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晋卿行书（北宋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苏轼王晋卿行书（北宋苏轼草书醉翁亭记）《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作者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 草书《醉翁亭记》写成之后，未经刻石即被人秘藏，得之者不轻易示人，因而长期不知去向。直到元朝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四月，才有赵子昂见之并作跋。从跋文中得知，此长卷曾经赵子固鉴定为真品。赵作跋时，长卷归冯伯田所有

​书法密码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公元1091年，苏轼知颍州时，受请写了两体《醉翁亭记》。一是应开封府刘季孙求书，于十一月乙未，以真、行、草间用字体写成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一是应滁州太守王诏求书，于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书写成，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

苏轼在同年同月时间里写成的两体《醉翁亭记》，除字体不同外，另有两点区别。一是开头不同。草书体开头篇名前有作者姓名，即“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大字楷书体开头则为“醉翁亭记”。二是后跋不一样。草书体是“开封府刘君季孙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而楷书体则为：“开封府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由此可见，草书《醉翁亭记》是开封府刘季孙亲自到颍州求书得到的；而大字楷书是滁州太守王诏请开封府刘季孙代为求书的，而王诏本人没有到过颍州。

草书《醉翁亭记》写成之后，未经刻石即被人秘藏，得之者不轻易示人，因而长期不知去向。直到元朝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四月，才有赵子昂见之并作跋。从跋文中得知，此长卷曾经赵子固鉴定为真品。赵作跋时，长卷归冯伯田所有。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并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之后，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高拱所得长卷，后为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败落后，此卷落入宫中，后因火毁。

康熙壬申年（公元1692年），河南新郑高有闻（高拱族孙），因鄢石磨损不清，便将家藏原拓本重刻，这套石刻共用长60厘米-90厘米、宽40厘米的青石24块，立于新郑高拱祠堂，因刻工精美，较原刻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刻石由郑州市博物馆藏。

河南鄢陵县档案馆珍藏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 为绢面、册页装淡墨精拓本 硬板纸 前是碑文后为跋 该拓片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历经四百多年沧桑 屡遭浩劫 至今下落不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拓片的存世 不仅使苏轼草书之原貌得以传承 并为后人研究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作者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与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醉翁亭记》原文：

环滁（chú）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hè)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láng yá）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chán）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zhé)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fú）日出而林霏(fēi)开，云归而岩穴（xué）暝（míng），晦（huì）明变化者，山间之朝（zhāo）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yǔ）偻（lǚ）提携（xié)，往来而不绝者，滁（chú）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liè），山肴(yao)野蔌（sù），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hān）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yì）者胜，觥（gōng）筹（chóu）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tuí）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yì），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今译：

环绕滁州城的都是山。它西南方向的众多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秀丽，远望那树木繁茂，又幽深又秀美的地方，那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出来的，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一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于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谁?是山里一个名叫智仙的和尚。给它取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的。太守同宾客来到这里饮酒，喝很少的酒就醉了，而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秀丽的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

太阳一出来树林中的雾气就消散，烟云聚拢来，山岩就显得昏暗了，阴暗明朗（交替）变化，（这就是）山间的早晨和傍晚。野花开了，飘来一股清幽的香气，树木清秀挺拔枝叶繁茂，形成浓郁绿阴，秋高气爽，霜色洁白，水位落的时候就显出了水里的石头，这是山里的四季的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因而乐趣也无穷无尽。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答应，老老少少来来往往不间断的，这是滁州人出游。到溪水边捕鱼，溪水深，鱼儿肥，用酿泉的水酿酒，泉水香甜而酒色清净，山中野味野菜，杂乱地在前面摆开，这是太守举行的酒宴。酒宴上畅饮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得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人们有时站立，有时坐着，大声喧嚷，宾客们（尽情）欢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在宾客们中间，那就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夕阳落山，人影纵横散乱，太守返回，宾客跟随。这时树林里浓荫遮蔽，鸟儿到处鸣叫，游人离开后禽鸟在快乐了。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游人的快乐为快乐。喝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酒醒了能够用文章记述的人，就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公元1065年5月，苏轼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父亲魂归地府。按当时惯例，苏轼扶送灵柩回乡，居家两年后。公元1068年，苏轼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岁。从此，他再也没有还乡，从此，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岁月中，都成了镜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见半点波澜：“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又苏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句，苏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句，其豁达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时，却是万般悲伤：“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就是风流无双的苏学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 笑世上可笑之人。贫穷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乡，而他偏不思乡。他是中国文人中罕有的一个异数，温和而倔强地反抗着人世的荒谬。中国的文人，往往都知道人生如寄，刹那芳华，但之后呢？不是试图及时行乐，就是躲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向隅而泣。放纵与自闭，两位一体。而苏轼，却说今天虽然夕贬潮州路八千，可谁知我明天就不会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离合循环，忧喜相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人生是一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戏剧，不到闭幕，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人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意味着一世挣扎的彻底结束。逍遥如苏轼，死神面前，又将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还是乌台诗案期间，苏轼不幸身陷囹圄。其时他和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方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乃把此事托付朋友，却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号。果不其然，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误送了熏鱼，骇得苏轼以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是苏诗中少有的凄凉之作：“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悲哀凄恻，不忍卒读。看穿人生万物如苏轼，还是迈不过这道槛，一样在死神面前胆战心惊。

不久，苏轼终知自己不过虚惊一场，但是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虽说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则可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但是，修之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见之于言；就是能见之于言，老师欧阳修也说了，“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既然如此，世间又有什么能够永恒？除了虚无，这个世界可还有别的底色？能参透这些，方得佛法三昧。这就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深有感触写下的一段话：“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这是的确的，能明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也就够资格成阿罗汉了。多年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奈何桥边时，他已不再恐惧，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是泯然众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来的念经学佛，终让他无我无相，物我两忘，有若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