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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最后的机会(群狼环伺的大宋该何去何从)

大宋最后的机会(群狼环伺的大宋该何去何从)元昊称帝后不服王化,屡次与宋交兵,双方损失惨重,只不过宋朝体量大,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影响不是很大。三川口之战宋军是10万人,全军覆役,三军统帅都被活捉了。好水川之战宋军也是10万人,全军覆没,主帅任福战死。次年的定川之战宋军被俘9000人。但是西夏损失也很大,西夏全国人口也就三百万不到,三次胜仗战死了不少部落壮丁,国内市场紊乱,物价飙升。元昊的国内压力很大。于是只好请和,双方和议,夏对宋称臣,宋赐给岁币。但是元昊关起门来照样称孤道寡,于是宋代的“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宋朝每年赐给西夏25万压岁钱,丝绸15万匹,白银7万两、茶时3万斤,对于大宋这些都是毛毛雨,反正互市榷场都会赚回来的。但是对大宋而言,最重要的是西北就得重兵把守,耗费了大量军事物资,西军得常年保持战争状态,以免西夏出幺蛾子,双方渗透和反渗透间谍战更加频繁。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言西夏疆域图西夏仿效唐宋建立政治制度,推行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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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国际地缘政治局势

北宋只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却并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汉唐疆域还被数个政权分裂划分。同北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党项的西夏、后期还有蒙古。那么大宋能不能在群狼环伺的不利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里纵横睥睨,游刃有余?大宋能不能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百年梦想?大宋能不能革新改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国家强大,重建华夏道统?这个也许是世纪之问,千年之问

(一)西夏土狼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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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首领李元昊

党项族属于西羌的一支,原来在陕甘青宁区域游牧,唐朝时期从青藏高原走下来到了黄土高原,被当时的吐蕃和大唐分别统治羁縻管理。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都兴庆府(银川)。史称西夏。元昊建立的西夏其实叫大夏国(也叫大白高国),因为他在宋朝的西边,所以这个大夏就被称为西夏。元昊并不是开国的皇帝,他的父亲李德明,祖父李继迁在位称王,宋朝司马光提议归还党项人祖地五州,于是夏朝的政权基本上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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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疆域图

西夏仿效唐宋建立政治制度,推行科举制,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也是在汉字基础上改造的,笔画比汉字复杂得多。西夏文是一种死文字,无人能念。但是1908年俄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将里边的西夏的文物全给打包运走了。所以说这个是敦煌第二,吾国文化之伤心史。今天中国的学者如果要研究西夏学,必须得去俄罗斯留学去。后来在考古时候发现了一本西夏人骨勒茂才编的西夏文跟汉字对照的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所以西夏文现在是能够看懂了,但是音还是不会读,没有人会说西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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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复杂的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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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言

元昊称帝后不服王化,屡次与宋交兵,双方损失惨重,只不过宋朝体量大,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影响不是很大。三川口之战宋军是10万人,全军覆役,三军统帅都被活捉了。好水川之战宋军也是10万人,全军覆没,主帅任福战死。次年的定川之战宋军被俘9000人。但是西夏损失也很大,西夏全国人口也就三百万不到,三次胜仗战死了不少部落壮丁,国内市场紊乱,物价飙升。元昊的国内压力很大。于是只好请和,双方和议,夏对宋称臣,宋赐给岁币。但是元昊关起门来照样称孤道寡,于是宋代的“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宋朝每年赐给西夏25万压岁钱,丝绸15万匹,白银7万两、茶时3万斤,对于大宋这些都是毛毛雨,反正互市榷场都会赚回来的。但是对大宋而言,最重要的是西北就得重兵把守,耗费了大量军事物资,西军得常年保持战争状态,以免西夏出幺蛾子,双方渗透和反渗透间谍战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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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版的“三国鼎立”

(二)大辽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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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

契丹崛起于西拉木伦河上游,是游牧渔猎的民族。唐末的契丹八部势力开始发展,汉族农民迁到长城以北,契丹人学会了种植、建城、农耕。十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提倡农业,接受汉族文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后改名叫耶律亿。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国,定都上京,他就是辽太祖。少数民族的领袖都有各自的叫法,匈奴叫单于,突厥叫可汗,吐蕃叫赞普,他们只有入主中原之后才会建立帝号。而这个契丹人在草原上就建国称帝,一切都模仿中原仪式和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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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辽疆域图

辽有五个京城,因为它南院政府服务的是汉化的契丹人、渤海人和汉民,所以定都南京幽州。北院政府服务的主体是契丹、奚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对外定都上京(内蒙古的巴林左旗)。但是契丹统治者实际上在五个京城转着住,四时捺钵(行营),意思是四季渔猎,居无定所,也方便周边的游牧民族和一些未开化民族觐见朝贡,顺便宣扬契丹国威

契丹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契丹文,但比汉字复杂得多。契丹文现在也是一种死文字。想不明白为啥造字那么复杂,一般百姓怎么可能轻易学得会?按历史规律来看,越是简易越容易流传下来,越是复杂的越是容易淘汰失传。契丹文常用的是3000多个字,我们现在能够认出来的是500多。因为辽朝出于保密的考虑,书禁甚严 官方与北宋的往来全是汉文 汉字是单音节字 契丹语是多音节 所以他用契丹字记述是很不方便的。只有内部契丹文件才会使用契丹文。但是随着汉化的加深,许多契丹百姓也不会写契丹文,只会写简便的汉文和说些简单的契丹话。等辽一灭亡 这个契丹文也就随着辽的灭亡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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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难懂的契丹文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 改国号为辽。这时候的契丹已经汉化比较严重了,儒生大量进入朝廷。但是以述律太后为首的契丹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所以倾向汉化的太子耶律倍被废,次子耶律德光即位。但是历史大势浩浩汤汤,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契丹的全盘汉化对契丹有利有弊,马背上的民族一旦下马治国就避不开是否接受中原汉文化这个传统。因为一般儒生都认为治国理政野蛮人干不了,只能他们来。但是说实在话,儒生做的也不是很好,文人相轻,文武对立,党争误国,反正文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契丹汉化的过程中就明显的开始了中原王朝的宿命,三百年兴亡定律。契丹贵族也开始腐化堕落,革命成功为太祖打下天下了,就开始迅速沉迷于中原汉人的花花世界。谁还会冒着冷风出去放牧牛羊,祖先的骑马弯弓射箭的传统很快也就丢弃不用。

中原王朝的华夏民族有这么一个认识——胡虏无百年之运。意思是少数民族如果入主中原 他的统治不可能超过一百年。因为你一进入中原 你就势必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一汉化还是不汉化。汉化不汉化你都得完蛋。比如像匈奴、鲜卑、羌等民族一入中原都汉化了。孔子曾经说过,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就是说只要你接受汉化,那你就是中国人,时间一长你就是汉人了。蒙古人不接受汉化,还大搞民族矛盾阶级分立剥削压迫,在中原占据了97年就灰溜溜的滚回草原了。

契丹统治者很有创造力,国内推行一国两制(南北院制)。就是藩汉分治 设立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统治汉人和渤海人 北面官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很好的缓和了国内民族矛盾,实现了契丹综合国力强大的基础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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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雍熙北伐

宋太宗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后,又取了北汉。急欲携得胜之威顺手取燕云十六州完成国家统一,但是公元979年高梁河之战(北京常竹院公园),宋军大败。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900铁骑把10万宋军打得全军覆役,宋朝皇帝只好坐驴车败退南方。太宗皇帝箭伤年年复发,再加上战败的心理阴影,最后郁郁而终。四年以后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绰就是萧太后,开始垂帘执政。宋朝看契丹主幼国疑,20万大军兵分三路再次伐辽,东路军是主力,由平定五代十国时候的大将曹彬亲自指挥,田重进出中路,潘美、杨业出西路。东路军一出遭到辽军主力的痛击,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4万铁骑把10万宋军又打得全军覆没,曹彬带了几十人逃离战场。中路军田重进被吓得在边境上杀良冒功就回来了。西路军这边潘美、杨业他们出去之后,燕云十六州占了山西四个州,应该说是大捷。但辽军主力是骑兵,等东边的战场平定就迅速回师西线,然后西路军的补给跟不上,潘仁美只能后撤,杨业打掩护。最后西路军杨家将全军覆没,杨业兵败被俘,关在昊天塔,绝食殉国而死。

大宋在公元979年和公元986年的两次北伐,几乎都被人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宋统治者开始确立“守内虚外”的政策。意思是主要力量转向对人民的防范和镇压,而不再对外开疆拓土、对外扩张。但是契丹人家兵强马壮,本来就对南朝国土垂涎三尺。一看你大宋军事实力这么弱,每天就会打嘴炮,还占据了中原的肥美之地,战场上看见我们就丢盔弃甲,战功这么多这么好拿,不拿白不拿。于是后期契丹就开始大举犯境,寇准随宋真宗御驾亲征,澶州城宋军床弩射杀契丹大将萧达凛才使得萧太后同意和谈。

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边境上“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意思是头发都白了的老人,一辈子没见过打仗的。这样一来促进了民族的交流融合、和平友好。但是和平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契丹来说,和平导致统治阶层耽于享乐,进取心丧失,对周边民族继续压迫剥削,防范警惕性降低。契丹人打仗的时候已经不再勇猛无前,冲锋陷阵,反而依赖女真等未开化的民族作雇佣军。所以女真部落崛起后,光脚的完颜阿骨打可不怕你穿鞋的契丹人,就是要打碎你的瓶瓶罐罐,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契丹人末日也就到了。当然比契丹还弱的大宋也大事不妙。

(三)大金异军突起

宋辽百年争端之后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就是女真族。女真族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唐朝曾经在黑水靺鞨的地盘上建立黑水都督府,后期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公元925年,渤海国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渤海国的地盘就并入到了辽,黑水靺鞨地盘后来也归辽统治,他们是在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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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勇善战的女真人

完颜部在11世纪的中后期统一了女真各部,但是统一之后的女真族也是受辽的统治。当时女真人是非常强悍的一个民族,根据《大金国志》记载说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马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相,浮马面楼。”就是说女真人吃苦耐劳,性格彪悍,骑马渡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在辽统治女真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成年女真男子不能满一万,满一万就无敌于天下。所以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永远受别的民族的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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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在中国冷兵器战争史上,乃至世界冷兵器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冷兵器时代打仗完全就是靠体力,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的时候只有800人,直接对抗一个幅员万里拥众千万的大帝国。辽帝国比北宋大多了,“东临于海,西抵流沙,北逾庐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东到大海,西抵金山(阿尔泰山),北逾庐朐河(蒙古国),南抵白沟。800名女真人起来造反,辽国朝廷上下也没拿它当回事,随便派来了2500人镇压,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女真人的部队发展到了2500,辽国来了2万人,契丹人依旧丢盔弃甲。阿骨打的部队发展到3000,辽国枢密使驸马萧十三率10万大军来镇压,两军一开战,完颜阿骨打一箭把统帅萧十三射死了,军心动摇,契丹军队立马丢盔弃甲。女真收降契丹军队,导致女真部队越打越多。周围被压迫的民族部落也纷纷投靠阿骨打,契丹北院彻底的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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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疆域图

女真不满万,满万无敌于天下。因此,金太祖阿骨打开国称帝建金,都会宁。 “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所以以大金名之。完颜阿骨打推行猛安谋克制兵农合一。女真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全民皆兵。大金朝开始谋划契丹的巨大疆域,进而占据肥美土地,壮大女真部落。契丹朝廷震惊之余,开始联络大宋共同抗金。但是当时的宋朝,大宦官童贯梦想着有朝一日收复燕云十六州受赏封王,不少朝廷当权官员对女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借助大金收复燕云,削弱契丹实力,然后草原归金人,长城以南归大宋。于是双方海上之盟就在大宋和大金之间建立了。契丹使者哭泣而回。

(四)蒙古也想做草原的主人

在十二世纪中前期,蒙古草原上散布着一些组织松散的部落联盟,蒙兀国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彼此间既有紧密联系,但也时常爆发冲突,甚至是战争。而在部落联盟内部,围绕着权力和利益的斗争也是从不间断。这种局面对于当时北方的霸主金国来说,自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只要这些部落维持一盘散沙的状态,金国的西部防线就可以安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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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诸部分布图

在众多部落中,与金国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重要部落有:克烈部、塔塔儿部、汪古部、蒙兀国。金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西部边境稳定,就想方设法挑起这几个重要部落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为死敌,自己则以宗主国身份在必要时候出手干预,锄强扶弱。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在金国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挑拨离间策略都非常奏效。蒙古高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经常爆发战争,彼此结下了血海深仇。然而,到了十二世纪末期,乱局终于被人打破,改变这一局面的人名叫孛儿只斤·铁木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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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

成吉思汗是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之子,由于父亲早逝,部落遭人吞并,成吉思汗幼年可谓是历经磨难。后来在克烈部王汗(王汗是也速该的安答,即结义兄弟)的协助下,成吉思汗得以重新建立了蒙古乞颜部,并迅速发展壮大。成吉思汗的崛起本应受到金国统治者的重视,然而此时金国统治者却误判了形势。他们认为,与金国边境接壤的塔塔儿部实力越来越强,已经对金国形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于是,金国在1196年出动大军讨伐塔塔儿部,并要求作为其藩属的克烈部和蒙古乞颜部共同出兵。在三方力量共同打击下,塔塔儿部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金国统治者却万万没想到,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大受益者却是成吉思汗。原来,蒙古与塔塔儿部早就结下了血海深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就是被塔塔儿部所毒杀,而他的另一位祖先俺巴孩汗,则是被塔塔儿部俘虏后送给金国,最后遭酷刑惨死。因此,即便金国不出兵,成吉思汗也迟早要向塔塔儿部寻仇。如此一来,金国统治者就可以继续利用相互制衡策略,平衡草原各部的实力。可是,金国却主动出兵攻灭了塔塔儿部,既为成吉思汗铲除了心腹大患,也为他在蒙古人心目中树立了“为父族复仇”的美名。此战之后,成吉思汗的势力迅速扩大,短短几年时间就统一了蒙古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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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野蛮凶悍的蒙古人

世居于蒙古高原上的汪古部是金国在戈壁地区的主要守护者,长期以来,他们充当着金国军事的辅助力量。几乎每次金国发动的大型军事行动,汪古部都要出兵予以支持。可是,当蒙古日益强大后,金国对汪古部的信任程度就与日递减。金国统治者认为汪古部作为蒙古高原上的一份子,更有可能倾向于蒙古人。这种怀疑在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与成吉思汗公开见面后,变得更加具体。为了防止出现更多变数,金国派人刺杀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并打算扶持一位忠于金国的汪古部首领。然而,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死后,他的一个侄子继承了他的地位,并宣布立即与金国决裂,并正式承认蒙古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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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上的汪古部

汪古部的反水让金国不仅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而且也失去了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汪古部领土的控制权。自此,蒙古人可以通过汪古部领土,对金国和西夏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金国在关键时刻的两次致命失误不仅让成吉思汗如虎添翼,更让自己陷入了尴尬失策的境地。而且蒙古部落相较于女真和契丹,更加野蛮落后,经常的灭族屠城,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认为长生天是万物之主,出征之前都会祭祀祈祷,金朝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那么大宋呢?大宋统治者却依旧耽于享乐,醉生梦死。大宋当权者没有从上一次海上之盟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虽然也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宋连金朝都打不过,那更厉害的蒙古估计能把大宋秒成渣渣。但是当权派对蒙古人心存幻想,把国家统一的希望又放在了蒙古人身上。对女真人的痛恨,二帝被掳的记忆适时地被唤醒,于是第二次海上之盟又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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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统治下的蒙古人和契丹人

(五)大宋的相关对策

1、以文化为媒介扩张同化

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和平,边境安定贸易兴旺,使者往来频繁。每年给辽的岁币相当于北宋两个县的财政收入,但是避免了兵连锅结,烽火频年,可以说大宋用金钱买来了和平。大宋的儒学文化在契丹很受重视,辽国建立太学,聘请中原的大儒,引进中原的优秀知识书籍,大宋诗人写的诗句很快就能在上京流行,大宋的进士在国外也备受尊重。辽的统治者自己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这里文物指的是典章制度。意思是我的典章制度,跟中华是一样的,你不能把我视做蛮夷,我也是中华。他已经认可了自己是中华,他待的这块地就是中华的了,这块地就并人我们中华版图,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了。所以中国领土的扩张,跟美俄等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靠军事扩张,我们是靠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的扩张。

2、建立榷场,商业往来密切

宋朝卖书籍、卖化妆服饰奢侈品、卖瓷器、卖茶叶、卖丝绸等深加工的有附加值产品,通过互市贸易往来,大宋收益巨大。然后再买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牛马、骆驼、毛皮等低端原材料。相当于大宋朝通过剪刀差薅草原羊毛百年,赚取了草原民族的巨额利润,然后紧紧的掌握着市场的上游生产,把大宋的文化知识、风俗习惯、奢侈产品、技术等都出口到了草原上。然后双方紧密的经济利益绑架了双方,通过商业活动能够得到的东西,战争得不偿失。因此宋辽双方保持了百年友好和平,商业经济活动功莫大焉。

3、大宋的文武官制出口

大宋朝作为中原王朝,其先进程度毋庸置疑,被游牧民族各种羡慕嫉妒恨。但是没办法,农耕文明就是富得流油,像流蜜的天堂。所以大宋的所有东西外国都想学习模仿山寨,那时候也没有知识产权。再加上当时的大宋印刷术的进步,相关的宋版书籍卖疯了。尤其是技术类书籍根本没有或者大宋统治者不屑于保密,外国的间谍想要知道大宋的核心技术买书就可以了。然后大宋的年度白皮书等关键书籍都出口了。辽国南北两院的南院就完全的模仿大宋官制,文武分立,科举考试分科选拔人才。开始学习管理农耕文明,结果大辽国势蒸蒸日上。西夏也模仿学习大辽和大宋,然后蕃汉分院新鲜出炉。也有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积极从大宋吸收人才,策反边境大将。

4、有识之士意识到技术出口的漏洞,开始对异族及其文明有警惕心

宋代国家边界的划分、贡品的数量、贸易的等价、使节的礼仪等等,都明显的说明宋朝并不意味着天下,不能像汉唐那样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自欺欺人。“积弱”的现实和“自大”的意识,事实上对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辞令,如此巨大反差,使得这些有华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宋代士人颇为尴尬,这在唐以前的中国几乎是没有的。

宋代文化知识的专有权力意识开始萌芽。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起,朝廷就下诏,令边民除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榷场。仁宗天圣五年(1027),又因为发现臣僚著撰文集,经由雄州榷场流向北方的辽国,于是下令重申禁例,并且命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康定元年(1040)再次下令禁止,而且许人告发,并委托开封府来全权管理。又过了十几年(至和二年,1055),对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相当敏感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严厉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时事的文字,“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识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而元丰元年(1078)四月,皇帝再次下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两年以后又下诏杭州,“禁民毋以言涉边机文字鬻高丽人”。接着,在元祐四年(1089),刚刚出使到过北方的苏辙也提出建议,“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于是,第二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这不是一种临时的策略或者偶然的警惕,而是现实情势的转移和普遍观念的改变。不仅是对于有可能来犯的辽夏,就是对于高丽和交趾,也一样小心,北宋的张方平和沈括,均对高丽入贡者,“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抱有很高的警惕。而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十日对交趾贡使乞市书籍的回应,虽然许诺可以出售书籍,但明确限制许可的范围,其中“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这些涉及国家机密的资料书,和能够引起强弱变化的技术书是不可以卖给“异族外人”的。

陈学霖曾经研究过这一变化,并指出,“自宋代以下,执政者辄以国防机密,或以政治安危为由,干预侵犯作者的权利,动以刑法处置民事,正是王权膨胀之结果……此一趋势,就是从宋代开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国为典范的王朝,在这方面实质上是背道而驰,史家宜发深思”。

5、宋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宋代的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文明”,开始对“出入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即使在北宋较安定的时代,他们也对异域人的活动有相当的警惕,天禧二年(1018),官方曾经根据朱正臣的建议,对于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蕃商”进行限制,景祐二年(1035),又曾经根据郑载的建议,禁止番客带妻儿在广州居住并购买物业,番商们不能在各地官衙附近购买房屋,这是为了在空间上对族别加以区分。同时,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元祐年间,官方曾经下令“举人及曾聚学人并阴阳卜筮、州县停废吏人,诸造兵器工匠……并不得入溪洞与归明蛮人相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一严厉的措施在两宋一直被严格执行,知识与国土和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有了严格的边界。

另外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宋代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感,也有了一种深深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代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的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它们进行批判,他们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对于祆教、摩尼教及其他教团的抵制和镇压,把几乎所有的异端宗教包括可能来自异域文明的宗教都牵连进去。像北宋元祐六年(1091)布衣薛鸿渐和林明发“以妖妄文字”被根治,就是因为他们“教本自海上异域人,于中国已数十年,而近者益炽,故其桀黠至敢上书,以幸张大”,而私刻异教经卷、怪异信仰行为,都在被禁绝之列,像崇宁三年(1104)令各州收缴并焚烧私刻《佛说末劫经》,宣和二年(1120)令拆毁斋堂并焚烧私撰的《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以及屡次下令禁止炼臂灼顶、刲肉燃指或者舍身投崖等等,理由就是“毁伤人体,有害民教,况夷人之教,中华岂可效之”;甚至连现代认为是“文明”的火葬,也因为它来自异域文化而不合汉族文明,在士绅阶层和理学家如程颐、司马光、朱熹等人的不懈抵制下,被渐渐禁绝。显然,宋代国家对于异族文明及其影响有相当深的警惕,也许,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的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天理”与“道统”说,其实,都在从各种角度凸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6、宋朝开始革新改良

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本论》,提出全面的变革方案,包括了“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即兵(军事)、财(财政)、法(制度)、贤(人才)、名(秩序)五个方面,这种要求国家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政治背景,如果仔细推敲,其实是在异域强大对照下的自我忧患。他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一个不得不回答的尖锐问题,现在一切表面看来都很好,但是,“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虽然,他一方面说现在“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但另一方面话里话外又充满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当时很普遍,正是因为外敌的存在和强大、汉族的焦虑和紧张,使得北宋春秋之学与攘夷尊王之学很兴盛,也使得庆历以后的那几十年里倡言改革成为风气。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序》里说的“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后两句就很有些感叹无奈的意思。西夏和契丹,使得从来以为中国即天下的士人,真正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局限,也深深地感到周边的压力。欧阳修在说到西夏时,虽然他很愤怒西夏“欲自比契丹,康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但是,他也察觉到中国对于西夏,“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曾经负责边防事务的韩琦也觉得,契丹已经“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这时的契丹给宋帝国的感觉,已经不是夷狄,而是敌国了,所以说,“契丹称强北方,与中国抗者,盖一百七十余年矣,自石晋割地,并有汉疆,外兼诸戎,益自骄大”。但是,他们觉得更可怕的是,一些中国人采取的是鸵鸟政策,掩耳盗铃,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痛心疾首地说,“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自北方罢兵,中国直信而不问,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苏辙也说,“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而这个病,已经不仅仅是肘腋之患,而且已经是病入膏肓。病入膏肓需要痛下针砭,但是痼疾又很难痊愈。邵雍《思患吟》里就长声叹息,“奴仆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而李觏《上范待制书》则忧心忡忡,一方面是“仕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赋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一方面又“异方之法乱中国,夷狄之君抗天子”。

7、宋代华夷之辩,重建道统

现实生活中,王朝的范围缩小,凸显了帝国的边界,过去汉唐那种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心理,在周边的压迫下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的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但是自己的文化合理性意义究竟在哪里?有人相信或者坚信这种文化的血脉吗?这使得很多士人开始担忧道统的失坠,尤其经过唐代中期的变乱,经过五代的纷争,历史记忆一直困扰着士人,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确认“正统”,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统”以对抗包括蛮夷戎夷狄之文化侵蚀的问题,这是《中国论》和《正统论》撰写的大背景,也是宋代道学或者理学产生的大背景。

一次,朱熹在与弟子的谈话中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应当“辩得华夷”即确立汉族传统,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就连穿的衣服也还没有“复古”,他甚至不惜以当时皇帝为例进行批评,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甚至“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而在他的历史记忆中,这个染上胡风的历史,可以从宋上溯到唐,从唐上溯到隋,从隋上溯到元魏。按照他的理解,中国文明已经被胡人瓦解了,或者说异域文明已经取代了汉族固有文明,所以横亘在他心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道统”,画清华夷之界,所以说,“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且要辩得华夷”。

(五)宋新社追评:

大宋自从立国开始就多灾多难,命途多舛。一直没有收回燕云十六州,也没有恢复汉唐的广阔疆域,也就是说宋朝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从后世来看,大宋和周边国家都是华夏大家庭的一员,都是汉唐遗民,不分你我。相互之间的战争加速了民族融合交流,文化统一和地区发展。但是从大宋的角度来看,就是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恶劣,国际环境不友好,游牧民族总是对大宋的农耕文明虎视眈眈,中原战争不断,人民水深火热。虽然大宋利用文化、商业等国家软实力同化辽国和金国很成功,但是西夏李元昊自立门户,蒙古也是拒绝同化,预示着未来的大宋肯定是多灾多难,如果大宋不加快新政革新、改弦更张、减缓国内矛盾,反而继续文武对立,党争不断;不团结一致对外,程朱理学继续阉割华夏民族雄起的一面,总有一日大宋会皇统断绝,亡国灭种。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面对大宋周边恶劣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该怎么办? 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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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立即着手革新改良,攘外必先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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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远交近攻,外交纵横睥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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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自生自灭,反正积贫积弱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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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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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自我阉割,继续守内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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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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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内外兼修,国家软实力同化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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