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州大案（尘封档案系列231.外侨在华遇害记）
1950年广州大案（尘封档案系列231.外侨在华遇害记）事发时现场并无目击者，尼姑庵内仅有的三个尼姑都在后院做晚课，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听见什么动静。从现场勘查情况判断，歹徒是从罗果夫的身后突然袭击的，对其背部连刺两刀，分别刺中心脏和左肺。罗果夫当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钱包、手表、项链、戒指和钢笔，迅速逃离现场。后来警方推测，罗果夫出门后，沿着火瓦巷向北行走。从时间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与户部街交叉路口时，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尼庵，墙上绘有彩色图画，便驻步观看。就在此时，他遭到了歹徒袭击。这次，罗果夫被苏侨协会定为重点动员对象，准备将其作为典型树立起来。罗果夫比较识时务，一番权衡后终于作出决定，举家回归苏联，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作出一份贡献。他是旅沪苏侨中首个积极报名者，且自愿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心仪的职业，苏联方面考虑到之后还需动员多批苏侨回国参加农业生产，遂将其定为典型，苏联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地派遣摄制组赴沪拍摄了专题片。处理
1954年春，苏联因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决定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及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区组织垦荒。4月3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告知中方，苏方将对在沪苏侨进行登记，征召回国参加垦荒的志愿者，请中方给予协助。次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发布《关于在华苏侨可以回国参加农业生产的通告》，并通过苏侨协会开展苏侨回国登记工作。该项工作铺开后，一名刚刚获准回国参加垦荒的苏侨在去南京市旅行时突然遇害……
一、春夜遇害
遇害的这名外侨名叫罗果夫，圣彼得堡人氏，1914年出生，其父系当时沙俄军队的一名少校军医。十月革命爆发后，其父携妻带子逃往中国，先在哈尔滨谋生，不久去了上海法租界，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信任，收入渐丰，一家人过着一份不错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十多年时间，老罗果夫身为医生，自己竟然患上了伤寒，不治身亡。父亲的去世，使罗果夫丧失了上医科大学继承老爸衣钵的条件，迫于生活压力，已经念高二的罗果夫不得不中断学业，进了一家俄罗斯人经营的西菜馆打工。那家西菜馆的厨师据说曾给沙俄皇室掌勺，罗果夫就在他的手下当学徒。十年后，罗果夫不但学到了一手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西菜馆。
这次，罗果夫被苏侨协会定为重点动员对象，准备将其作为典型树立起来。罗果夫比较识时务，一番权衡后终于作出决定，举家回归苏联，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作出一份贡献。他是旅沪苏侨中首个积极报名者，且自愿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心仪的职业，苏联方面考虑到之后还需动员多批苏侨回国参加农业生产，遂将其定为典型，苏联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地派遣摄制组赴沪拍摄了专题片。
处理完在沪一应事务，罗果夫携家小前往南京，与以前在上海的中国邻居、发小叶紫龙道别。
一家四口是5月3日从上海去南京的，叶紫龙事先已经接到电报，接站后请挚友一家入住其坐落于第二区火瓦巷已经完成装修但尚未入住的新居。当晚，主人在家设宴招待。八时许，吃过晚餐的罗果夫信步出门，说是在附近溜达溜达。哪知，罗果夫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警方推测，罗果夫出门后，沿着火瓦巷向北行走。从时间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与户部街交叉路口时，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尼庵，墙上绘有彩色图画，便驻步观看。就在此时，他遭到了歹徒袭击。
事发时现场并无目击者，尼姑庵内仅有的三个尼姑都在后院做晚课，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听见什么动静。从现场勘查情况判断，歹徒是从罗果夫的身后突然袭击的，对其背部连刺两刀，分别刺中心脏和左肺。罗果夫当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钱包、手表、项链、戒指和钢笔，迅速逃离现场。
火瓦巷口原是有路灯照明的，但巧的是这天晚上路灯发生故障，现场光线不佳。罗果夫遇刺倒地后，应该是有路人从巷口或者户部街上经过的，但可能是由于尼姑庵坐落在巷内比较偏僻的位置，光线又暗，所以无人发现庵前有人倒毙。罗果夫久出不归，叶紫龙出门寻找，方才发现友人已经遇害。
户部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后自是大惊，当即向分局急电报告后全体出警前往火瓦巷。这等命案，派出所民警当然不可能贸然介入调查，他们只是负责保护现场。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刑警随后赶到，也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候上级领导的命令。
以当时的政治气候，像罗果夫这样一位已被苏联政府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对象被害，可以想象中方的重视程度。这起重大命案即刻被逐级上报，从分局、市局、省厅直至北京。北京连夜做出反应——
公安部电令江苏省公安厅，立即组建专案侦查班子对该案展开调查；考虑到罗果夫来自上海，调查中肯定会把触角伸向上海，故同时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刑警赶往南京，增援江苏同行。
外交部向江苏省、上海市政府拍发紧急电报，要求苏、沪人民政府外事处与苏联方面沟通，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凡苏方（含死者的苏联籍亲友）向上海或者江苏方面提出的任何询问，概由两地外事处负责答复，公安机关不答复外界任何方面的询问。
次日上午，江苏、上海的宣传部门同时接到北京电话，要求新闻媒体对该案不予报道，报社、电台不接待就此事来访的社会各界人士。中午，南京、上海警方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一句话，就是尽可能降低该案的负面影响。这究竟是苏联方面的意思，还是中方单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得而知。
1954年5月4日凌晨三时，由江苏省公安厅牵头，从省厅、南京市公安局、案发地分局抽调四十六名精干刑警组建“5·3”案件专案指挥部，由省厅副厅长兼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洪沛霖担任指挥长。从上海赶来的七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单独组成“上海小组”，专门负责对罗果夫在上海方面情况的调查，该小组的业务接受指挥部领导。但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要求，上海小组仅仅作为增援力量接受江苏方面的指挥，并不隶属于专案指挥部，相当于指挥部的外围力量。因此，上海小组虽然在指挥部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已经赶到南京，但组长钱锦图婉言谢绝了江苏同行要求他们参加案情分析会的邀请，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待命。
案情分析会上，主持现场勘查的市局刑侦队队长刘子炎和法医刘世明对现场勘查和验尸情况作了介绍。
罗果夫的被害地点在第二区户部街火瓦巷口，巷口有一盏路灯，但当晚这盏路灯没亮，勘查时发现灯泡已被人打碎。初步访查附近住户，得知当天黄昏时这盏灯还亮着，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前故意打碎的。从现场发现的脚印判断，疑似案犯有两个，一个是身高在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之间的女性，另一个是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一的男性。案发时，女案犯与受害者在巷内对面而站，可能是在聊天。另一男案犯趁受害者分神之际，悄悄来到其身后，骤然下手，对准罗果夫的背部连刺两刀。女案犯随即离去，男案犯离开前又劫走了罗果夫身上的财物。
法医根据伤口判断，凶手使用的是那种在江湖上被称为“小攮子”的雙刃匕首，长约三寸半。受害者身中两刀，一刀刺中心脏，另一刀刺在心肺之间。由此法医认定，凶手手法熟练，惯于使用短刀。其理由是，罗果夫身高一米八六，比他至少矮十五厘米的凶手若想刺中其心脏，那就得把持刀之手抬高十多厘米，抬高的这段距离对于出刀的力度和精准度是有影响的。凶手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那两刀是由下而上刺入受害者背部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动作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凶手却轻而易举做到了。因此，有理由认为凶手是一个对于使用短刀颇有实践的家伙，可能从事过屠宰牲口的行当，甚至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
案件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总值班室在市局、分局的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就已经紧急通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及铁路、长航公安，要求对全市交通要道、旅馆、公共浴室及车站、码头进行布控。至案情分析会开始的这段时间内，共报来十三条消息，缉拿了十七名可疑对象，但随后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些人与本案无关。
介绍过案情，与会刑警首先讨论了案犯的作案动机。考虑到死者只是个普通的侨民，并无政治背景，此案应与政治无涉，而作为刑事案件，那就不过财杀、仇杀和情杀这三个类型。可往下进行详细分析时，引申出的情况却使一干刑警感到不解。案犯杀人劫财，连一支不值钱的旧钢笔都不放过，显然属于江湖上不上档次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刚出道的新手。可是，分析本案的作案手法，又很难把案犯和刚出道的新手联系起来。比如，精心选择作案地点，毁坏巷口的路灯，还找了个女同伙吸引受害者的注意力，这都不像是新手所为。
另外，刑警还想到，如果案犯是为谋财作案，那本案是事先预谋，选定作案目标后方才实施的呢，还是临时起意，罗果夫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撞到了案犯手上？一番讨论后，众刑警排除了预谋作案的可能。
如果是预谋作案，案犯应该知晓罗果夫其人的基本情况，那就不必大费周折从上海跟踪到南京下手了，干脆在上海下手不就得了？而且，也不一定非得制造命案，甚至不必面对人高马大练过拳击的罗果夫，趁罗果夫不在家的时候上门抢劫即可。毕竟罗果夫的妻子尼娜（两个孩子平时白天都上学）比其丈夫要好对付得多。登门作案的收获也应该比拦路抢劫丰厚，尼娜有首饰，家里肯定还有其他值钱的物品以及现钞，毕竟这是一个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西菜馆老板的住所嘛。但是，案犯并未这样做，所以初步可以排除预谋作案的可能。
再分析临时起意对罗果夫下手这种情况。两个案犯入夜后在南京街头转悠，其中一个身带凶器，那说明是准备作案的，不过尚未选定目标。他们选择的目标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油水，不至于白费劲还担着失风坐牢的巨大风险；二是得手后可以顺利逃离现场。
1954年时的南京，国家尚未全面实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区热闹地段的戏院、影院、舞厅、酒吧、咖啡馆、溜冰场等，入夜后都是开放的，出没者中不乏有钱阶层，都符合有油水这个条件，也不必担心他们会拼命反抗，因为他们不具备罗果夫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反抗能力。选择这样的对象下手成功率应该更大，可是，作案者却选择了一个身高体壮的外国人——外国人遇害，警方肯定更为重视，侦查力度要比一般的案子更大，从这方面考虑，案犯选择罗果夫作为下手对象，也是不明智的。
这么分析下来，单纯劫财杀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那么，仇杀和情杀呢？
之前，刘子炎已安排参加现场勘查的刑警向死者的妻子尼娜和友人叶紫龙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两人都说，罗果夫并没有什么仇人或情敌之类。当然，如果真有，这二人也未必知道。所以，他们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罗果夫的其他社会关系都在上海，此事就交由上海小组那七名刑警调查了。
对于案犯作案动机的分析只得暂时搁置，大伙儿的讨论转向如何开展调查。七嘴八舌议下来，定下了调查方向——
第一，查明案发地的路灯灯泡是何时被打碎的，何人打碎的，打碎原因是否跟本案有关系。第二，立刻着手布置在南京市以及周边地区对赃物进行布控，并向江苏省其他地区、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知，请求协助布控。第三，指派刑警随同上海小组在上海开展调查，查明罗果夫生前的社会交往，及其是否有仇敌或情敌等足以引发他人对其进行报复的情况。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一干刑警立刻行动。这时，指挥部接到第四分局的电话，说该分局查获一名可疑女子，与市局要求查缉的命案疑犯之一相似。指挥部闻讯，即命刘子炎率刑警江中平等人前往第四分局对被扣女子进行讯问。
刘子炎、江中平等人急匆匆驱车赶到分局，却是大失所望——十分钟前，被扣女子竟然脱逃了！
二、两个嫌疑人
“5·3”案件发生后，第四分局迅速安排警力对辖区内的旅馆、公共浴室等进行查访。半小时前，治安股民警杨墨华等人在水西门“益辉旅社”盘查时，服务员来报告，说一名女旅客突然腹痛，要求去医院急诊，请示是否允许。杨墨华这人工作非常细致，思维也敏捷，当下便说先去看看情况。
那女子三十来岁，烫一头长波浪，此刻正在旅馆迎門的那间屋子里的一张旧沙发上坐着，双手捂着腹部，涕泪齐淌，一脸痛苦。老杨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数秒，问：“这位同志不舒服？要上医院？这里离得最近的医院也得走七八分钟，看你这副样子，估计走到半道没准儿会趴下呢。”又转头问服务员，“旅馆里有没有三轮车？”
服务员马上把三轮车推出来。车有了，谁送她去医院呢？杨墨华说他会骑，让旅馆派一名服务员跟随即可。女子听了连声道谢，一个劲儿念叨着“人民警察真好”。
没想到，老杨当一回车夫的打算是有的，但三轮车出门后没去医院，却把坐在车上犹在呼痛不绝的女乘客拉进了水西门派出所。乘客发现不对头，肚子突然不痛了，尖叫一声跳下车欲逃跑，被跟随着的那个服务员拦住，然后，就被跳下车的老杨扣上了手铐。
派出所里，这个女人玩起了零口供，任凭问什么都不吭声。不过，这难不倒警察。旅馆住宿是要凭身份证明、出差公函登记的，留在旅馆里的另外两个民警很快就送来了该旅客入住时的登记信息以及其携带的一个旅行包。
这个女子的登记身份出乎民警意料——李美瑶，三十二岁，苏北射阳县税务局副股长，还是个国家干部。检查其携带的那个旅行包，里面有几件替换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请派出所唤来附近两个居委会大妈对李美瑶搜身，发现一个钱包，内有少量钞票；搜出的另一件物品使民警颇为吃惊，那是一个比拳头略小的纸包，里面竟然是生石灰。杨墨华见之，禁不住一阵后怕——抓捕这女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把这包玩意儿掏出来冲我脸上砸，只怕就成瞎子了！
旅馆的凌老板被传唤到派出所协助调查。老杨等人问下来得知，李美瑶是昨天（5月3日）午前由一个三十五六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子陪同着来“益辉旅社”住宿的。该男子出示了射阳县税务局的出差介绍信，上面写明出差人系本局干部姚终嘉、李美瑶，按照当时的习惯，后面特地在括号内注明“非夫妻”，以防两人同居一室。姚终嘉对凌老板说，只需给李同志安排住宿即可，他还要去江宁县办事，不住南京。这样，凌老板就只给李美瑶办理了入住手续。杨墨华听罢，问：“完啦？”
凌老板点头：“完了。”
杨墨华把脸孔一板：“检查工作证了吗？”
凌老板马上点头哈腰，连说“忘记了”。
根据治安规定，旅客持单位介绍信入住旅馆的，须同时出示介绍信和工作证，姓名相符方可入住。凌老板因为那段时间生意清淡，担心得罪旅客后人家转身走路，所以也就省去了这道手续。
民警立刻往射阳县税务局打长途电话，这个时段电话线路空，很快就打通了。接听电话的干部说该局并无姚终嘉、李美瑶两人。那介绍信是怎么回事呢？对方解释，上月税务局有人去上海出差时挎包被窃，丢失了半本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已向上海榆林公安分局长阳路派出所报案。
“李美瑶”和“姚终嘉”的身高与本案两个案犯相符，“李美瑶”挎包内的石灰包也表明这个女人不是善茬儿。再向旅馆凌老板一了解，得知昨天傍晚这个“李美瑶”离店外出，直至九点多才坐着一辆出租马车返回。这几点，都构成了两人的涉案嫌疑。于是，老杨就把“李美瑶”带到了分局。
分局即向专案指挥部报告了上述情况。指挥部派刑警前往分局的同时，向江宁县公安局打电话通报了有疑犯持射阳县税务局介绍信并使用假名“姚终嘉”前往该县的情况，要求县局予以调查。
“李美瑶”被带到分局后，值班领導辛副局长非常重视，特地到治安股羁押室看了看。听了老杨汇报的情况，辛副局长担心嫌疑人身体不支，问老杨是不是需要送医院检查一下。老杨赶紧解释，说这女人是装病，冷不防被我们堵在旅馆里盘查，她就假装腹痛想骗服务员开门。当时我仔细一看，她满脸眼泪鼻涕的像是蛮痛苦，脸色却没有寻常急腹痛病人的那种惨白，额头上也没有一滴汗珠，明白这是装的，就将计就计把她带到派出所了。辛副局长听着就放心了，因为这个女人是“5·3”专案的疑犯，分局方面无权讯问，就关照老杨他们好好看守，别出意外。
不料，领导前脚刚走，“李美瑶”后脚就出问题了。她瞅准治安股在场的都是男警察，忽然提出要上厕所。治安股所在办公楼没有女厕所，老杨几个只好把她押送到另一栋办公楼的女厕所。厕所里面的窗户上是装着铁栅栏的，他们觉得应该不至于出问题，打开手铐放她进去，他们几个则待在门外走廊里抽着烟等候。万万没想到，“李美瑶”入内之后，立刻开始做脱逃准备。
厕所的墙角处放着木柄拖把、竹丝扫帚和用来捅下水道的一根钢钎，她竟然颇有创意地把这三件东西用从拖把上扯下的布条牢牢地扎在一起，然后插入铁栅栏之间的空隙，利用杠杆原理撬开了几根栅栏，钻出窗户，整理一下衣服、头发，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分局大门。门卫室的值班警员是个行将退休的留用老警察，正在瞌睡，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睁开眼，只见“李美瑶”站在窗口，冲他做了个开门的手势。“李美瑶”是从从容容走出来的，门卫不疑有他，也没问什么，把靠近门卫室一侧的小门打开，让她出去了。
刘子炎、江中平等四位刑警赶到分局时，这边刚刚发现嫌疑人脱逃，全局各股室的值班警员连同食堂正在准备早餐的炊事员全被动员起来，准备外出搜索附近的大街小巷。辛副局长是分管后勤行政的，于治安刑侦是外行，遇到这种事故，顿时六神无主。见到刘子炎一行，辛副局长大喜，说老刘您是老刑侦，赶紧想办法把逃犯抓回来。刘子炎思忖片刻，说分局这边立刻致电全市各派出所请求紧急协查，同时组织警力赴车站、码头布控，附近旅馆也要派人巡查。刘子炎等四刑警则直奔南京火车站（即现在的南京西站，当时坊间习惯称为“下关车站”），因为刘子炎凭直觉感到“李美瑶”很有可能是流窜犯，脱逃后通常最先想到的就是赶紧离开南京。
赶到南京火车站，刘子炎四人直接上了站台，也没有互相交换意见商讨方案什么的，直接就上了站台边一列即将离站的客车，分头向头尾的车厢搜索。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时，刘子炎和刑警小黄在车门口发现了刚上车的无座旅客“李美瑶”。
女逃犯被揪下列车，扣上了手铐。刘子炎打量对方，目测身高在一米六左右，与“5·3”案件的女性案犯身高相符，再加上旅馆方面反映命案发生时此女正好外出，况且随身携带着生石灰包，再加上用被盗的介绍信入住旅馆，以及刚刚的脱逃情节，都足可以将其与“5·3”案件联系起来。
逃犯被押到“5·3”案件专案指挥部驻地南京市公安局。这时，从第四分局传来消息，该局警员在追缉女逃犯时，没发现“李美瑶”的行踪，却意外在一家旅社抓获了以“姚终嘉”的名义登记入住的另一男性疑犯，也就是“李美瑶”的那个搭档。
指挥部立刻组织对这一男一女两个疑犯进行讯问——
被捕的这对男女，真实姓名分别是宋金亚、屠小兰，江苏省盐城县人氏，两人是一对表兄妹。三十五岁的宋金亚原是轮船工人，抗战时曾在镇江参加汪伪军队，当过便衣队排长。抗战胜利后返回家乡，待不多时就离开了，在江苏金坛当了一名机修工。宋金亚在当汪伪排长的那几年里，沾染了吃喝赌嫖的恶习，又时常跟江湖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接触，学得不少歪门邪道，偷盗抢劫诈骗勒索算得上行家里手。当了机修工后，收入太少，不能满足平时的挥霍之需，便琢磨出了一套溜门撬锁的“技艺”。
不过，他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从来不在金坛本地下手，宁可舍近求远搞长途奔袭，镇江、丹徒、江宁、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地都留下过其作案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宋金亚供职的那家作坊因故关闭，他也不再寻找新的工作，干脆做了职业盗贼。但他的运气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也就不过一个多月，就在无锡抢劫作案时被捕。要说他的胆子真不小，他的抢劫对象是一名解放军军官，抢的是手枪和子弹。好在那军官警觉性高，且有实战经验，宋金亚不但没得手，反倒被当场拿下。1949年12月底，宋金亚以抢劫未遂被苏南行署法院判刑三年，押解苏州监狱服刑。
1952年底，宋金亚刑满释放，遣返原籍。宋在老家已无家人，甚至连祖屋也因修建道路被政府拆除了。回乡后，当地政府把他安置在其表妹屠小兰那里。
然后就要说到屠小兰了。三十挂零的屠小兰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有天壤之别的阶段。“天段”是从出生至1947年盐城地区解放前。她是地主子女，家境富裕；十八岁结婚，嫁的是当地一个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公子哥儿，家里不但有大片田地，还在城里开厂开店。抗战时虽然有民主政府的“减租减息”，但所减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不伤筋动骨。
1947年10月盐城地区解放后，情况不同了。时过境迁，抗战早已胜利，“减租减息”扔进了历史档案，政府实施的是“土地改革”。对于那些历史上惯于为富不仁、劣迹斑斑的地主来说，这是一场剥夺几乎全部财产甚至是性命的灾难。屠小兰的老爸屠黑子几十年来给乡亲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地农民开斗争会时将其活活殴毙。而她的丈夫则被定为“工商地主”，虽然并未像其岳父那样对农民、雇工有什么明显的劣迹，却被新政权查出抗战期间曾当过侵华日军的秘密情报员，其收集的情报给新四军和当地民主政府造成过损害，有十数名军地干部因此被敌人杀害。那就没有宽大之说了，立刻逮捕，公审后当场判处死刑，随即执行枪决。此外还有附加刑——除生活必需之外，其余家产全部充公。
屠小兰好歹保住了位于乡下的三间草房，一个人住不了，正好这时其表兄宋金亚刑满释放遣返回乡，当地政府就把宋安排到屠小兰那里。那时候，尚未有表兄妹不能结婚的说法，男女表亲成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屠两人，一个是单身，一个是寡妇，而且都是被列入另册的，原本又是亲戚，于是就合二为一做了夫妻。不过，两人没有去区政府登记，他们的婚姻关系并不合法。
土改时，农会给屠小兰留下了两亩田，让她自食其力。宋金亚有一手还不错的机修技术，这在当时的偏僻小县城是颇有市场的。可是，宋金亚多年来在外面见惯了大世面，哪里看得上小县城工厂给的微薄薪水？他还是像在金坛那样，干活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不时去外面溜一圈，或偷或抢，反正是贼不走空，好歹都要弄点儿赃物回来。所以，这对男女虽然饱受别人的白眼，物质生活条件却是连县长都没法儿比的。
但好景不长。苏北地区当时比较贫穷，在宋金亚眼里微不足道的损失，在普通人看来，却是损失惨重。这种案子发生多起后，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一面侦查一面加强防范。终于有一天，宋金亚发觉风声不对，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跑路。
就这样，宋金亚、屠小兰逃离家乡。先是去了上海，想投奔朋友避风头。但那朋友早已搬家，无人知晓其新家住址。这样，退路就断了。好在宋金亚的江湖经验丰富，说先在上海滩混一阵再作计议，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活下去的。其时上海已经解放将近五年，社会治安大有好转。宋、屠两人身上有些赃款，也有以往作案所获的粮票，吃饭不成问题，住宿却不大好解决，因为住旅馆要凭证件和出差介绍信，无业人员外出住旅馆也得拿出户口本和派出所证明，农村人员没有户口本的，则须凭乡里出具的证明。两人只好在车站码头或公共浴室过夜，有时白天买了电影票戏票进影剧院打个盹儿。好在，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天，这个难题忽然得到了解决。
一天，两人去北站候车室佯装送客准备伺机“捉兔子”（以顺手牵羊方式偷窃旅客行李）时，忽听旁边传来熟悉的苏北乡音，蓦地一惊，以为追缉人员来沪捉拿他们了。定定神细看，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公家人模样的出差人员，拎着大包小包准备返回。听下来，两人是从与盐城相邻的射阳县来的，宋金亚断定他们带着出差介绍信，当即行窃，那个出差税务干部的挎包被宋金亚瞅个空子偷到手，里面果然有半本已经盖章的空白介绍信。
此后，宋金亚、屠小兰就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当然，天天住旅馆开支较大，两人作案更是频繁。宋金亚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案手法，偷窃、抢劫、诈骗轮流进行，而且不在一个城市连续作案。一个多月時间里，他们从上海到嘉兴再到杭州，从杭州到苏州再到无锡、常州、镇江，最后抵达南京，一路上抢劫三起、盗窃三起、诈骗两起。他们是5月3日午后到的南京，和以往一样，两人分别找旅馆住宿，免得一旦发生不测被警方一锅端了。
那么，为什么要盯着外侨罗果夫下手，而且一动手就把人给捅死了呢？刑警问出这个问题，宋金亚、屠小兰先是茫然，继而急赤白脸地摇头否认，说他们到南京纯粹是为了旅游，根本就没有作过案。刑警自是不会相信，既然没有作案，那为什么他们所住的两家旅馆都反映他们当天傍晚离开，到晚上九点多才回来？还有，屠小兰随身携带的那包生石灰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警方没有将这二位列为“5·3”案件这种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犯，估计宋金亚、屠小兰肯定有一番狡辩。但是，这当儿眼见得杀人犯的帽子就要扣下来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人急于想要开脱，分别向刑警作了供述——
宋金亚对南京比较熟悉，以前他给汪伪汉奸部队当便衣队排长时，经常城里城外乱窜，也曾以假名假身份结交过若干朋友，事后当然人走茶凉，再不联系。不过，对方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身份，他却是去过人家家里，知道对方底细的。这回他带着屠小兰来南京，旅游是假，想作一起抢劫案倒是真的。
十年前，汉奸便衣队排长宋金亚以跑单帮的名义跟南京城里一家商行的老板梁丰交上了朋友。商人奉行无利不起早，梁老板交这个跑单帮的苏北朋友为的是洗钱——侵华日军为破坏国民党政权控制地区的经济，伪造了法币（1935年国民政府搞“币制改革”时发行的法定纸币，简称法币），低价出售，买入者通常都是像梁老板这样不大不小的老板，买进后，他们就让人带着假币前往国统区采购物资运回沦陷区。梁老板请宋金亚做的就是这套把戏。宋金亚为完成收集情报之类的差使，拿了假币后，另外叫人去沦陷区跑了两趟，就此跟梁老板交上了朋友，曾去梁氏的宅第吃过饭。梁老板出身前清富家，上两辈做过官，家里有些古玩收藏，喜欢拿出来炫耀。宋金亚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便动起了上门抢劫的脑筋，这次奔南京就是为了此事。
作案计划是来南京前就定下的。梁老板前年因病去世，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在南京，家里只有其六十开外的遗孀独自居住。宋金亚寻思，上门抢劫肯定马到成功，而且不必担心会有后遗症。因为他在抗战时只与梁妻见过一次面，而且用的是假名，而当年梁老板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一般说来，梁妻是不会记得他这张平常脸孔的，即使记得起来，最多也就是他的假名假身份（跑单帮），公安局应该破不了案子。于是，两人就做了准备。计划中并无使用暴力的打算，最多只是用刀子将其逼住后捆绑、堵嘴，然后抢劫。至于让屠小兰捎上的那包生石灰，是担心得手后逃离现场过程中惊动邻居、路人，借以脱身用的。
5月3日傍晚，宋金亚、屠小兰先去外面找了家饭馆吃了晚饭，然后前往梁家。那条巷子比较偏僻，住家几乎全是像梁老板那样的生意人，一到夜晚都是门户紧闭，巷内冷冷清清，作了案便于顺利逃离。可是，宋、屠二人却没能得手。他们敲门后，梁老太倒是来应门了，不过她很谨慎，隔门查问是哪位。宋金亚报出了他当初去梁家时使用的假名，老太太说记不得了，不肯开门。宋金亚还想说些当初拜访时的情景，老太太却没了耐心，说声“你们走吧”，便转身回屋去了。如果是在小地方，宋金亚只怕还要继续敲门，但这是在南京城里，他不敢造次，只好自叹运气不好，两人悻悻而返。
刑警当即去梁老太家查问，证实确有此事，时间节点正是在罗果夫被杀害那当儿。担心有误，又向左邻右舍询问，都说确实听见那个时段有人敲梁家大门。这样，宋金亚、屠小兰的作案嫌疑就被排除了。当然，人是不可能释放的，转由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处置，一一向周边各地警方核实他们作下的案子，一番司法程序走下来，两人都被判了刑。
三、毒杀日本特工
5月4日上午，“5·3”案件专案指挥部刑警熊守静、武云魁、姜晨阳随同“上海小组”七名刑警，一行十人搭乘夜班火车奔赴沪上，对罗果夫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罗果夫生前的社会关系称得上错综复杂，十名刑警马不停蹄，天天起早摸黑，一共花了整整八天时间，方才完成调查。其间，熊守静每天晚上开过汇总调查情况的碰头会后，不管多晚，都必须拨通南京长途电话，向指挥部报告当天调查的情况。尽管大伙儿个个忙得都像车轴一样转个不停，但头几天的电话汇报都很简单，并未查到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线索。直到5月10日晚上八点钟开碰头会时，方才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沪上租界因未被侵华日军占领，故被称为“孤岛”。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在上海滩的指挥机关，都设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特高课以及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特务，也时常潜入租界搞绑架、暗杀等活动。双方的这种行动，史称“上海特工战”。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孤岛时期”究竟发生过多少起由多方特工进行的暗杀案件，连巡捕房也无法记载清楚，因为有的暗杀行动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真所谓“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且管杀还管埋，埋得还非常隐蔽，把人干掉后连尸体也找不到。“军统”上海站的行动特工，曾经在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里干掉过一个身份特殊的对象，行动过程中曾得到过罗果夫的直接协助。
这条线索是由上海小组组长钱锦图出面约见的西菜馆侍者老边透露的。年过五旬的老边曾是罗果夫的老爸老罗果夫当年经营私人诊所时的杂役，老罗果夫罹患伤寒不治身亡，诊所关门，罗果夫去学厨艺，老边则去法租界一家饭店打杂。一晃十年，罗果夫修成正果，开了自己的餐馆，他雇请的第一个员工就是老边。因此，可以说老边是罗果夫的心腹。据老边说，大约在1940年三四月间的一个夜晚，即将结束营业的西菜馆来了一个颇有派头的俄国男子。当时他正在收拾店堂准备打烊，见还有客人来，立刻迎上前去，把客人引领到店堂一侧。那人落座后，用俄语吩咐老边：把你们老板罗果夫先生请出来！
罗果夫从后堂出来后，老边退到一旁继续忙碌，瞥见来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罗果夫。罗果夫看过名片，立刻向对方鞠躬行礼，状极恭敬。然后，把来人请至后堂，吩咐老边送上咖啡，两人关门说话。一刻钟后，客人离去。
西菜馆打烊后，臉色凝重的罗果夫把老边留下，主仆两个开了一瓶红酒浅酌慢饮。罗果夫告诉老边，来人是著名的白俄流亡将军姆拉奇科夫斯基，他曾在“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少将，后退出行伍定居沪上，抗战爆发后效忠“军统”。今晚，将军受某方委托前来请他帮助做一桩事——第二天晚七点，将有一个日本人来西菜馆用餐，某方准备以在酒菜中下毒的方式干掉他。由于这个日本人从事的是特工职业，警惕性肯定颇高，某方担心被其察觉，所以希望这次行动能够得到西菜馆方面的帮助。
罗果夫说自己是生意人，原本不应参与这种政治活动，估计某方的特工在策划该行动时也听说过他的立场，所以请出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将军前来说项，如此，他就必须买将军的面子了，哪怕把性命搭上也在所不惜。罗果夫之所以要把如此机密的事情告诉老边，是要获得老边的襄助，因为西菜馆的侍者中，只有老边他最信得过，而且也只有老边能够临危不乱，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老边也是性情中人，再说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自有一份爱国之心，听说要解决日本特务，自然一口答应。
次日，某方指派的杀手在七点前到达西菜馆，几乎是前后脚，那个日本特工也来了。老边按照罗果夫事先的安排，拿着菜谱过去请客人点酒菜。那日本特工果然有很强的防范意识，朝老边看了看，随即一挥手，说叫你们老板亲自来侍候。罗果夫不得不亲自上阵。酒菜一样样送上，日本特工冷不防会让罗果夫先“品尝”一下。如此几番循环，见罗果夫神情自若，举止不乱，这才放心。最后，这个日本特工终于在品尝一道唤作“罐焖牛肉”的菜肴时着了道。次日，传来了其在虹口日本海军医院殒命的消息。
事后老边才知道，所谓的“某方”，其实就是“军统”。“军统”暗杀那个名叫浅水中堂的日本特工后，派人送来一笔酬金，罗果夫坚决拒收，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把它遗忘就是。次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法租界巡捕房被汪伪政权接管，改称“警察局”。曾有警察局的日本顾问和捕探前来西菜馆调查此事，被罗果夫巧妙搪塞过去了。日伪方面对该案似乎并不特别重视，来了两次也就歇菜了。原以为这件事算是过去了，哪知到了抗战胜利后，忽然有人打上门来。
那是1946年2月的一天，西菜馆午市刚歇，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后，老边正要把“打烊”的牌子往玻璃门上挂，一辆卡车呼啸而至，在西菜馆门口停下。从副驾位置跳下一个脸面化得煞白、嘴唇涂得猩红、烫着一个狮子头的中年女子，尖声呼喝：“就是这家，你们下来，给老娘狠狠地砸！”
卡车上如同下饺子似的跳下十来条大汉，一律短装打扮，头戴黑呢礼帽，手持铁尺、钢棍，闯进店堂二话不说就是一阵乱砸，然后又冲进后堂，把厨房、账房砸得一塌糊涂。其间，那个妇人叼着香烟把包括老边在内的所有员工一个个揪住逼问：“老板在哪里？那老毛子躲到哪里去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罗果夫临时有事在十分钟前离店外出，肯定少不了挨一顿痛打。待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出动两辆警车载着二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过来时，那班暴徒早已乘卡车离开。
此案惊动了当时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陆军中将宣铁吾，下令“严厉查处”。可是，次日宣局长就撤回了手令，然后派人约谈罗果夫。据罗果夫事后向老边透露，此事竟然源于多年前的那起暗杀事件。
抗战期间，“军统”在上海设置了被认为是“敌后最强特工网”的特务组织，戴笠亲自制定潜伏计划，破例布置了互相之间并不联系也互不知晓的特务组织——沪一区和沪二区。沪一区的职责是情报和行动，沪二区只负责搞情报，重点是日伪高层和核心部门的情报。那个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高级特工浅水中堂是沪二区发展的秘密间谍，只对沪二区主任本人负责，交代使命、输送情报也是单线联系。沪二区隐藏得很好，整个抗战期间该区没有被捕过一个特工，可以说是世界间谍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虽然沪一区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如沪二区，但行动却是在“军统”全国所有区站中最出类拔萃的。尤其是以大特务毛森为首的代号为“大侠”的行动大队秘密进驻上海后，对日伪方面的暗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暗杀浅水中堂就是“大侠”的杰作。可是，“大侠”没有料到，被他们暗杀的浅水竟然还有另一个身份。
浅水被暗杀后，擅长搞情报的沪二区立刻进行紧锣密鼓的秘密调查，最后才弄清楚竟是沪一区下的手。“大侠”无话可说，只好向重庆“军统”总部打报告说明此事。对于戴笠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但沪一区并未违反纪律。于是，由总部出面发了一个命令，规定以后确定锄奸目标后，必须报请总部批准方可执行，也算是亡羊补牢。
这是“军统”内部事务，罗果夫当然不知道。不料，事情还没有结束，猛料还在后面——浅水中堂竟然还有一个身份，他同时还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间谍。他被杀之后，美国海军情报部也组织了秘密调查，由于投入的力量和手段有限，未能查明。战后，美国海军情报部继续对此进行调查，终于通过一个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美国情报专家查明了真相。按照间谍行业的规矩，此事属于“无话可说”，也就结束了。不过，美国方面却多此一举，派人向浅水中堂的妻子通报了其丈夫被害的真相。美方这样做只是为了少支付一笔抚恤金——向遗孀表明浅水之死跟其为美国工作没有丝毫关系。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倒是撇清了干系，却苦了西菜馆老板罗果夫。
浅水的遗孀是中日混血儿，其父祖籍保定府，本姓柳，是清末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后来留在日本，娶了個日本妻子滨田，生下了这个女儿。因为其父是入赘妻家，遂改姓为滨田，女儿名叫滨田梅子。滨田梅子大学毕业后，其母去世，便随父返回中国，定居上海。其父认为自己已跟滨田家族没有关系，遂恢复原来的柳姓，女儿便也跟着叫了柳梅子。柳梅子后来与在日本时的同学浅水中堂结婚。
浅水被暗杀后，柳梅子获得了日本宪兵队的一笔抚恤金。她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美国间谍的身份，抗战胜利，亡夫的身份可以公开了，她就通过开赴上海的美国军舰跟海军情报部取得了联系。美方对于浅水的美国间谍身份没有赖账，但认为他的死跟美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浅水并不是因为给美方效劳而被人暗杀的。为说服柳梅子，美方就向柳提供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中对“军统”沪一区暗杀浅水的行动有详尽说法，其中也涉及罗果夫这个西菜馆老板。根据这份材料，柳梅子认定罗果夫是杀害浅水的帮凶，雇佣了一帮社会闲汉去找罗果夫报复，没找到正主儿，就把西菜馆给砸了。
上海市警察局弄清楚是这么一回事，考虑到美国方面不能得罪，只能和稀泥。警察局派人和已经加入中国国籍的柳梅子谈话，告诫她再也不可造次，否则一定会从严处理。至于西菜馆方面，宣铁吾的意思是“军统”应该给予罗果夫一点儿经济补偿，于是就以上海警察局的名义给“军统”发了公函。正赶上戴笠飞机失事坠亡，“军统”无人拍板此事。接着“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罗果夫也不在乎什么赔偿，只要对方不再生事，也就算了。哪知，上海解放后，柳梅子又登门问罪来了。要说她的亡夫浅水中堂还真是不简单，不但在特高课、“军统”、美国海军情报部都有兼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其上级是日共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中西功。供职于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特高课期间，他曾接受中西功的指令收集过一些情报，由中西功转给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和中共情报部门。柳梅子曾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遭到拒绝，于是就在1953年8月再赴西菜馆。
时过境迁，这回柳梅子文明些了，也不可能再雇佣闲汉相帮打打砸砸了。不过，她还是那副飞扬跋扈的做派，进门正好撞见罗果夫，当下拦住，直截了当要罗果夫赔偿经济损失，开出了五千万元（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的巨额价码。罗果夫提议到公安局去解决，柳梅子断然拒绝。谈判很快就变成了吵架，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柳梅子可能是急火攻心，破口大骂，连“八嗄牙路”也爆出来了，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干脆说起了日语。罗果夫随机应变，当即改说俄语，两人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吵了一阵，相当于鸡同鸭讲，自然没有结果。临末，暴跳如雷的柳梅子忽然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好呀！那你等着，有你的好！”
这次，因为对方没有损坏西菜馆的物品，罗果夫没有报警。管段民警到管片进行例行走访时，他也没反映。不久前，罗果夫决定举家回苏联，在西菜馆结束营业前十天，张贴海报向新老顾客道别。柳梅子获悉后，由一个中年男子陪同再次登门。不过，当时老边不在店里，是事后才听说的。这回柳梅子没有张牙舞爪，由那个男子提议“单独谈谈”。三人去了后堂的老板办公室，关着门不知谈了些什么，反正半个多小时后对方离开时，那男的两眼透着凶光，柳梅子则是脸色铁青。
一干刑警讨论下来，认为柳梅子有重大作案嫌疑。南京方面三位刑警的负责人熊守静决定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这条线索，其余同志留沪待命。
四、发现赃物
熊守静于5月13日午后返回南京时，指挥部正忙着追查一条赃物线索。
5月4日指挥部作出兵分两路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同时展开调查的决定后，次日，南京刑警即开始着手调查案发地路灯灯泡被打碎的原因，并在南京市以及周边郊区对赃物进行布控。
刑警童健夫等三人负责调查路灯灯泡破碎的原因。原以为这事好查，只要走访该地段的居民就行了。但一天走访下来，跑遍了方圆一公里之内的每户居民，竟然都说不清楚路灯灯泡是怎么被打碎的。不过，至少有十几位居民都记得，傍晚经过巷口时，路灯是亮着的。刑警还询问过负责清扫巷子的临时工许阿姨，她说自己在下午五点多打扫路面时，地上还没有碎玻璃。继续调查，终于查明是一个姓房的十一岁少年和几个小伙伴用弹弓打碎的。
刑警调查了这几个少年的家庭背景，目的是要知道他们的家长是否有作案动机。一番调查下来，几户人家全部排除。如此，对打碎灯泡情节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
再说另一路针对赃物布控的调查。
最初三天，什么线索也没有露头。第四天，突然像井喷一样，一天之内冒出了多起销赃报案。一干刑警分头外出查摸、蹲守，竟然忙不过来，不得不向辖区分局求援，请人家先出警去控制现场。可是，一起起核查赃物，都不是罗果夫被劫的物品。接下来几天，又是“白板”。
直到赴沪调查线索的刑警熊守静返宁汇报工作那天——5月13日，上午一上班，指挥部忽然接到镇江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昨晚发现一条疑似销赃线索，赃物系一男式钱包，与“5·3”案件的被劫物品相似，销赃人现已到案，请指挥部迅速派员前往镇江处置。
这无疑是专案指挥部至今获得的一条最靠谱的线索，当下，指挥部命令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驱车赴镇江，如果线索确凿，即刻就地办案，警力不够的话，南京这边立刻增援。刘子炎一行赶到镇江市公安局北固分局，了解到以下情况——
该区“裕泰旧货店”系全市同行业中首家公私合营试点店铺，前身是创办于民国前期的“裕泰典当”。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指导下，典当行纷纷转为大众化的旧货店，“裕泰”是最先响应号召的一家。1954年1月，根据市商业局的安排，“裕泰”又改制为公私合营，被称为“行业中社会主义改造的排头兵”。
“裕泰”最老的一位店员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名叫汪仁祥。老汪的身体不大好，一直病病怏怏，春节后又查出患上了急性肝炎。好在已经公私合营，医药费由店方承担，工资照发。对于老汪而言，这当然是一桩大好事，而且明年满六十岁就可享受退休待遇，不必再操劳了。于是，老汪静心休养，直到病情痊愈。5月12日，获准可以正常上班。
当天下班前，老汪接待了一个前来出售旧物的顾客。这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户口簿上的名字叫谢三，要出售的是一个男式钱包。老汪在典当行做了三十年朝奉，乃是行业中出了名的老法师。他一看这个钱包，就知道不是寻常货色。这个浅蓝色的钱包是用皮革面料中比较罕见的幼龄海狮皮制作的，表面没有任何划痕。海狮皮制作的产品，具有耐磨和透气性良好的优点，而且因为皮革中含有油脂，用得愈久，色泽愈亮。更难得的是，这个钱包的表面还镶着一枚18K金的徽章，显示其系沙俄时代的皇家用品。老汪问谢三：“这钱包是你家里的？”
少年面不改色：“是，我爸打发我来卖掉的。”
“你是想寄售呢，还是直接卖掉？”
谢三断然回答：“卖掉！”
老汪从业三十年，还没经手过这种商品，这个称得上珍贵的钱包使他感到有些为难，不清楚应该开出多少价钱。这天也是巧，店里两个能够拍板的角色——原老板、现副经理任嘉侠和公方派来主持工作的一把手经理老薛都去区里开会了，其他职工都是老汪的徒弟，他是不屑跟他们商量的。于是他就对谢三说：“这样，你把这件东西放在这里，我给你出个条子作为凭证，明天你过来听消息。如果你嫌钱少，那就把货拿回去，你看行不行？”
谢三略一考虑，点头同意。不过这少年看来还是有些城府的，他提出除了给他出具条子，还要付一万元押金。这种情况没有先例，不过老汪寻思，这个钱包比较稀有，店里收下肯定不会吃亏，就先用个人的钱给垫上了。
把谢三打发走，正准备关门打烊，两个经理开完会回来了，老汪便向他们汇报了此事。不料，他刚把话说了个开头，任嘉侠脸色倏变，一把抓过那个钱包看了片刻，对老薛说：“这玩意儿好像是分局通知布控的赃物嘛！”
老薛把分局下发的那张布控通知找出来，三人对着上面的文字一比照，都觉得酷似，赶紧向北固分局大市口派出所报告。
大市口派出所当即向分局报告，分局治安股要求派出所先把这个钱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如果确实涉案，就把那少年控制起来，往下的事儿，镇江方面就不便沾手了，应当按照省公安廳5月4日下达的紧急通知的要求，跟南京“5·3”案件专案指挥部联系，由指挥部派员来镇江处置。
根据老汪登记下来的那个少年的住址，派出所派员前往鼓楼岗谢家，一问，确实有谢三其人，不过此刻不在家。民警向谢氏夫妇了解谢三出售钱包之事，两人都说不知，而且家里也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钱包。民警就知道这是谢三这小鬼耍滑头了，便问你家儿子去哪里了。这一问，那对夫妇气不打一处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牢骚，民警听了半天，大致弄清楚了谢三的情况。
谢三是谢家的第三个儿子，不过前面两个都没长到一岁就夭折了，所以谢三就被当宝贝疙瘩一样养着，结果造就了一件劣质产品。举凡逃学打架、小偷小摸、骚扰邻里之类的事儿，都少不了他，可当时还没有少年教养一说，最多不过将其提溜到派出所教育一番。谢三聪明，几次下来，意识到民警拿他没办法，因此越发肆无忌惮。
民警尚且拿他没办法，父母就更没辙了。谢三是1949年9月1日上的学，按说现在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了，可他却还在三年级站队——因经常逃学留了两级。今年他打算继续留级，最好被学校开除，以获得最大自由。而校方呢，也有这个念头，所以根本不去管他。谢三小小年纪，交际却广，镇江全市各个旮旯的社会渣滓他都认识，给那些人当跑腿小弟，还乐此不疲。平时他基本是不在家过夜的，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去。今天父母下班回家，问了两个女儿，都说回家时门是锁着的，根本没见过谢三。
民警请他们查看一下户口簿是否在家。老谢去了趟卧室，出来说户口簿不在。老谢告诉民警，谢三经常偷偷把户口簿拿出去，要么自己去旧货店卖东西，要么借给别人去卖东西。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赃物。为此，管段派出所经常找上门来。两口子也很头疼，多次把户口簿藏起来，但无论藏得多严密，总能被谢三找到。后来老谢恼了，把户口簿拿到居委会请干部保管，但人家不肯。
镇江民警寻思，如果调查到此为止的话，只怕还不能交差。回头南京刑警怕是也要找谢三的，到时他们自然还得陪同。而且，南京同行多半会认为他们懈怠，留下不好的印象。向领导汇报后，他们开始到处寻找谢三，一干人一直折腾到天亮时分，才在长江边的一条木船上找到了这小子，顺便还逮到了一伙赌徒。谢三负责给他们递烟沏茶买点心，据说可以获得两万元“劳务费”。
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赶到镇江后，在北固分局治安股的临时羁押室见到了谢三。这小子一夜未眠，正在呼呼酣睡，被唤醒后很恼火，待到发现这些警察眼生，这才一个激灵彻底醒过来。没等刑警发问，他倒主动开腔了，问刑警是什么人，又埋怨民警抓人太急，害得他两万元“劳务费”也没拿到。
谈话从谢三身上搜出的那本户口簿开始，问他为什么把户口簿随身带着。谢三自幼和警察打交道，自有一份从容，并不像一般孩子那样，面对疾言厉色的警察会顿时没了主张。他告诉刑警，根据公安局的规定，卖旧货是要凭户口簿的，所以他就带上了。卖完后因为忙得顾不上回家，就把户口簿带在身上。这样，话题就扯到了那个被他以一万元定金押在“裕泰”的那个钱包上。谢三儿突然问：“您几位是哪里的警察？”
刑警老朱顿时瞪眼：“少啰唆，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讲清楚，把你关起来！”
但这一套对谢三一点儿用处没有。谢三笑了，说我是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关起来的次数多得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最早那次还是让反动派旧警察给关的，还扣过铐子。几位打算再把我关起来，请便。刘子炎吃惊之余，立刻调整策略，让买点心给谢三吃，又说自己来自南京，是来调查一件重要案子的。
谢三这才答应配合，说那个钱包是前几天——在刑警的要求下，他想了片刻，终于想起是5月4日——傍晚，他在解放路上的“鸿正兴面馆”吃面时，顺手牵羊从其他食客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原以为这么一个有些沉的钱包里肯定有不少油水，哪知得手后一看却是空的。不过，这个钱包看上去值几个钱，他就动起了卖到旧货行的脑筋。5月12日去“裕泰”卖，没想到那老头儿作不了主定不下价，就先搁在那里了。
对于刑警来说，这自然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接下去，刑警让谢三带路去面馆查看现场。谢三马上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便又耍起了花招，说他昨晚一夜没睡。刑警打断说没关系，我们有汽车，不要你走路。这小子看看窗外那明灿灿的阳光，又说天气太热。刘子炎便哄他，说可以私人掏钱请他吃冰淇淋。谢三蹬鼻子上脸，说他有个习惯，吃冰淇淋一次必须两客，否则宁可不吃。刘子炎点头：“行行行！两客就两客！”
谢三是“鸿正兴面馆”的常客，面馆从老板到伙计，个个对这主儿恨得牙根发痒，却不敢得罪，因为谢三阴招太多，随便露一手就会影响生意。见他进去，跑堂（该面馆系私营，故人们习惯沿用旧称）立马迎上来，称其“谢小爷”，问他今儿个想在底楼座还是去二楼。谢三指指身后的便衣，说今天不打算照顾你家生意，我只是带几个朋友来看看贵号宝地。这时正是午市，刘子炎就把谢三带到后面的老板屋里，亮明身份，叫谢三说明5月4日他在面馆行窃时所坐的位置。
那天傍晚七时许，谢三因为口袋里有几张钞票，就来面馆吃爆鱼、焖肉双档汤面当晚餐。他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落座，等候跑堂的上面条时，邻座来了一对男女。谢三干的是小偷小摸的勾当，时刻准备下手，同时又要提防被人发觉，观察力自是比一般人细致。那对男女一落座，他便不由自主地暗中观察。
那个男的三十多岁，较黑，络腮胡子，脖颈很粗壮，脸上一副凶相，穿一件米黄色卡其布猎装；女的二十七八岁样子，跟男子相比，肤色显得白皙，头发扎成马尾辫，跟男子说话时，因为动作太大，那条扎着黑色丝绸蝴蝶结的马尾辫老是晃来晃去。女子的口音听上去像是苏州话，男子说的也是江南话，但不像苏州话那样软糯，谢三说不清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一会儿，他要的双档面送来了，吃面时，他依旧用眼角余光留意那对正等待上酒菜的男女，发现男子的目光两次朝自己扫视过来。面吃到一半时，邻桌要的酒菜上来了，那个女子斟酒时，男子说“有点儿热”，便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谢三见之心里一喜，那个位置正好适于一会儿离開时顺手牵羊做一个小动作。于是，他赶紧吃完面条，连平时舍不得放弃的汤水也割爱了，唤来跑堂，付钱后立刻起身走路。经过那男子背后时，谢三顺利地从衣袋里掏到了钱包。
这时，面馆午市结束了，刘子炎让老板把跑堂都叫来，要求大家回忆5月4日那对男女食客的情况。但是，时间过得太久，而且饭馆里每天都有此类食客，跑堂们根本想不起来。大家对谢三来吃双档面倒是都有印象，连下面条的师傅也记得这小子，因为跑堂特地关照，这是小兔崽子点的，师傅就不得不挑选大而好的浇头，油水也足，以防那小子故意找茬儿。
在南京作案的正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食客的情况自然会引起刘子炎的重视。他立刻把情况汇报到专案指挥部，指挥部也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很快又从南京派来十二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二十多名刑警聚在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定要在镇江查出案犯的蛛丝马迹。
五、可疑对象
回过头来，再说刑警熊守静这一路。熊守静从上海赶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了在沪调查的情况。指挥长洪沛霖当即下令，向上海增派十一名刑警，会同上海小组，彻查柳梅子的情况，如果发现柳确有疑点，可以立即拘拿。
熊守静与增援的十一名刑警回到上海，马上对柳梅子的基本情况作了外围调查。
柳梅子与浅水结婚时，在静安寺那边的一家日本商行做会计。浅水被“军统”特务暗杀后，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为表示对浅水遗属的关心，安排柳梅子到虹口日本海军医院工作，具体岗位是财务室会计。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抗战胜利，海军医院被国民党接收。接下来，她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到上海解放为止，将近四年时间，柳梅子先后干过商铺店员、洋行职员，1948年春洋行歇业，她在一家影剧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上海解放后，情况愈加不妙，那家影剧院的老板因为历史问题逃往海外，影剧院关门，柳梅子失业。
不久，失业在家的柳梅子突然得到消息，其亡夫浅水生前系日本共产党党员，曾以特高课特务的身份为掩护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此后，柳梅子四处奔走，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民政局、外事部门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求追认浅水为革命烈士。这个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不过，这番奔波倒也并非全是無用功，政府为安抚她的情绪，安排她到内河航运公司当了正式职工，不过轮不到坐办公室，只能做做内勤杂务。以柳梅子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这个职位还真是委屈她了。
自从浅水死后，柳梅子一直独身。她搬过几次家，每到一处，总是要在新居选择一个最佳位置安放浅水的遗像，每月初一、十五，还会供奉佳肴美酒，点烛焚香。这么些年来，并非没有人追求过她，其中不乏日本人，但都被她回绝了。不过，这只是表面上，暗地里，她和不少男人保持交往。据刑警初步调查，自1940年浅水被杀到现在，柳梅子至少跟十五名男子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
尽管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柳梅子对浅水的感情倒不像假的，她一直没有断过替丈夫复仇的念头。浅水刚被暗杀时，柳梅子隔三差五跑到四川路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要求特高课长官下令彻查该案，抓获凶手。特高课对于自己人被暗杀的案子，当然非常重视，确实花费过许多心思进行调查，最后查到系重庆方面所为。可是，具体凶手是谁、策划指使人是谁，那就没法儿查了。主持调查该案的佐藤少佐曾找柳梅子谈话，坦率告知一应情况，遭到她的一顿痛骂，说你们不查我就自己去调查。佐藤倒并未生气，说浅水夫人你可以自己调查，查到凶手后告诉我，宪兵队负责抓人。柳梅子还真的花钱请人查了一阵，当然不会有结果。
抗战胜利后，柳梅子通过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弄清了浅水之死的大致情况。人家当然不可能告诉她具体执行暗杀使命的是“军统”的哪个特工，只透露说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可能对这次暗杀行动提供了帮助。联想到丈夫是在西菜馆用餐回家后才身亡的，柳梅子就想当然地认定是罗果夫在酒菜中下了毒，于是就打上门去。第一次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浅水有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秘密身份，警察局不愿干预此事，对柳梅子警告一番，也就算了。上海解放后，柳梅子两次去西菜馆“讨说法”，迫于形势，自然无法再打打杀杀了，但还是气势汹汹。刑警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柳梅子多次向她的一些朋友表示，一定要算一算跟罗果夫的那笔血债。
在调查中，刑警还意外了解到一个情况。去年8月，柳梅子去西菜馆爆出日语粗口“八嘎牙路”之后大约一星期，其供职的内河航运公司对员工进行体检，柳梅子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处于中晚期阶段。这个情况使刑警感到突兀的同时，更增加了对其实施所谓“复仇”的怀疑。从柳梅子的“复仇”决心来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未曾松懈过，只不过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不敢付诸行动。现在，她患了癌症，在那个肺结核尚且可以轻易夺去人的生命的年代，得了癌症那更是死路一条了。因此，被查出罹患癌症，可能会成为她实施“复仇”的催化剂。
据此情况，刑警决定跟柳梅子当面接触。
5月15日上午，刑警在柳梅子从医院回家的途中将其拦截，宣布对其依法传讯。把柳梅子带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后，即由熊守静等三名刑警对其进行讯问。
刑警先从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问起，假装不知道柳已患了癌症。问了几句，原以为柳梅子肯定会把癌症的事说出来，哪知她竟很沉得住气，根本没提，还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熊守静就把话题转移到罗果夫身上，问她是否听说了罗果夫的事情。柳梅子说不只是听说，她还去过那家目前已经关门的西菜馆，跟罗果夫当面对过话，这家伙不是就要回去“建设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了吗？呵呵，总算老天有眼，这个罗宋瘪三罪有应得！
熊守静突然把话锋一转：“这案子跟你是否有关系呢？”
柳梅子一愣：“哦……原来你们怀疑是我杀了他？那行啊，拿证据出来！”
“先说说你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吧，从早到晚在干什么都说清楚。”
柳梅子说：“我觉得你们这帮警察的思维很奇怪。可能你们的脑子特别好，可以把半个月以来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活动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你们是否上过大学，我倒是大学毕业的，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到马路上随便找几个人问问，看谁能说得上来？”
干刑侦的大凡都会遇上这种角色，自然也有应对之术。不过，眼前这个柳梅子有点儿难缠，刑警费了好大工夫，方才把她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一一查明——
自4月26日至5月10日，她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住在内科病区305病房，5月11日出院后一直待在家里。上述情况，前者有医生、护士、化验师和病友作证，后者有多名邻居作证。刑警一共走访了三十七名证人，笔录制作了厚厚一沓，足可证明柳梅子没有作案时间，在案发后也没有跟其他人有过接触。
但是，刑警认为尚不能排除柳梅子的涉案嫌疑，毕竟她有强烈的作案动机。所以，调查还须继续进行下去。鉴于柳梅子是癌症患者，刑警决定解除对她的羁押，放其回家。没想到，柳梅子拒绝找人为其担保，无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刑警只得与其单位内河航运公司联系，由公司保卫科安排两名女职工去其住处与其同住，美其名曰“照料病人”，其实就是寸身不离日夜监视。
往下，就是调查柳梅子的那些异性朋友了。如果这个案子确实是她指使他人下的手，那她所找的人肯定与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一番查摸后，刑警的目光集中到两个人身上——
这二位，年岁跟柳梅子相仿，一个叫齐穆，一个叫梁重欢。齐穆是求新造船厂技师，梁重欢原是汽车修理厂老板，上海解放前夕把厂子以二百六十两黄金转让出去，从事过倒腾“黄白绿”（即黄金、银洋和美元）的营生，赶在市军管会打击之前歇手，因此未被追究，从此靠利息过着一份滋润日子。这两个男子都是鳏夫，丧偶两三年至今未娶，喜好寻花问柳，柳梅子则是他们的情人。不过，刑警在调查中发现，齐、梁两人从未见过面，也不知自己不过是柳梅子那副桃色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刑警之所以忽略了其他“棋子”而关注这两个人，是因为在柳梅子的那些“棋子”中，齐、梁是仅有的已知晓柳梅子罹患癌症，却依旧对其关怀备至的人。
齐穆就是前面说过的在西菜馆歇业前陪同柳梅子找罗果夫交涉的那个男子。当时，齐穆提议双方“单独谈谈”，罗果夫同意，于是就去了后堂的老板办公室。可是，三人关门谈了一阵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讯问柳梅子时，刑警重点追问谈话内容，柳梅子说是向罗果夫了解当时暗杀浅水的情况，但遭到罗果夫的坚决拒绝，他建议“你们可以向人民政府去了解”。柳梅子自然很氣愤，当下就想动手打罗果夫耳光，被齐穆拦住。
两人出门后，齐穆劝她少安毋躁。柳梅子说这个罗宋瘪三马上就要回苏联了，不把这个仇报了，以后再也没机会了。齐穆说苏侨起码得下个月回国，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嘛。两人原本说好要去“梅龙镇”吃饭的，因为说得不开心，最后饭也没心思吃了，去“鲜得来”草草吃了份排骨年糕就分手了。之后，齐穆不跟她见面了，只是让朋友每周给她送一次营养品。立夏那天，前来送营养品的那位陈姓朋友还捎来了一张便条，说有好消息，保证你听了开心得跳起来，毛病也可以好一半。
1954年的立夏是5月6日，而罗果夫是在3日晚上被害的，这个时间节点引起了刑警的重视，莫非是齐穆作的案，返沪后先给柳梅子报个信儿？刑警决定将此作为突破口，盯着调查。
刑警先找了给柳梅子送营养品的那个陈姓朋友，得知齐穆是立夏那天上午九点多到的船厂，之前，齐自4月28日开始休假，就没来过船厂。那天他带来了一个拎包，内装上海冠生园炼乳两听、采芝斋牛肉干两包、金陵盐水鸭一只，还有一封信，嘱他下班后送往柳梅子家。二十五岁的小陈是齐穆的徒弟，虽然早已出师数年，但师傅的吩咐总是要听的。接受派遣后，下午三点，他就以去医院看病为由请假提前下班，直接赶到柳梅子的住所把东西和信件转交了。
刑警听到“金陵盐水鸭”五字，都是一个激灵：那不是南京特产吗？看来齐穆确实去过南京。刑警马上去求新造船厂调查，保卫处应刑警的要求，从人事处调取了齐穆的档案。
齐穆是徒工出身，人很聪明，脑子也活络，学的是钳工，俗称“外国铜匠”，还精通其他金工技艺，车刨焊电无不操作自如。抗战时期，他曾被浦东抗日游击队悄悄请去修造枪支。齐穆以前练过武术，拜的师傅是江南刀术名家胡百通。为浦东抗日游击队帮忙期间，他还编了一套匕首制敌的速成操传授给游击队员，据说颇有效果，以至于上过日本宪兵队的通缉榜。这一条也符合刑警对凶手“擅使刀具”的推测，再加上其身高与现场勘查时根据脚印推断的疑犯身高相符，刑警认为齐穆疑点颇重。
接下来查阅船厂总装车间送来的关于齐穆休假的情况时，刑警又发现齐自4月28日至5月5日休假八天。他的假期使用了平时加班加点后厂里开给他的调休，因为齐穆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请假时车间要求他须留下休假期间的联系地址，以防遇到紧急技术难题，好派车去接他返厂处理。齐穆当时留下的是苏州亲戚家的住址，可是，劳动节那天船厂有工人利用节假日去南京游玩，却亲眼看见他在夫子庙漫步，身边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清丽女子。
前往船厂调查的刑警通过电话向赴沪外调负责人熊守静汇报后，熊守静当即下令拘捕齐穆！
齐穆被捕后，刑警搜查了他的住处，搜出匕首一把，但未发现赃物。讯问时，问及其在南京的活动，齐穆说，他给厂里留下的联络地址确实是苏州叔父家。他去苏州后，得知从小过继给叔父做女儿的胞妹齐姝因离婚而郁郁寡欢，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便征得了叔父的同意，陪妹妹去南京散心，反正那里有亲戚，可供食宿。这样，兄妹俩4月30日就去了南京，至5月3日上午方返回苏州。5日，齐穆返沪。他让陈姓徒弟送给柳梅子的礼品中的牛肉干是在苏州买的，盐水鸭则是在南京买的。
如果情况确如齐穆供称的那样，那他就没有作案时间。刑警立刻驱车苏州进行调查，找到了齐姝，一看她那一米七的个头儿，很明显不可能是曾经出现在作案现场的女疑犯。接着，又向距齐家仅二十来米的管段派出所核实齐穆兄妹因在苏州过夜申报临时户口之事，得到了派出所的证实。刑警调查了齐穆在苏州期间的活动情况，接触相关证人二十三名，未发现可疑情况。这样，齐穆的涉案嫌疑就被排除了。
对另一嫌疑人、原汽车修理厂老板梁重欢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梁重欢之所以被刑警认为是涉嫌对象，除了他与柳梅子的那层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抗战胜利不久，罗果夫的西菜馆曾遭到一群流氓的打砸，梁重欢就是策划者和现场指挥。梁身材肥胖，身高与凶手也对不上号，他本人不大可能直接下手杀人。但是，此人一向颇具心机，擅使阴招，而且由于职业原因，交际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多不胜举。所以，刑警认为不能排除其涉案嫌疑，他完全有可能假手他人作案。这几天，刑警就一直在对其进行外围调查。
根据赴沪刑警负责人熊守静的打算，齐穆的嫌疑被排除后，就应该集中力量，查清梁重欢身上的疑点。可是，当天晚上大伙儿正在开碰头会时，忽然接到专案指挥部的电话，指示除上海小组留驻沪上外，其余刑警连夜去镇江，另有使命委派。
六、拨云见日
上海那边在忙活着调查柳梅子的时候，刘子炎正带着一干刑警在镇江追查谢三交代的那对被他窃取了钱包的男女。此时，众侦查员已基本认定，这对男女就是“5·3”案件的正主儿，因为赃物已经被罗果夫的妻子尼娜辨认出来，而两人在镇江出现的时间，正好在案发后一天，很可能就是从南京逃到镇江的。
刘子炎已经与镇江市公安局联系，要求指派警员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严防嫌疑人外逃。当然，他也明白，这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手段。谢三说是5月4日见到那对男女的，现在已经是13日，相隔九天。如果那对男女是流窜犯的话，怎么可能还会待在镇江？
不过，哪怕就在镇江待一天，他们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才行。这个落脚点可能是旅馆，也可能是某个熟人家里，或者就在车站或者码头。最后一种可能很快就被刘子炎否定了——既然担惊受怕逃离南京，也就没必要在车站、码头冒着被警察盘查的风险过夜，何不在夜班火车或者长江客轮上多待些时间，到离南京远一些的城市下来呢？因此，在镇江停留，他们必然有落脚点。不论是在旅馆下榻还是投宿熟人家，都要进行住宿登记或者报临时户口，这就留下痕迹了。只要找到他们的痕迹，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抓到他们。
于是，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对全市旅馆的住宿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由镇江市公安局向下辖各分局、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将自5月3日夜间至调查当天的所有住宿登记和派出所辖区内的临时户口申报材料提交警方查阅。这番折腾下来，用了三天时间，耗费的人力、精力可想而知，可是，最后的结果竟是白板一块，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
这样，刑警就不得不面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5月3日夜间，那对男女从南京逃到镇江后，没有去旅馆或者熟人处投宿，就在镇江客运码头或者火车站候车室内混到天明，第二天，伪装游客在市内转了一圈，傍晚在面馆用餐后，就离开镇江了。如果是这样，刑警就要重新寻找突破口，那要花费多大功夫，还是一个未知数。
刘子炎自然不肯轻易罢休，说咱们先不回南京，留在镇江这边开会分析情况，看是不是能够拓展出新的思路。有刑警提出，这次折腾的依据是查获了赃物，具体行动则是根据那个十三岁的少年谢三关于获得赃物（钱包）的说法而展开的。但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并未得到验证，因为面馆那边的伙计记不准当时是否有这么一对男女去消费过。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如果谢三的说法有问题的话，刑警的调查方向肯定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建议重新审查谢三的口供。
谢三住所所在地大市口派出所的管段民警老金立刻被请来，请他相帮分析谢三是否有瞎说的可能。老金说这小子从来就没实话，而且特别会编故事。接着，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听得这些算得上见多识广的刑警也对其说谎本领叹为观止。这种角色，尽管年少，但跟警察打交道已经成精，秋风黑脸、拍桌摔凳根本唬不住他，只有拿出真凭实据才镇得住。刘子炎决定再次前往“鸿正兴面馆”调查，指望能够掌握谢三说谎的证据。
刑警秋浩风当初负责讯问谢三，其搭档徐骁勇做的记录。于是，这桩活儿就交给这二位去做。两人去之前，先把笔录温习了一遍，所有细节都牢牢记住，寻思说不定有用。这一去，还真发现了一个疑点。
谢三的口供很详细，细到连当时那对男女点了哪几个菜都说得清清楚楚，秋浩风、马骁勇也不含糊，把菜名一道道报出来跟面馆核实。结果面馆方面说，有一道菜他们没有，而且整个镇江饮食业都不会有。那道菜叫作“虾仁炒青豆瓣”，这个“青豆瓣”并非通常所说的那种青豆，而是将新鲜蚕豆剥壳去皮，所谓青豆的叫法，仅仅是江南地区的俗称。
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之说，每年的新鲜蚕豆都是立夏以后才上市，持续半个多月就落市了。落市前的蚕豆因为皮长得厚且老，口感不佳，所以人们会把皮剥去，那就是豆瓣。豆瓣分两种，一种是豆皮虽老，但豆瓣仍是青绿色的；另一种豆皮老到发硬，剥出的豆瓣是黄色的。前者就称为“青豆瓣”。谢三说5月4日遇到的那对男女吃的菜中有“虾仁炒青豆瓣”这道菜，而当时离立夏还有两天，别说青豆瓣了，就是新鲜蚕豆也还未上市哩。所以，刑警断定谢三所述内容有诈，当即决定把那小子提溜过来重新讯问。
为防止走漏风声，刘子炎请老金出面让居委会干部去找谢三，找个借口将其骗到派出所。居委会治保委员老焦接受使命后，对老金和刑警说没问题，马上就把他弄过来。刑警在派出所等候，哪知却没等着——谢三听说派出所找他，满不在乎跟着老焦就走。老焦没少跟谢三打交道，这种传唤少说也有过十几次，每次都是顺顺当当的，所以也根本没当回事。不料，谢三倒是当回事的，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中途经过一条巷子时，冷不丁儿就开溜了。老焦拔腿就追，但论跑步他哪里是谢三的对手，转眼就被甩掉了。
这样一来，刑警愈发怀疑谢三心中有鬼，顿时来了劲儿，非要把这小子抓到不可。循着谢三平时的活动轨迹、交往关系几番调查，刑警终于瞅准了一个对象。
这主儿姓赖名仙筝，名字不俗，人却不雅，是镇江地面上有点儿名气的盗贼。赖仙筝的“仙筝”之名来自其父赖阿大的一手风筝技艺。赖阿大是个船夫，业余善制风筝，作为副业挣点儿小钱。为推销产品，他练就了一手放风筝的絕技。这人可以把风筝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举两个例子——
其一，民国前期镇江的民用供电由私营发电厂负责供给，称为“电灯厂”。电灯厂的线路有时会被不知何人所放的失控风筝缠绕，短路停电。这种状况处理起来颇费周折，费时费力，停电成本也大。赖阿大却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解决的方式更让人惊叹，他竟然能够用自己放的风筝解决缠绕电线的失控风筝，有些缠绕得过于复杂的，干脆用拴绑了极轻极薄极锋利“快口”（刀片）的风筝，切割失控风筝的棉线使其跌落。
其二，典当行、中药铺子每到黄梅结束骄阳当空时，就会把贵重细软和中药材在后院空地晾晒防霉。赖老大嗜赌，有时赌债还不上，就会悄悄爬上典当行、中药铺相邻的房顶或者电线杆，操纵拴上面筋的风筝，靠面筋的粘性将一些分量轻的贵重物品或药材偷出来抵债。
赖仙筝自幼跟着老爸鼓捣风筝，练就了一手制作风筝的手艺，也擅长放风筝，只是没来得及学得那手出神入化的本领，老爸就病逝了。不过，赖仙筝胆大，交了一班道上朋友，所以虽然不务正业，靠偷盗以及为匪人提供信息，也能过上一份还算滋润的日子。
像他这种作为，自然要经常和警察打交道，曾数次折进局子，最后一次是1948年。他结交的几个“长江兄弟”在江上拦截船只杀人越货后，将赃物藏匿其家，不料被国民党警察局侦破，起获赃物后连赖仙筝一并处置，判其七年徒刑，押解苏州监狱服刑。一年多后，苏州解放。赖仙筝以抗战时期曾协助新四军潜入镇江执行任务、收集情报为由，要求“将功折罪”。人民政府查实后，为其减刑三年，于1952年6月释放。赖仙筝回到镇江，开了一家杂货铺子维持生计。
杂货店生意有限，赖老大就制作风筝半卖半送招徕顾客搞促销，所以，他的店铺经常聚集着一帮少年，为其跑腿送货，有时做做诋毁竞争对手名誉的小动作，据说也有受其指使小偷小摸的。没有报酬，只是教他们扎制风筝，偶尔传一丁点儿放风筝的技法。这些少年中，谢三是最为活跃的一个。因此，刑警摸清情况后，就想到了通过赖仙筝寻找谢三的下落。
几个刑警前往五条街（地名）赖仙筝的杂货铺去走访时，意外遇到了正在那里相帮打杂的谢三，二话不说，当场控制。押着谢三出门走了没几步，刑警秋浩风想想不妥，寻思据说这个姓赖的主儿平时不大安分，别跟這案子有关系，干脆把赖仙筝也一并带走了。不过，当时秋浩风并没有意识到，这对于破案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一干刑警把谢、赖两人带到市局后，还是按照原计划先讯问谢三。原以为这小子不过十三岁，到这份儿上了，要想拿下他并不犯难。哪知，此念大错，刑警对那个钱包的来源重新进行查问，谢三还是之前的那个说法。秋浩风于是端出了“虾仁炒青豆瓣”之谬误，可谢三竟然连眼睛也没眨一下，立刻改口声称“更正”，说自己眼睛有毛病，可能看错了。说完，他就开始零口供，不管刑警怎么问，就是咬紧牙关不松口。
刑警没有办法，只好暂停。刘子炎说小秋你们先休息，我们几个接着上。接着上的对象是赖仙筝，刘子炎其实还没想过那个钱包会跟赖仙筝有关系，只不过指望如果这主儿知道谢三是如何得到这个钱包的，没准儿会在谈话中露出一点儿口风。哪知，运气突然降临。刘子炎把那个钱包往桌上一放，赖仙筝的眼里倏地掠过一丝怯意，尽管稍现即逝，但没逃过刘子炎的眼睛。当下，刘子炎就问：“你见过这个钱包吗？”
赖仙筝摇头不语。刘子炎也不着急，扔过一支香烟，示意刑警小周给对方点燃：“先抽支烟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开口。”
赖仙筝抽了几口烟，叹口气：“这小子……”
刘子炎马上认定他说的是谢三：“这小子比你十三岁时还要强些吧？”
赖仙筝突然获得了解脱似的：“这件事其实跟我没啥关系。这个钱包吧，是谢三从人家身上掏的，里面没钱，也没其他东西，空的。”
接下来赖仙筝的交代，让刘子炎喜出望外——
5月4日上午，他的杂货店刚开门，就迎来了一个名叫盛扣宝的朋友。这个盛扣宝曾是国民党临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的卫士，而王洪九则是当时苏鲁豫交界地区最令我方切齿的一个反动分子，1948年11月7日在山东郯城解放时侥幸脱逃，去了台湾。盛扣宝在郯城突围时负伤，在苏州改名换姓，做了一名小贩。第二年，盛扣宝落网，判刑十五年，押解苏州监狱服刑，与赖仙筝是狱友。两人关系不错，在狱内拉帮结伙，其他犯人都只有巴结他们的份儿。赖仙筝申诉成功，减刑三年提前获释，临走前悄悄给盛扣宝留了地址。
用赖仙筝的说法，那不过是应盛扣宝之求随口一说，盛要到1965年才释放，那时自己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哪知，这天上午，盛扣宝竟突然登门，还带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看着有点儿气质，像是知识分子，只是神情忧郁，言语不多。盛扣宝说这是他的一个亲戚，至于他是怎么出狱的，盛的解释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前获释，返家路过镇江，顺道来看看朋友，说着送上一条香烟。
赖仙筝见对方神色从容，还带着一个知识分子样的女性，况且在镇反运动中，确实有囚犯因举报而立功减刑，他寻思以盛扣宝的经历，举报重大线索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不再深究。当下准备酒菜，热情招待。午前，正好谢三过来取制作风筝的材料，这小子机灵，见盛扣宝受赖仙筝厚待，知道肯定是赖的好友，就主动留下来打杂。盛扣宝看上去挺喜欢这小子，拿出那个空钱包要送给谢三，被赖仙筝阻止。一会儿，谢三见已忙完，主人要开饭了，便告辞而去。此刻刑警亮出赃物，赖仙筝才知道，那天谢三竟然在离开前从盛扣宝那里窃得了那个钱包。
刘子炎等人问了盛扣宝和那个女子的身高，与“5·3”案件的疑犯相符，于是终于确认凶手原来是苏州监狱的逃犯。
那么，那对男女后来去了哪里呢？赖仙筝摇摇头说，盛扣宝两个吃了饭就告辞了，我送他们出了巷口，正好有辆三轮车过来，就拦下付了车钱，请他们上车。盛扣宝也没说要去哪里，只是往前方指了指，三轮车就向南面去了。
七、绳之以法
专案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集中全部警力盯着这条线索追查。总指挥洪沛霖坐镇南京，下达指令：增援江苏的钱锦图等七名上海刑警按兵不动，留沪待命；刘子炎率部分刑警赴苏州调查；熊守静率部分刑警在镇江继续进行调查。
5月19日下午，刘子炎一行抵达苏州，立刻与苏州监狱联系，调取逃犯盛扣宝的一应材料，其情况与赖仙筝所言基本相符。据狱方分析，盛扣宝的越狱应系蓄谋。他先是故意顶撞管教民警，被关禁闭。进禁闭室时暗藏一段铁片，当晚（劳动节）吞入腹内。狱方不得不连夜将其送往外面的医院检查治疗，他则趁机脱逃。狱方立刻组织追逃，同时向江苏、浙江、上海以及逃犯家乡鲁西南公安机关发了紧急协查通知。至于那个与其一起作案的女子，狱方表示不清楚，因为盛扣宝入狱服刑后，从未有亲友前往探望或者寄过信函、邮件，他所填写的履历表也显示“亲友均无”。盛扣宝越狱后，狱方在犯人中进行过调查，但并未获得更多的情况。
刑警要求狱方把与盛扣宝一个小组的十多个犯人开出来，逐个进行谈话，除了了解盛扣宝的亲友情况，重点是那个据赖仙筝所说讲一口苏州话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可是，所有与盛扣宝有过接触的犯人都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对象。
这时，刘子炎的调查思路已经形成——盯着那个无名女子追查，必能破获本案，所以，他要求刑警把调查重点放在那个无名女子身上。既然在监狱内查不到该女子的任何信息，那就有两个可能：一是盛扣宝入狱前就已经与该女子相识，越狱后即去与该女会合，两人一路逃窜，5月3日在南京作了案；另一种可能是，盛扣宝在越狱后与该女子偶然相识，由于某种目前尚未知晓的原因，那个女子心甘情愿地伴其逃亡，甚至携手作案。这两种可能性中，第一种不太好办，盛扣宝的亲戚根本找不到，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要么不知下落，要么解放后被清算，死的死，逃的逃，想找他们了解盛扣宝究竟结识过哪些女性，基本不可能。因此，刘子炎决定先对第二种可能进行调查。
5月20日晚，各路刑警汇总调查结果，终于查清了那个无名女子的身份——殷泓玫。这是以刘子炎为首的十一名刑警辛苦一天一夜的结果。
刘子炎等人对赖仙筝、谢三提供的盛扣宝与该女子的各种细节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该女子的脑子可能不大正常。如果这个推测准确的话，那么她很有可能是被盛扣宝随机诱拐，并受其控制的。因此，他们的调查着眼于劳动节前后苏州本地是否有符合条件的女性走失，结果在盘门派出所了解到殷泓玫的情况。
殷家系资本家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三十四岁的殷泓玫是独女，上面有三个哥哥，早在解放前就已去了國外。殷泓玫自幼聪颖，1937年十六岁时考入名校东吴大学，大三时恋上了一位男生。她倒是一片真情，不曾想对方却是始乱终弃。殷泓玫受了严重刺激，患上了精神病。学校让其休学养病，接着，东吴大学就因战乱辗转迁徙外地，殷泓玫也就不可能再返校复读。抗战胜利后，回迁苏州的东吴大学授予她一张肄业文凭，被她当场撕碎，继而揪殴老师，被送入医院强制治疗数月。从此，殷泓玫就被人唤作“疯子”。
殷家有钱，不惜花费重金遍请中西医为爱女治疗，最后好歹是制住了她的“发武”行为。可能是药吃得太多了，殷泓玫变成了一个不喜开口说话、终日郁郁不乐的抑郁症患者。不过，平时尚能独立正常生活，喜欢看古书，有时也相帮家里娘姨干些家务、做做女红，偶尔也外出会会老同学、教友，或者独自去影院、戏园、书场消遣。
劳动节这天，其老父携妻出门参加一老友之子的婚礼，殷泓玫照例拒绝随同，便和以往一样留在家里。下午三点，殷泓玫对娘姨说要去访友，晚饭不回家吃了，不料这一去就此失踪。老两口次日下午回家，这才知道女儿昨天外出未归。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比如因天降雨雪等原因，在同学或教友家住一晚上。但这次，直到5月2日傍晚殷泓玫还没回家，父母自是着急，动员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找了两天也没有女儿的音信。
当时，派出所对于受理人口失踪报案并无规定，甚至不受理也可以，所以殷老爷子也没去惊动派出所，而是去了报社，花钱刊登了寻人启事。一直折腾到5月10日，看看没有希望了，方才向派出所报告。那个年代，走失人口是一种常态，派出所也没当回事。这次南京刑警赴苏州调查，着重要寻找这么一个失踪女性，派出所方才想起殷家女儿，便提供了一应情况。
情况上报指挥部，刘子炎于5月21日中午接到指令，要求派员携殷泓玫的照片即赴镇江，让尚在押的赖仙筝、谢三辨认。
当天傍晚，镇江传来消息，赖仙筝、谢三认定殷泓玫即是5月4日和盛扣宝在一起的女子。稍后，刘子炎接到指挥部命令，彻底了解清楚殷家的所有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后，留下三名刑警在苏州待命，其余刑警赴镇江开展接下来的工作。
原赴上海主持调查罗果夫社会关系的刑警熊守静系江苏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和刘子炎一样，他也是一位刑侦高人。他率领一班刑警在镇江开展调查，目标是镇江全市所有解放后曾在苏州看守所关押过或在苏州监狱服过刑现已释放的人员，以及尚未释放人员的家属。刑警的考虑是，盛扣宝可能会像突然拜访赖仙筝那样，根据在狱中获得的镇江籍狱友的住址前往拜访。
这活儿费时累人，几天忙碌下来，遍访全部在册对象，并未发现任何线索。熊守静向领导汇报后，领导说那是否你们这一路也去苏州，与刘子炎他们会合，集中在苏州调查？熊守静说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他认为，盛扣宝逃离南京后，按照通常逃犯的逻辑，会有两种取舍：一是干脆就在近处如江宁、浦口躲着，一两天后大着胆子仍旧回南京，藏在你鼻子底下玩“灯下黑”；另一种是既然逃离作案地了，那就逃得越远越好。
案发后，为防止盛扣宝玩“灯下黑”，南京始终处于严查状态，所以第一种方式他是没法儿玩的。盛扣宝选择了第二种的前半截，逃离了南京，却没有逃远，而是在镇江停留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在镇江停留？表面上看是去拜访了狱友赖仙筝，但像他这种逃犯，搞这样的拜访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就是送了赖一条香烟，吃了人家一顿饭，然后就匆匆而去，这似乎不合逻辑。
所以，熊守静认为盛扣宝逃窜到镇江是另有意图。什么意图？可能是为了藏身。可是，盛扣宝在镇江的那些狱友都已经调查过了，没有发现疑点，那么，他能藏到哪里去呢？这就要在那个同行女子身上找答案了。熊守静进行这番分析的时候，还不知道苏州那边已经查到了这个女子的身份。但熊守静认为，盛扣宝之所以不嫌麻烦，一路上带着这个女子，就是为了通过该女子的关系找到安全的落脚点。
就在这时，刘子炎率队抵达镇江。总指挥洪沛霖也从南京赶来，主持了情报分析会，这一分析，殷泓玫家属提供的那份亲朋好友名单中与镇江有关的信息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殷家祖籍是江苏省金坛县，殷泓玫的曾祖父当初离开金坛前往苏州学生意，多年后有了自己的店铺，到其子即殷泓玫的祖父，已经成了苏州有名的老板。尽管已是第四代，但殷家与老家亲戚始终保持着往来。殷泓玫治疗精神病期间，曾被家里送到金坛老家乡下茅山深处住过半年，因此对山区印象深刻。不过，以其时好时坏的记忆和分辨能力，尽管地址可以倒背如流，若是让她独自前往，那绝对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走一辈子也不一定走得到。她跟盛扣宝在一起时，会不会已经向盛扣宝透露了这个情况，因而被盛扣宝利用？
于是，指挥部下令按照这个思路开展侦查。全部刑警化装后前往坐落在茅山之中的金坛县薛埠镇，在金坛县公安局和薛埠镇派出所配合下，悄然开展侦查，终于在5月24日于茅山深处的殷姓独家村（指只有一家农户的袖珍村落）擒获盛扣宝和殷泓玫。
盛扣宝供述，他自1950年被捕以后，一直处心积虑想越狱，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最近监狱医院内部改造，犯人生病只好送到外面的医院治疗，他才趁机吞下金属物品，在被押送到监狱外的医院后脱逃。他一路狂奔逃出医院时，在挂号窗口前顺手抢夺了一名看上去像是富婆的挂号患者的坤包，内有八十多万钞票和一些粮票。有了钱，他就叫了辆出租车奔火车站。在车站附近下车后，进了一家准备打烊的旧衣铺，买了一套七成新的外套，换下原来的衣服（当时囚犯不发囚服，都穿自己的衣服），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在站前广场从一个退票旅客手中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车票。因为距开车时间尚有一个小时，他就去附近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消磨时间。
这里需要作一下补充交代。盛扣宝虽是挥刀抡枪喋血战场的武夫，却是读完了初中的“文化人”出身（当时初中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而且长了一张斯文面孔，眉清目秀，肤色白净。因此，他竟然再次撞上了好运。在柜台前排队等着付款时，他的胳膊忽然被人轻轻挽住，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耳畔一声娇柔的轻唤：“哥，你怎么在这里？”
侧目一扫，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素色带小红花的连衣裙外面罩着一件银灰色薄风衣的女子，肘弯上挂着一个小小坤包，脸色苍白，眉眼清秀，略带凄楚的神情中透着一份激动。盛扣宝反应快，马上意识到对方认错人了，暗忖正好可以利用她掩护进站。对方见他未回应，急煎煎又道：“哥，我是小玫呀！”
盛扣宝连忙回应：“小玫，多久没见啦！正好，我请你喝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正处于精神病发作期、错把盛扣宝认作数年前已患病不治身亡的表哥李行良的小玫——殷泓玫——已经接受盛扣宝的邀请，答应随同其去南京。两人进了候车室，殷泓玫在商铺内买了一口旅行箱和一些生活用品，盛扣宝替她付了钱。走出商铺时，盛扣宝不无心惊地看见几名民警出现在候车室，他们分站几个通道口，左右扫视候车室里的乘客，不时唤住行踪可疑的单身男子盘查。盛扣宝庆幸遇上这个小玫，也对小玫购买箱子之举暗道“天助我也”。正因为有小玫和箱子做掩护，民警对这二人并未引起警惕，使他能够顺利通过检票口，终于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
两人到南京后，盛扣宝注意到车站附近有一家放映通宵电影的“铁路俱乐部”——供夜晚出发或者到达后因交通不便不能离开车站的乘客有个打盹儿的场所，遂带着小玫买票进入，两人和大多数观众一样，打了小半宿盹儿。次日上午，小玫说她要去南京的亲戚家去，邀盛扣宝同行。盛扣宝小心询问了亲戚家的情况，得知那是小玫父亲的远房表兄，姓丁，系一对赋闲在家的老年夫妇，生活优裕，百事不管，于是决定去看看。
丁姓主人非常好客，热情接待，根本没打听盛扣宝的来路。当晚，两人宿于丁家。盛扣宝不知有报临时户口之说，否则他肯定会拒绝留宿（事后刑警查知主人并未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第二天上午，盛扣宝得知有“临时户口”之说后坚决告辞，小玫认定他是自己的表哥，也跟着一起走了。当天，两人游览了夫子庙、莫愁湖、玄武湖。盛扣宝在逛夫子庙时，从地摊上购买了一把匕首，一为应对警方抓捕，二是他逃跑时在医院抢得的钱已快花光，必须作案获取了。
当晚，两人在一家饭馆吃过晚饭，盛扣宝说要去安庆，晚上可乘轮船。小玫说愿意跟他同行。两人从饭馆出来，想抄近路从火瓦巷穿出去到户部街叫出租车。路过巷子里的尼姑庵时，小玫被墙上的彩绘吸引，驻步观看。正看着，罗果夫散步经过此处。盛扣宝发现罗果夫戴着戒指、项链、金表，断定是个富主儿，决定打劫。但看对方个子比自己高出一头，而且体格强健，估计动起手来纵然自己有刀也不是对手。正犹豫不决时，罗果夫看见了小玫，便随口与其搭话。小玫用英语问了对方国籍，罗果夫也用英语回答，两人便攀谈起来。
这给了盛扣宝下手之机。他毕竟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当下悄无声息地捱到罗果夫背后操刀便刺。罗果夫倒地之后，盛扣宝俯身掠取了死者的手表、首饰、钱包、钢笔等，拔腿就逃。原本是要撇下殷泓玫的，不料精神病患者殷泓玫猝不及防受此惊吓，根本来不及思考什么，跟在他后面也是一路狂奔，边跑边大叫“表哥，等等我”，盛扣宝只好扯上她一起逃。两人跑出一段路，看见街边有一口井，便打了一桶水，盛扣宝脱下沾血的外套，擦洗掉手上的血迹，然后捡了块石头把外套包了扔进井里。反正已是初夏，穿衬衫也可以混得过去了。
杀了人，而且是苏联侨民，那是大案，必须赶紧逃离南京。盛扣宝吓唬殷泓玫说她是同案犯，抓住肯定一并枪毙。小玫吓坏了，说那我们赶快逃跑，逃得越远越好，去深山老林躲藏。盛扣宝原以为她脑子不正常，随口说说而已，哪知问下来，殷说她的老家在茅山，屈指数来，金坛、句容两县的茅山深处有四十多户亲戚。盛扣宝暗忖这个情况肯定暂时不会被警方掌握，便决定前往茅山躲避，待追捕风头过后再作计议。
就这样，盛扣宝携殷泓玫逃往镇江。抵达镇江后，盛扣宝先去旧货商店买了一件外套。他以前并无混江湖的经历，不谙警方追捕之道，逃出南京后，认为自己已经基本脱险了，不禁大意起来，想起镇江有一狱友赖仙筝，便想去见个面，反正只要不说自己是逃犯就行了。受到赖的热情款待，盛扣宝觉得不好意思，见谢三冲赖一口一个“师傅”，以为是正式弟子，便想给件礼物。正好那个空钱包留着没用，就随手拿出来要送给那少年。可赖仙筝不同意，他只好收了回去，直到离开后方才发现那空钱包已经没了，想必是那少年喜爱，悄悄拿走了。对此他也并不在意，哪里想到正是此举泄露了自己的行踪。
刑警同时也讯问了殷泓玫，其口供却是乱七八糟，时而说得与盛扣宝相符，时而却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坚持咬定盛扣宝系与其有青梅竹马之谊的表哥李行良。专案指挥部派人调查了殷泓玫那個已经病逝的表哥的情况，相貌果然与盛扣宝酷似，又组织专家对殷的病情进行医学鉴定，最后确定殷泓玫确患精神分裂症，而且当时正处于发病阶段。
1954年9月9日，盛扣宝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殷泓玫未受刑事处罚，强制入院治疗；其他涉案人员另案处理。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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