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清真寺有几个（逐渐清晰的莫尔寺）

耶路撒冷清真寺有几个（逐渐清晰的莫尔寺）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成果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价值。图为正在进行发掘的莫尔寺双塔考古工地。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图为2019年进行考古发掘时拍摄的莫尔寺遗址区。如果沿着图片上方延伸，很快就可以见到南疆铁路。图的左侧为莫尔佛塔，右侧为方形塔，在两塔之间可以看到发掘出土的I、II号建筑基址，即两处僧舍和大佛殿遗址。图为石头城遗址。 方形塔平面复原示意图 方形塔位于遗址最北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该塔砌于一个边长近40米的方形台基之上，台基利用自然台地修整，并沿四周砌筑厚约86厘米的土坯护墙而成，东北面护墙现高仍有约2.3米。考古工作者推测，此塔在台基的中心起土坯塔，平面方形，为多层结构，第一层东北面边长29.2米，其上逐层缩进砌第二、三层等，目前至少还可分辨出4层。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在莫尔寺大佛殿北侧配殿出土的面部石膏佛像，长26.5厘米，宽15厘米。

2019年大佛殿遗址中心大殿出土的石膏佛像的局部，长14厘米，宽13厘米。在莫尔寺出土的石膏佛像均为残片。较大的残片包括头发、脸部、手臂、手掌、腿脚、衣饰等。从这些残片可知，最大的佛像可达2至3倍于真人大小，而较小的则仅高为数十厘米。

莫尔寺遗址考古出土的陶罐。遗址共发掘出1万余件文物，包括各种石器、陶器、骨和木制器具甚至还有棉、麻、毛、丝织物等残片。

图为2019年进行考古发掘时拍摄的莫尔寺遗址区。如果沿着图片上方延伸，很快就可以见到南疆铁路。图的左侧为莫尔佛塔，右侧为方形塔，在两塔之间可以看到发掘出土的I、II号建筑基址，即两处僧舍和大佛殿遗址。

图为石头城遗址。

方形塔平面复原示意图 方形塔位于遗址最北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该塔砌于一个边长近40米的方形台基之上，台基利用自然台地修整，并沿四周砌筑厚约86厘米的土坯护墙而成，东北面护墙现高仍有约2.3米。考古工作者推测，此塔在台基的中心起土坯塔，平面方形，为多层结构，第一层东北面边长29.2米，其上逐层缩进砌第二、三层等，目前至少还可分辨出4层。

图为正在进行发掘的莫尔寺双塔考古工地。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成果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价值。

莫尔寺遗址是我国西部的大型佛寺遗址之一，始建于公元3世纪前后，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喀什是丝绸之路西出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我国佛教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汉唐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从2019年起，莫尔寺考古纳入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经过3年来的考古发现，喀什绿洲考古发掘最大的独立佛教寺院在当年的模样逐步显现出来。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区域统称为西域。随着佛教传入，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开始在西域出现。

今天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佛教遗迹，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根据《法显传》《宋云惠生行记》《大唐西域记》等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西域佛教流行，寺塔林立。这些佛教寺院大多已消失，少数保存下来的也只剩下残垣断壁。

那么这些佛教寺院原来是怎样的呢？从2019年起，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启动的新疆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虽然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研判，但已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

佛塔遗址显示出

当年的巍峨壮观景象

今天沿南疆铁路旅行，在即将到达喀什时，可以从车窗清晰地眺望远处大漠中矗立的莫尔寺佛塔遗迹。莫尔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东北荒漠中，坐落在天山南麓支脉固玛塔格山东南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小台地上，是一处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佛教寺院遗址，其西、南面为辽阔的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

莫尔寺遗址于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引人瞩目的莫尔佛塔就耸立于台地中部西侧约8米高的陡崖边缘。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莫尔”，就是烟囱的意思，也曾因其形似烽燧而误称其为炮台。佛塔是一座覆钵式塔，由方形塔基、圆柱形塔身和上部覆钵型塔顶构成。靠近地面处的塔基边长约12米，佛塔现高约12米。

莫尔佛塔采用了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整座塔的原表面已全部被风蚀殆尽，所以已无法确定早先覆钵上是否还有宝匣、相轮等设施。覆钵的顶部正中有一个向内凹进的四方形空间，其底部中心有一个较小的方形轴孔直通到塔基处。根据周围地面土质、土色的变化，推测塔基之下还修建有巨大的方形夯土台基。

在莫尔佛塔西北约60米处，还存有一座略呈方形的实心土坯塔，塔顶和四面均已毁坏。考古测量表明，这一实心土坯塔残存部分高约11米，底部边长约21.8至23米。塔底部周围地面有厚度不等的黄土堆积。2021年的考古工作曾对塔底部周围进行部分清理，发现黄土堆积包含大量木屑、楔形木片，靠近地面有很厚的烧灰层，烧灰层下清晰显露出铺砌整齐的土坯结构——这座塔很明显是被烧毁的。考古工作者推断：塔的四壁或顶部原来很可能有木构设施，被火烧后灰烬最先掉落到地面，之后构成塔体的土坯不断散落，覆盖在烧灰层上面，经长期风雨侵蚀形成黄土堆积。正是得益于黄土堆积的保护，底部塔基保存相对完整，由此，可以对塔基相应部位进行初步考古复原。

佛殿出土

大量石膏佛像残片

莫尔寺遗址两塔之间，可见到3处略高于地面的土堆状建筑遗迹，其中靠近方塔端的建筑遗迹经过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群，已发掘出包括大佛殿、僧舍和“回”字形佛殿等3座屋墙相靠的单体建筑。大佛殿建筑整体呈长方形，由中心正殿、南北两侧各两个厢房即配殿、配房以及门房构成。正殿长近11米，宽近8米，大门朝向东北，大致为坐西朝东，门前有宽广的平地。依据发现的方形柱础可知，正殿内原有两个支撑屋顶的大柱子。沿正殿后墙和北侧墙脚砌有宽约1米、高约0.45米的土台，可能是放置佛像的像台。正殿和北侧两个配殿均出土大量石膏佛像残片。

在莫尔佛塔北约20米处，还新发掘出第二处“回”字形佛殿。这处佛殿东北和东南面共布置有3个小房间，与“回”字形佛殿一道共同构成一处平面略呈长方形的建筑。“回”字形佛殿是整座建筑的主体。殿内四壁抹有草拌泥地仗，地仗上绘壁画；正中心有残高3至10厘米方形像台。在像台上面和四周发掘出土石膏佛像残片，推断像台上原来有立佛。像台四壁有壁画残迹，回廊地面也散落有细小的壁画残片，推测佛殿内壁和像台四壁都曾绘有壁画。

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莫尔寺遗址至少有几种不同形制的佛殿。由中心正殿和两侧配殿、配房等构成的长方形大佛殿，是西域地区极少发现的佛殿类型，具有中原佛寺的特征，可以说明其属于汉传佛寺建筑。结合出土佛像和钱币等综合分析，其最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公元8世纪唐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疏勒有汉大云寺，唐武则天曾令诸州各地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曾兴建。据此推测在莫尔寺遗址发现的这处佛殿有可能就是武则天时期所建的大云寺所在。

“回”字形佛殿在中亚和塔里木盆地地区十分常见，流行时间也很长。考古工作者推断莫尔寺遗址此次发掘的“回”字形佛殿出现于公元4世纪前后。

在莫尔寺遗址中还新发掘出土两处布局几乎相同的大型僧舍。其中一处僧舍内部分隔为6个房间。各房间墙面和地面涂抹白色石灰面。另一处僧舍内部房间内砌有灶台，出土了陶纺轮、木篦、小铜钱等遗物。

两处僧舍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内部布局也基本相似。这些表明它们可能出自同一个建筑模板，或者是在相距很近的时间里修建，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3世纪前后。

寺院布局

揭示兴盛和衰败过程

从目前考古发现进行推断，莫尔寺应是在不同时期逐步修建起来的。在佛教建筑传入喀什之初，位于遗址中部的莫尔佛塔最先修建起来，随后在塔的周围营建僧舍，体现了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特点以及以犍陀罗样式为代表的中亚佛教的影响。公元4世纪前后，在前期的建筑基础上增建了“回”字形佛殿，两座“回”字形佛殿基本上仍然是朝向莫尔佛塔，说明莫尔佛塔及其所在的位置，依然是寺院空间布局的中心；但佛塔已不再是唯一的朝拜对象，佛像崇拜也兴盛起来。发掘的长方形大佛殿是遗址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营建。大殿正门朝向东北，脱离了对莫尔佛塔的关照而成为新的寺院中心，完全改变了原来以莫尔佛塔为中心的格局。

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玄奘到疏勒时，疏勒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其规模远超新疆其他地区。慧超同样记载疏勒“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葱韮等”。莫尔寺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牛、羊、马等动物骨头，应当就是当时疏勒僧侣所食的残余。

莫尔寺遗址发掘不仅清理出多种类型的寺院建筑遗址，还出土了1万余件珍贵文物，包括石球、石磨、石盖，玉纺轮，陶罐、陶壶、陶盏、陶盆，铜钱，骨簪、骨针，木建筑构件、木梳、木篦、木碗、木陀螺，以及石膏佛像和棉、麻、毛、丝织物等残片。铜钱中不仅有开元通宝等年代明确的钱币，也有当地模仿中原钱币铸行的无字小钱等钱币，反映了中原经济、文化对当地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出土的1万余件石膏佛像残片，包括佛头、脸、头发、衣物、手、腿脚等部位，既有比真人更大的巨型佛像，也有仅数十厘米的小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发现，显示了犍陀罗风格和中原风格的特点，是研究佛教艺术传播和演变的新资料。

通过考古发现，莫尔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全部建筑遗址内外地面都分布很厚的烧灰层，显示整个寺院最后是被火烧掉的。自此，莫尔寺也不复存在。

在莫尔寺遗址筹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通过3年发掘，清理出4处建筑基址共5个寺院建筑。明确了方形佛塔塔基的基本结构，它们与莫尔佛塔一起，构成莫尔寺遗址的主要建筑体系；考古工作者也初步明确了各类建筑的形制特点、功能、年代和废弃原因，由此梳理了莫尔寺遗址的发展演变过程。

莫尔寺遗址中的佛教建筑遗迹，出土的大量石膏佛像、陶壶、陶罐、石磨、玉纺轮、木梳、木篦等器物以及动物骨骼和粮食，不仅反映了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情况，也是研究喀什地区汉唐时期宗教信仰和寺院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这些考古成果，证明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宗教管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对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史的研究和教育也有重要意义。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对莫尔寺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规划也在同步进行。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制定的遗址核心区保护设计方案已获得批准并实施，在2021年通过了整体验收；莫尔寺遗址本体保护规划正在加紧制定中。

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播，深入阐释文物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价值，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目前，推进莫尔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已列入喀什地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将利用高科技手段，以遗址展示、文物陈列、现场演艺、模拟体验、影视动画等多种形式，提升和强化遗址的观瞻效果和吸引力。“喀什市莫尔佛寺遗址保护开发建设项目”已被列为“十四五”建议项目库中的文化润疆工程支撑项目，将围绕莫尔佛寺遗址建立遗址观光区和文化体验区。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负责人，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