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背后的李大钊（学者背后的李大钊）

学者背后的李大钊（学者背后的李大钊）尤其是中国，更是重中之重。“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俄，在世界上非常不讨喜，时刻面临境外势力的颠覆，于是就想缓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让刚建立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喘口气。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什么都没做的李大钊，怎么可能有“南陈北李”的地位？事实上，李大钊是个纵横捭阖的猛人，那几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差点改变整个北方的局面。第一件事是联络吴佩孚。

一、

昨天是李大钊牺牲94周年的日子，我们就来聊聊李大钊。

由于长久以来的固定印象，以及小学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导致很多人对李大钊的理解，无非是图书馆主任、写文章和建党，然后什么都没做便牺牲了。

如果真的如此，有个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什么都没做的李大钊，怎么可能有“南陈北李”的地位？

事实上，李大钊是个纵横捭阖的猛人，那几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差点改变整个北方的局面。

第一件事是联络吴佩孚。

“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俄，在世界上非常不讨喜，时刻面临境外势力的颠覆，于是就想缓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让刚建立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喘口气。

尤其是中国，更是重中之重。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错综复杂，稍有不慎，便会成为欧美颠覆苏俄的前线阵地。

而且正在崛起的日本，也在威胁苏俄的远东安全，苏俄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日本，让日本不能继续向北扩张，毕竟“日俄战争”才过去十几年。

于是苏俄在中国甩了三板斧：帮助中共建党、联系孙中山的国民党、结交北洋的吴佩孚。

为什么要结交吴佩孚呢？

因为在1920年代初期，吴佩孚已经成为直系大佬，麾下有几十万大军，属于北洋政府话语权极大的实力派。

最重要的是，吴佩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经常在报纸上发表通电，反对签定巴黎和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每次通电都以爱国为主题，积累了很好的口碑。

当时很多人觉得吴佩孚是“救时之伟人”，北洋政府里站在人民立场的英雄。

苏俄看重吴佩孚的，正是他的立场和态度，而在苏俄和吴佩孚之间联系的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是学者么，怎么能和军阀联系上？

巧了，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校的时候，有个同学叫白坚武，俩人的关系非常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从北洋政法毕业之后，李大钊去日本早稻田留学。

而白坚武去北洋政府工作，先后做过冯国璋和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1922年又被吴佩孚聘为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首席谋士，类似于曹操和郭嘉的关系。

这层关系，让李大钊和吴佩孚可以直接对话。

正好吴佩孚也需要李大钊。

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吴佩孚准备召开恢复法统的会议，一方面谋求武力统一中国，另一方面要彻底清算梁士诒和交通系。

交通系是北洋政府内部的大派系，控制着铁路、航运、邮政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金融机构，交通系的一代目梁士诒，被人称为五路财神，做袁世凯秘书长的时候又称二总统，可想而知势力多大。

吴佩孚和李大钊谈话，目的就在于，请李大钊给“武力统一”出谋划策，并且利用工人运动清除铁路上的交通系。

苏俄和吴佩孚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李大钊不是王明，不可能白忙一场，给别人做嫁衣。

“苏俄要联系吴佩孚，那我就用人脉资源去联系，吴佩孚想武力统一和清除政敌，我也可以帮忙，但归根结底要发展自己的党组织。”

这就是李大钊的打算。

1922年6月7日，吴佩孚和李大钊在保定会谈，具体内容谁都不知道，但从会谈后的结果来看，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是能不能与苏俄缓和关系。

其二是李大钊帮吴佩孚出谋划策，并且帮他政治斗争。

他从保定返回北京的时候，带了12封北洋官员密谋的电文，交给胡适的《努力周报》发表，用学界名流的身份，帮吴佩孚造舆论声势。

当时的李大钊没有情报渠道，党组织也很弱小，这12封电文，只能是吴佩孚交给他的。

其三是做为交换条件，吴佩孚支持工人运动。

你吴佩孚不是标榜关心劳工么，现在掌权了，应该兑现承诺啊，要不然和其他军阀有什么区别？

于是在保定会谈后，吴佩孚通电发表“保护劳工”等政治主张，并且让李大钊派六个秘密探查员，在京汉、津浦等六条铁路上工作。

这六个秘密探查员，便是何孟雄等中共党员。他们表面上是帮吴佩孚调查交通系官员，其实是做工人运动。没多长时间，铁路上的党员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拥有相当雄厚的工人基础。

当然了，吴佩孚和苏俄没有走在一起。

李大钊也明白，给苏俄和吴佩孚牵线不是主要目的，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才是正道，他曾经和人说过：

“吴佩孚毕竟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在什么幻想，他能发出那样一个通电，我们就算没有赔本。”

说到底，还是利用机会给自己做事。

此后几年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追根溯源，其实就是李大钊在保定谈下的。

二、

利用吴佩孚做工人运动之后，李大钊又去联络冯玉祥，准备在军队里发展力量。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本意是让他努力作战，结果张作霖送来50万银元贿赂，冯玉祥马上倒戈。

他私下和张作霖和解，然后带兵回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结结实实的搞了一个大新闻。

但是事情做完以后，冯玉祥发现：

自己的势力不足，根本不能以独当一面，这该如何善后呢？

唯一的办法，请段祺瑞出来做和事佬，和张作霖一起对抗直系，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把几方势力都拉进来，才能勉强有了下坡台阶。

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事，中共党内开始不同意。

很多人觉得冯玉祥和段祺瑞一样，都是必须打倒的封建军阀，要是和他们一起做事，岂不是同流合污了吗？

李大钊不同意，他认为冯玉祥是可以争取的，最起码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冯玉祥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然后在冯玉祥部队发展党组织。

于是自1924年12月起，李大钊便通过关系和冯玉祥联络，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冯将军尽管说。

冯玉祥也不客气，明知道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好，就说需要苏联援助，李先生能不能想想办法？

李大钊发现机会了。

他以中共的名义，请求苏联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并且派人来指导工作。以党的名义说话，可见对冯玉祥的重视程度。

正好苏联结交吴佩孚失败，就听了李大钊的意见，大力援助冯玉祥。

此后一年时间，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收到大批武器装备，包括5.5万支枪、6900万发子弹、各种大炮70门、机枪230挺，而且苏联还派来军事顾问，帮冯玉祥办军校训练军官、创建兵工厂生产武器。

一支装备落后的乞丐军，就此鸟枪换炮可以在中国横着走。

李大钊也没有白干。

他和冯玉祥建立关系之后，便派王若飞、宣侠父、刘天章等党员进入国民军，组织俱乐部发展党员，并且通过宣传革命理论，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冯玉祥的国民军。

就连冯玉祥也承认，国民军的战斗力提高，其实是官兵明白了要给穷苦人谋利，要革命成功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纯系政治训练所奏奇效。”

而国民军里的党员，经过几年时间经营，已经直接掌握了数千人的部队。

那些秘密组织经历了“清党”，依然在杨虎城部队保存下来。

他们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安事变的火种。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时联合冯玉祥的最大目的，就是干掉张作霖。

因为在北洋军阀里，皖系和直系已经倒台，最大的军阀部队就是奉系张作霖，不干他干谁。

就像中共北方区委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里说的：“我们必须用尽所有力量，形成反奉武装大联合，以至于最后消灭奉系军阀。”

所以在帮冯玉祥要苏联援助的时候，李大钊就派任国祯等党员去东北，和哈尔滨的党组织联系上，组成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黑龙江和吉林发展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李大钊通过地下组织渠道，促成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

具体是如何谋划的，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但是1945年王若飞在延安公开说过，郭松龄倒戈，事前和李大钊有关系。

王若飞不可能瞎说，基本就是板上钉钉了。

郭松龄和任国祯组成两条战线，谋划的大事业，就是打倒张作霖。

具体计划就是郭松龄攻入奉天的时候，国民自治军在黑龙江和吉林暴动，南北夹击互相呼应，一举夺取东北。

冯玉祥则牵制关内部队，有余力的时候就出关支援，而李大钊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亲自发动首都革命，带领人民群众推翻北洋政府。

夺取东北之后，冯玉祥、郭松龄和国民自治军（共军）连成一片，然后取得苏联援助。

到那个时候，整个黄河以北的局面，基本上定了。

这个计划宏大而且周密，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要知道那个时候是1925年12月，国共在广东发起的北伐，还没影子呢，这事真要做成了，哪还有南京国府和蒋委员长什么事，而且中共起码有东北两省的根据地。

可惜。

日本在东北有巨大利益，看到郭松龄的部队势如破竹，担心东北脱离日本控制，便和张作霖签定《日奉密约》，并且在郭松龄抵达奉天城下的时候，派出关东军从侧翼攻击郭松龄。

进攻不顺利，又让郭松龄部队害怕失败的后果，于是参谋长邹作华逼迫郭松龄投降。

无奈之下，郭松龄带领卫队突围，最后被杨宇霆处死。

北方革命功亏一篑，半年后，国共两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张作霖还是没逃过死亡的命运。

只是，那时候李大钊已经牺牲了。

三、

1927年，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北京，于4月6日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逮捕入狱。

此时的李大钊名声很大，各界都在营救，但张作霖已经问过西方国家的意见，统一回复是可以杀。

张作霖不放心，又给北洋将领和蒋介石发电报，问他们该怎么办。

张学良和张宗昌的意思是立即正法，而蒋介石回了八个字——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再加上李大钊之前差点干翻张作霖，他才下定决心，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名革命人员。

有一种说法，因为没有给侩子手行贿，导致李大钊被绞了三次，用了足足40分钟才气绝身亡。

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李大钊做了很多大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没有立即见效，却在多年后发挥作用。

在党组织弱小的年代，他以一己之力，撑起北方的半壁江山。

都说盖棺定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评价李大钊，还是官方的评价最准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两个评价都很有分量，尤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这个评价的，党内只有9人。

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相当于盗火者。他年轻时从苏俄取来星星之火，到牺牲的时候，已经是再也扑不灭的燎原烈火。

那些星星之火中，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月薪是8块大洋。

但是根据北大的档案记载，毛泽东只在18年12月、19年1月、2月领过工资，说明以前几个月，他是没有工资的。

毛泽东的北京生活很艰苦，能有8块月薪度日，还是在李大钊身边工作以后，李大钊帮他争取来的。

这份恩情，毛泽东长久的记在心里。

他还去了天安门广场，亲耳听到李大钊做《庶民的胜利》演讲，那种激情澎湃的演讲风度，也在毛泽东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李大钊带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并且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步一步带着他走向革命道路。

毛泽东回到湖南之后，创办了文化书社，但是由于资金短缺难以经营，又是北京的李大钊出手相助，用“免去押金”的办法，寄来北大出版的50多种书籍，帮文化书社渡过难关。

所以毛泽东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说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学术导师，那么李大钊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导师。

李大钊在北京牺牲3个月后，毛泽东在武汉说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然后就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武装暴动。

22年后，那支残破武装已经变成百万雄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迁往北京，刚进城他就开始感慨：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那时的毛泽东，肯定想起了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岁月，还有李大钊指导他读书时的谆谆教诲。

他望着百废待兴的北京，可能默默的说了一句：

“先生，革命成功了，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