福明同志采访语录整理）
“群众杂志”微信公众号综合整理自中国之声、新华日报、瞭望、共青团中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