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清朝改土归流第一人吗（雍正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是清朝改土归流第一人吗（雍正推行改土归流）明朝时期，在云贵高原驻扎大量的军队，推行屯田政策，加速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加速了改土归流。明朝时期，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削弱了土司的势力，例如1413年灭思州土司，设置了贵州省；1600年灭播州土司，设置了遵义府和平越府；1630年平定水东之乱，设置开州。这些土司在地方自成一统，不听中央号令，为非作歹，残害一方，甚至勾结外国进攻内地，这让中央十分恼火。清朝云贵总督曾经指出“土蛮不耕作，专劫杀为生，边民世其茶毒。”“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在经济上，很多土司采取奴隶制，例如丽江土司的奴仆就多达2300多人，可见对百姓的压迫多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也就是历史所需了。蒙元帝国建立后，征服大理王国，在西南地区大量册封少数民族为宣慰司、宜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表面上是朝廷任命，实际上是世袭，因此总称之为“土司”。元朝征服缅

“改土归流”从表面来看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推行流官制度。实质上就是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推广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还是民族观、国家观的转变。在清朝时期，尤其是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有意识地、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最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割据问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一，改土归流——时代的大趋势

所谓的土司制度，就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也称为“羁縻政策”。传统中原王朝认为中国为华夏，四周为四夷。这些蛮夷居住在偏远的不毛之地，“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因而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册封当地民族首领以虚衔官职，让他们定期向中央朝贡。

在唐朝时期，这种羁縻的制度就达到了顶峰，根据统计其羁縻的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大约800多个，他们“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多是名义上的册封。到了宋代，疆域急剧缩小，册封的羁縻机构就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

元朝云南行省地图

蒙元帝国建立后，征服大理王国，在西南地区大量册封少数民族为宣慰司、宜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表面上是朝廷任命，实际上是世袭，因此总称之为“土司”。元朝征服缅甸后，同样以土司制度进行管理。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体系，并加以完善，将土司制度推向了成熟。但是土司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导致西南边疆地区不安定。明朝初期，由于明军鞭长莫及，缅甸三大王国拒绝了明成祖的册封，标志着缅甸土司制度开始走向瓦解。

明朝前期的云南

这些土司在地方自成一统，不听中央号令，为非作歹，残害一方，甚至勾结外国进攻内地，这让中央十分恼火。清朝云贵总督曾经指出“土蛮不耕作，专劫杀为生，边民世其茶毒。”“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在经济上，很多土司采取奴隶制，例如丽江土司的奴仆就多达2300多人，可见对百姓的压迫多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也就是历史所需了。

明朝时期，在云贵高原驻扎大量的军队，推行屯田政策，加速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加速了改土归流。明朝时期，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削弱了土司的势力，例如1413年灭思州土司，设置了贵州省；1600年灭播州土司，设置了遵义府和平越府；1630年平定水东之乱，设置开州。

贵州土司分布地图

明朝在云贵发动了几次战争严重消耗了国力，但是也削弱了土司，为后来全面的“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不过，明朝的“改土归流”带有偶然性，还未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因此，直到明朝末年，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依然大量的存在，数量众多，十分复杂。

清朝建立后，力图打破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主张“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因此清朝对境内的所有民族都进行直接管辖，不再采取过去的羁縻制度。尤其是雍正皇帝，他在《大义觉迷录》中阐释了自己的思想，认为华夷只是经济社会上具有差异，并非种类上有不同，因而认为华夷都是中国人。因此，雍正必然会推动“改土归流”，打破“以夷制夷”的传统民族政策。

二，改土归流的实现

清朝初期，主要还是沿袭明朝的政策，承认西南各大土司的存在，同时也抓住一些时机来铲除个别土司。例如1665年，清朝派遣吴三桂平定了水西土司，将水西地区改为了大定等府，这标志着贵州四大土司就基本灭亡了。后来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许多土司卷入其中。吴三桂之乱平定后，清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也就顺理成章了。

1710年，湘西的苗族地主麻龙德向官府投诉，建立废除土司制度。但是当时康熙正在对付准噶尔汗国，不想后方出问题，于是将此事搁置了。到雍正上台后，对准噶尔的战争告一段落，全国安定，开始着手解决土司问题。

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不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水逸。”建议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就是“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雍正收到奏章后，立即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正式拉开帷幕。

鄂尔泰

但是这些土司如何能够甘心就自己的世袭特权拱手而让？因而在“改土归流”中也发生了多次的战争。在川南方面，乌蒙土府、镇雄土府、东川土司、沙马司、建昌土司、凉山土司、雷波土司、阿卢土司多次叛乱，兵力最多达到了数万。云贵总督鄂尔泰不断动用军队镇压，最终平定了四川土司之乱。随后，雍正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地划给了云南。

在云南，已经被革除的镇沅土府刁瀚“不肯献所占民田”，并纠集当地少数民族进攻镇沅府知府刘洪度，将其杀害。清军闻讯后，立即发动了反击，平定了叛乱。随后，清军向西挺进了滇西，到达孟养土司。以前，明朝曾经调动12万大军去进攻孟养，结果明军以来，这里的土司就逃到缅甸，明军撤退，他们又回到原地，让明朝十分头疼、“自明以来无善策”。鄂尔泰则带领大军“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彻底击溃了滇西的土司势力，实现了改土归流。

清代云南地图

贵州的情况又和云南不同，这里地形复杂，少数民族众多。由于贵州势力较大的土司都已经灭亡，出现了“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的局面。这些苗患用武力是无法根除的，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治理。鄂尔泰在贵州的改革就是开拓“苗疆”，开垦荒地，招来苗民耕种。

在贵州的“改土归流”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用兵最多，战斗最激烈。例如，1727年，清军进入贵州雷公山一带，和这里的生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到二年才基本让生苗归顺。雍正将贵州新开辟的“苗疆”称为“新疆六厅”，主要是指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经过开发，这里的人口大量增加，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贵州“改土归流”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划定贵州的版图。在东部地区，将一些在明朝隶属于湖广的“生苗”地区划给贵州，使得贵州能够控制更多“苗疆”；在南部，将广西在南盘江以北的土地划给贵州，解决了广西难以越过南盘江围剿土匪、土司的问题；在北部，将遵义府划给贵州；在西部，将威宁等地划给贵州。经过重新划分，贵州的版图更加完整，饱满，也更加符合云贵高原的地理特征。

清代贵州地图

在湖南和广西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因而“改土归流”比较顺利。许多土司看到了时代趋势，甚至主动申请“改土归流”，例如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先后奏改郡县，其中永顺土司彭氏“自请献土”，后来又有15家土司联名自请改流。

三，雍正“改土归流”的历史影响

根据统计，雍正一共废除了80多个土司。在明末清初，全国大约有800个土司，主要分布在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甘肃、青海和西藏。雍正认为甘肃地区的土司没必要改革，而青藏推行流土结合，因此全国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土司。不过这些剩下的土司除了在川西还有较大的势力之外，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土司了，他们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走向消失。

雍正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在中国边疆治理和地方治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在政治上，大量的土司被革除，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辖，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为了能够保障边疆稳定，雍正帝尽量在全国挑选清廉的流官到西南，以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

在经济上，大量的土地被开发出来，人口增加，使得西南地区的经济从蛮荒状态走向繁荣，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通过“改土归流”，许多土司占有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百姓，缓和了人地矛盾。例如东川一带，土司占有“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土地分配后，“屯田东川，岁收二万石”。国家又将美洲传来的高产作物，如玉米、甘薯等在西南推广种植，加速了土地的开发利用。

在文化上，清朝在各府州县设置学校。康熙年间，在云南建立99所学校，而雍正年间更是建立了148所。大规模的学校、书院设置，加速了汉文化、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外，清朝还在西南地区革除陋习，禁止仇杀、抢掠人畜财物、杀牲，一些落户的原始社会习俗也被废除。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雍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也带有诸多的问题。例如，“改土归流”中发生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很多，出现了很多流血事件；强制人们剃发，禁止火葬等，未能充分尊重民族习俗；强制推行汉文化，强迫推行汉姓，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矛盾。但不管如此，改土归流的利大于弊，这是时代大趋势，雍正的做法符合了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