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离职的人（留在富士康的人）
富士康离职的人（留在富士康的人）在B区负责前端加工的宋慧丽回忆，10月3日，她朋友在G区上夜班，晚上12点刚吃完饭返工，就被封车间里边了，“封了将近30个小时”，之后整个车间上千人被拉到五公里外的一处隔离点。公开资料显示，富士康为苹果手机主要生产基地。航空港厂区总面积近560万平方米，是郑州富士康3个厂区里最大的一个。厂区内设ABCDEFGKLM十个区，分管不同生产条线。员工超二十万人。而像李思思一样未离开的员工，还在观望与等待中。徒步回乡10月初，富士康航空港区的车间就陆续开始封控。
在些许静默的富士康航空港区，李思思换了身衣服，从鞋套、防护服再到面罩，一身严裹，随即奔忙在空荡的宿舍间。
李思思是留守在厂区的员工之一，11月5日，她告诉澎湃新闻，这几天富士康在集体调迁宿舍，她被派去支援，去返乡、隔离人员宿舍清理垃圾。她表示，感染风险仍在，但因为人员减少，现在园区里的生活状况“确实好转了”。
此前10月13日，富士康航空港区开启闭环管理，通勤、食宿、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升级，但员工内部因信息不对称，产生恐慌情绪，一些人选择翻出闭环，徒步返乡。
11月6日，富士康发布消息，“充分尊重员工的去留意愿”，并组织员工安全有序返乡；政府将为自愿在厂区隔离员工发放补贴。当天，“郑州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富士康没有重症病例的出现，企业生产基本正常。政府与富士康方面沟通出台了相关员工关爱措施。
而像李思思一样未离开的员工，还在观望与等待中。
徒步回乡
10月初，富士康航空港区的车间就陆续开始封控。
公开资料显示，富士康为苹果手机主要生产基地。航空港厂区总面积近560万平方米，是郑州富士康3个厂区里最大的一个。厂区内设ABCDEFGKLM十个区，分管不同生产条线。员工超二十万人。
在B区负责前端加工的宋慧丽回忆，10月3日，她朋友在G区上夜班，晚上12点刚吃完饭返工，就被封车间里边了，“封了将近30个小时”，之后整个车间上千人被拉到五公里外的一处隔离点。
宋慧丽说，厂区一直没公布转运人数。只是每天车间都有临时广播，通知哪位员工混采（20人1管）异常，得去做个单采，没问题继续上班。尽管车间里的广播一天响好几次，但她和同事最初并未在意，“见怪不怪了”。
其间，厂区的防疫管控在不断升级。10月10日起，核酸两天一检改为一天一检；10月13日，厂区开启闭环管理，在外居住员工必须入住公司宿舍，通勤只能走固定路线。沿途立起不少铁丝网、挡板。更细微的变化是，发放的普通口罩，变成了N95。
10月13日，富士康开启闭环管理。
F区员工陈伟坤说，10月15日，F区一车间爆出几例阳性，隔天通知全车间隔离，负责转运的大巴“忙了一晚上”。此后，食堂从错峰用餐、逐步关停，至20号全厂区取消堂食。因厂区班车基本停运，陈伟坤得拿着盒饭回宿舍吃。单程就得走40分钟，期间各宿舍人流密集。
富士康员工在隔离期间的伙食
但与此同时，陈伟坤感觉车间的人在明显变少，晚班的人被调来补充白班，两条流水线合为一条，“努力凑出一个班次”。10月21日，他因混管异常，成了密接者，在宿舍隔离，口罩成了他与舍友间唯一的防护屏障，舍友则照常上班。
同在F区的王庆斌有点慌。他所在条线约三百人，出勤数锐减至四五十人，他总想：会不会哪一天，就轮到他阳了？原先爱和人闲聊的他，那时很少开口说话，晚上，他和舍友睡不着，各自静默刷着工友发的短视频：看厂区转运大巴，还有那些“无声的救护车”。
10月25日，王庆斌成了密接，去G区做单采——因混采异常人数骤增，厂区专门在G区设置了快筛点，做抗原检测、当时他排着队，数了下，最多时排了6条队伍，人挤人，“一队将近几百人”。27号，他被疾控中心告知阳性，尽管早有预期，那一刻他还是泄气了。
在后勤张海超的记忆里，10月17日至23日，他所在的K区“混管异常的人越来越多”，他负责带这些人去G区做抗原快筛，其中不乏有人情绪激动，但他很难去安慰，毕竟自己也是提心吊胆，很怕“阳”了。
网络上也开始流传“（富士康）郑州园区约两万人确诊”的消息。10月26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发布声明表示，该消息为严重不实信息。10月30日晚间，“郑州发布”的消息称，本轮疫情传播速度快，但病毒载量低。“截至目前，富士康厂区未发生重症感染现象，疫情总体可控。”
他记得，唯独一个员工，得知他混管异常时，第一反应是怕全勤津贴没了——10月19日，富士康在旗下的iDPBG事业群通知：10月26日至11月11日出勤补贴提高至100元/天，并给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励奖金。
张海超表示，那时富士康不少人留着，更主要是想把“返费”挣了。返费指的是富士康几年前为了吸纳新员工出的规定：新入职90天，并出勤满55天后即可一次性获得补贴10500元。
张海超说，那时员工既想挣钱，又怕感染。徘徊其间，想着赶紧把返费挣了回家。他给员工发中药包时，发现有的人甚至一天喝个三四包。
而因员工临时大批量隔离，有些人没法得到及时照顾：吃不上饭、缺药，挨冻……这些信息飞速流通在各个员工群。“可能十分钟都发几百个群了。”张海超觉得，这一下放大了员工对隔离的恐惧。
到了10月28日，一个谣言同样在群内疯传：“港区即将成为免疫试验田，阳性员工全部返岗。”一时间，徒步返乡的人多到保安都拦不住。隔天，陈伟坤和三个老乡，爬上铁栏杆，上面有电网。但他不管了，“都翻了，我也跟着翻”。
随后，他们向80多公里外的登封老家走去，走了一天一夜。
11月2日，陈伟坤在线上办理离职，隔天收到交接通知。
留下的人
10月30日下午，富士康方面发通知称，急于返乡的，公司会组织车辆；自愿留下的，公司会做好保障。10月31日，郑州航空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富士康园区正在陆续恢复员工餐厅堂食。
陈兰选择留在富士康。
她在L区负责手机外壳加工。自10月28日起，连着好几天，陈兰一早都能听到楼道拉行李、打电话的响声；上夜班时，有的工友到半夜也走了。那时陈兰已连着上了两个月夜班，身心俱疲。但她和舍友一致决定，“坚决不能回去，熬到拿返费为止。”
那时王庆斌宁愿不要返费了，因为阳性只能待宿舍等待转运。而宿舍楼道、厕所的垃圾没能及时清理，当时一栋楼的卫生就一人负责，他看着清洁阿姨，“就像咱们爸妈一样60多岁”，很心疼。
11月3日，陈兰宿舍8人，走了6人。看着舍友慌里慌张收拾行李，急着去与同行的老乡会合，她也想回家。但很多顾虑压在心头：万一路上阳了，回家隔离还要花钱；老家洛阳伊川县也有疫情，回去会不会给人添乱？而且，就算逃离成功，“你就像一个‘病毒’一样，（村里人）都会离你远远的。”
一番取舍后，陈兰决定继续上班。她说11月2日起，她车间一百多人去支援，之后只剩30多人。
那时，厂区已经改为抗原快筛，正常的一道杠进车间，两道杠回宿舍隔离。陈兰仍在不同条线支援，有次车间陆陆续续凑了十几个人，人不多，她还是慌，拿消毒湿巾把工位擦了一遍才敢坐。除非阳了被隔离，她只能听从车间线长安排，否则会报旷工，连旷3天自动离职，前功尽弃。
陈兰今年8月入职富士康时，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上下班人特别多，壮观得像景区旅游高峰。如今下班走在些许空旷的路上，她觉得，“只能往前走了，走一步说一步。”
对于生产压力，张海超也切身体会。做后勤的他曾临时被调到流水线干了两天。手上几个机械般的动作，从早八点重复到晚八点，愣一下神，手底一个零件就划走了，要是稍微休息那么几秒钟，流水线上的零件就堆起来了。
富士康一名工作近十年的正式工表示，“以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保证生产大于一切。”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富士康在河南省总进出口额中占比，从2011年的28.7%，一直攀升至2015年的67.5%。虽然此后该比值略有下降，但也徘徊在60%左右。
11月4日凌晨，陈兰收到短信通知，她“阳了”，那一刻她有些懵，“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她告诉留下来的唯一一个舍友，戴上口罩再睡。舍友像预料到了结果，情绪没什么起伏，隔天快筛通过，继续上班。
转运前，陈兰特意给已在隔离的朋友打了电话，问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她朋友10月20日就被转运到十几公里外的隔离点，那时热水壶、被子都有了，就是有时得“抢饭”。而10月初就被隔离的一些员工，因为那时还未降温，不少人转运前就仓促带了两身薄衣，现在天冷了，早上做核酸得裹上被子再出门。
“第三种选择”
返乡、留宿之外，张海超做了第三种选择，回出租屋自行隔离。
自10月25日起，他就请假待在租的房子里，至11月7日依旧足不出户。
父母劝他回家，他觉得路上变数更大。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一直报喜不报忧，说在出租屋里挺好的，有吃有喝。
隔离期间，他每天作息规律，早上六点起来，看书、锻炼身体，晚上十点睡觉，并没有太多焦虑，“那么多人跟我一样，安心等着就好了”。他是家中独生子，一向独立，考上一所二本大学后，他打过各种打零工：新媒体运营。卖保险，给人装宽带……
如今，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备考公务员。此前2019年从二本院校毕业后，张海超考了律师资格证，在律所见习，“整天东奔西跑”，工资又低，家人劝他改行。他觉得在郑州工作不好找，不如去考公务员，“比较稳定”。
这两年，他考了两次，面试都没过。今年省考后，他就来了富士康，想挣个返费过渡一下。他算过账，加上返费相当于每月有7000元，比郑州一般的工资都要高。
另据富士康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最新通告：自11月1日至30日，iDPBG郑州厂区正常出勤的全体员工出勤补贴调整至400元/天。11月份满出勤总奖金可拿15000元。
张海超说，有人因为津贴高去上了一天班，结果被隔离了。大家私下议论，有人觉得这钱不挣也行。张海超还在观望，他想等疫情好转了，再去上班。
李思思说，她所在宿舍八个人，四人返乡，剩下四人有两人抗原阳性、核酸异常，在宿舍等待转运。11月5日，她也开始出现不适，嗓子很不舒服，只能自己去买点药备着。11月6日，她告诉记者自己也“阳”了，一条生产线上原来两百多人，现在只剩20多人。
其实，一开始她也想徒步返乡，当时行李都打包好了，就是怕拿不到返费。她之前在郑州开烤串店，受疫情影响关门了，在家待业了几个月，冲着返费高来到富士康，想攒钱重新开一家店。
她在富士康干了三个月，打卡满55天，按理能拿到返费。11月10日会出返费名单，20日前到账，她预计至少要等到20号才能走，但到时能不能走，还是个未知数。
已在隔离的陈兰，打卡期也满了，劳务派遣中介起初答应给她的800元补贴，现在变卦不给了。她只能继续等着返费到账。陈兰说，她原先在老家食品厂上班，工资和富士康差不多。前两年，家里借钱买了辆代步车，欠了三四万，因为疫情，做电焊工的丈夫收入不稳定，欠的债至今没还清。
陈兰在宿舍楼下等待转运
而她家里有老人、小孩，处处要用钱。她来富士康工作就想着今年拿了返费把债还了，不带压力过日子，没想到遭遇这些事。至今，她也没跟家人说自己感染的事。
唯一让她些许慰藉的是，在外地经历过疫情暴发的前同事，得知她阳了后，让她放宽心，“没事，阳了不可怕”。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