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解钱穆雍也篇（大先生张辛中庸之道与礼乐文明）

论语新解钱穆雍也篇（大先生张辛中庸之道与礼乐文明）张辛教授书法作品释文：从容中道现在教育界有些人言必称创新，声称要培养所谓原创型学者。其实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说是原创，人类的行为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尤其是人文学科万万不能一味强调创新。人向来不缺乏创新意识，人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前面的嘛。可怕的是我们会忘掉过去，可怕的是我们不知来路，不懂传统，可怕的是非颠倒我们不能与古人、与传统接轨。现在有人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这种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技术层面这无疑是有意义、是可行的。但在人文、在文化层面则万万要不得。可以试想，如果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他民族接轨，那结果将会如何？其必将是国将不国，中将不中，不伦不类，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将不复存在，那将多么可怕！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与古人接轨，与传统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路才走得更正，走得更稳，我们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未来。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丰富性和生

张辛教授书法作品释文：“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

今天我与大家切磋的题目是《中庸之道与礼乐文明》。中国文化是道德型礼乐文化，中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有价值，并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观念。在科技高速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重温和强调这一重要观念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科技和资本运作的一个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无情”，也就是说二者的共同点和基本点在于物质性。因此在给人类带来愈来愈多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它们的无情运作势必会对人性、对道德造成某种危害、侵蚀、扼杀或摧残。同时，如果不加合理制控而任其发展，或者说它们的发展超出了人的组织、文化和道德的驾控能力，其不仅会导致物欲和功利主义的日益膨胀，而且更重要的是必将会导致自然环境，即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而严峻的现实正在并日以说明着这一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该冷时不冷，该黑时不黑，该静时不静；艾滋来了，萨斯来了，海啸来了，……；一切事物的真实性和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将从本质上被剥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越来越不自然，不自然的饮食结构，不自然的居住条件，生活成为一种虚假的生活，甚至连人的生殖和性这一基本的自然能力也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其实人们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国内外有识之士就给人们提出警示。诸如梁启超、杜亚泉、林语堂、钱穆、康德、罗素、海德格尔，以至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如康德说：“科学并没有使人性完善，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使理性遭到歪曲，给人类造成灾难。”泰勒说：“人类在近代后的堕落，就源于德性的丧失”。林语堂说：“人类的危机在于过分文明。”然而如此警示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事态仍然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日趋严重。于是，人们有理由担心，人类走出唯神的社会大黑暗千百年之后会不会再进入唯“物”的社会大危机。于是，国际有识之士或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而对儒家、对老庄思想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什么呢？其原因除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突出和强势的发展并对国际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历史悠久，在于中国文化特殊的基本内涵，即由中庸之道所导发的天人合一、人本精神、注重传统、崇尚自然、秩序和谐观、德性实践和礼乐化、心灵化的生活方式。

面对现实，面对危机，人们的思考或反思进一步展开。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思潮，普遍性的思潮，即关注传统、倡导传统、回归传统。比如基督教中人文主义思想抬头，美国国会通过将圣经正式纳入中小学教科书的提案，资本市场对道德秩序越来越多的强调等等。关注传统的实质就是呼唤人性、呼唤人文、呼唤道德。

那么，传统是什么？一句话：传统就是古来之道，就是我们的人文祖先带领我们自古而今走过来的这条道。虽然事实上这条道已“虚而无形”（管子语），已被历史、被时间泯灭掉了，但它却是本然的存在。于是自人文觉醒，准确地说自所谓“轴心时期”（雅斯贝斯语）以来，历代思想家都在寻找、探索这条道。于是便有了关于这条道的不同解释，于是就中国而言便产生了诸多思想流派。儒家较实际而具体，孔子认为“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道非弘人”。孔子后学有所发挥，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以至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较虚无缥缈但不失深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昭而不道”，道“自本自根”，“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把道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源，以至后来直接以“道”命名其学派。可见在我们先贤先哲眼里道是何其之重要。所以我一直认为，各家思想流派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道”的解释的不同。于是这个“道”便逐渐得以抽象和升华，而最终成为规律和法则之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先辈开始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当年冯友兰先生和泰戈尔做过一次国际性的交谈，泰氏就讲中国文化是“为道日损”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为学日益”的文化。用老子的话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区别，非常精到。“道”既是事物最终和最后的结构，是最精粹的存在，实质上又是文化的源头，甚至可视为自然宇宙的源头。

中国大思想家孔子强调“述而不作”，实际所彰显的正是道、正是传统的意义。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所“述”者是什么，孔子思想一贯而明确，就是“述”古。而此古在孔子眼里不是别的，正是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和先王之器。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古”何其伟大、何其高明、又何其善，怎么不令人景之仰之！而在此面前我们哪里有资格“作”，又何必再“作”呢？可以说她无可再造，不可复为。比如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比如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三代玉器、青铜器等等，我们能“作”吗？而谁又能“作”得来？如果硬要“作”，那只能是“胡作非为”，“作”出来的只能是赝品。荀子说“人为之谓伪”吗！这里的原因很清楚，这些东西近乎天造地设，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华，是祖先人文智慧的结晶。要知特定的时代造就特定的产物，这是不争的历史规律。我们不必跟古人叫板，我们不必在这里显示些什么，我们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过古人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该、我们能够做的一切。我们要做和应该做的只能是去关照、理解、继承古文化、古传统，而发掘信息，汲取营养，发扬光大，继往开来。来不得半点历史虚无主义，来不得半点狂妄自大。没有古，没有祖先，没有传统，我们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蒙昧状态。我们不能一切都从零做起，我们的一切发明创造无不以传统为基础，为根基的。只有识古述古，融会贯通，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造。也就是说，先述后作，则作在其中。只有先述，作才有本有源，作才顺理成章，才真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现在教育界有些人言必称创新，声称要培养所谓原创型学者。其实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说是原创，人类的行为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尤其是人文学科万万不能一味强调创新。人向来不缺乏创新意识，人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前面的嘛。可怕的是我们会忘掉过去，可怕的是我们不知来路，不懂传统，可怕的是非颠倒我们不能与古人、与传统接轨。现在有人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这种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技术层面这无疑是有意义、是可行的。但在人文、在文化层面则万万要不得。可以试想，如果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他民族接轨，那结果将会如何？其必将是国将不国，中将不中，不伦不类，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将不复存在，那将多么可怕！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与古人接轨，与传统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路才走得更正，走得更稳，我们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未来。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多民族共存。况且，外国思想家也在反思自己社会的现行运作模式和走向，并深切地感觉到其中的潜在危机，都在努力探索人类的未来，寻找自己的出路。而如前所揭，许多有识之士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比如汤恩比就明确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所以我们切不可盲目地舍己从人，一味取法西方，一味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

张辛教授书法作品释文：从容中道

当今世界有识之士为什么对传统如此关注，对中国文化如此关注？而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答案实际至为简明。这就是中庸之道——世界上最大年又最具连续性的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最有价值的所在。中庸观念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写下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实在是大师达到“化境”之后的“大体悟”或“彻悟”（钱穆语），非常精辟。然而要知“天人合一”就是直接由中庸观念所导发的。

“中庸”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中”，一个是“庸”。所谓“中”，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中心、中央或中点，甚至不是中央区段，而是适中、合适或恰当。冯友兰先生讲事物如要发展到完善，如要保持住完美状态，那么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这三个恰当就是“中”。具体说来就是适时、适地、适度。而适时、适地、适度正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追求。这是“中”的基本涵义。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矣。”可见孔子所重视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本事或功夫。“叩其两端”正是孔子的大本事，大功夫，而不仅如此，是中华民族的大本事，大功夫。叩其两端很简单，但简单而深刻，平凡而伟大。“叩其两端”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执中”，就是寻找两端之间那个“中”，那个合适的所在，或曰其适中可行之处。可见在孔子那里，执中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行为方式。老子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又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也是同一思想。庄子说：“得一环中，以应无穷。”这一“中”便有了深一层的意义。这与《中庸》所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中”是同一个意思，是指人与天地万物的一种本然的存于内而浑然一体，无所分别的未发（原始）状态。这里涉及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和”。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和”是“中”的表现，是将“中”表现出来后的适宜状态。人生必有其未发，天地万物也各有其未发，此存于内的未发就是发的大本大源，所以中和一体，必知中才知和，必得于内乃得于外，内外合一才是人生的“真体”（钱穆语）。因此“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中”是一个大概念，是指人及天地万物内在本性的最适宜、最适中的状态。所以王夫之说：“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上下左右。”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字源学的思考，“中”字在甲骨卜辞中作“

”形，会意字，其方（圆）孔就是代表或指示天地间存在一种管道，什么管道？非常重要：天人沟通的管道，人与上天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什么要与上天交通呢？农业文明嘛！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特点便是靠天吃饭。所以要交好，要亲和，要沟通上天大自然。而要沟通则要有适中的途径，要有适中的管道。“中”字的本义就是指这一适中的所在，因此可以说其义深远而高尚，“其象征意义无与伦比”（杨儒宾语）。

再说庸。朱熹说：“庸者，用也，常也。”所谓用，即用中；所谓常，就是常规、常态，常行，就是平常，日常，经常，正常。具体说来就是常然之理，不易之则，通行之定理，常行不变之规矩。事物有可变者有不可变者。规律、法则不可变，传统道德不可变，祖先带领我们一路走来的这条道路不能变，还有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不能或不可变。不变或不可变的就叫常。世间很多东西都可以反，可以丢弃，唯独“常”不可反，不可丢。如反了就是反常，丢了就是失常。比如我们中国人思维、说话、办事都有一脉相承的一定之规，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得这么做，而且长的模样都差不多，一成不变。如果不这样做，模样变了，那只有一个词：“反常”。可以试想，一个人什么情况下才反常或失常，无非是得了病，神经错乱或吃错了药，或者需要基因测定。而人们往往把这类反常者戏称为“假鬼子”或“二鬼子”。

张辛教授书法作品释文：守正养和

所谓常，主要是两个：一天常；一伦常。所谓天常，就是上天老天爷按合适的方式做事的结果。其表现就是天覆地载，日月代明，四季更替，昼夜变化，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等等。这能改吗？人的本事再大，科学再发达，也不能把天地调个个，日月互换位置，四季随意调整！所谓伦常，就是孟子所谓“五常”，就是五大社会伦理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和朋友。这也是天造地设，天经地义。每个人都不能独立为生，离群索居，必然存活在社会里，存活在这五大关系中，非此即彼，概莫能外。在这五大关系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二常变不得，反不得。否则，必然宇宙大乱，社会大乱。文革中儿子造老子的反，老婆造老公的反，下级造上级的反，结果天下大乱，给中华民族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所以我常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常运动。（未完待续）

原载：2004年11月16日北大讲座，发表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5辑，新世界出版社，2006.3。

作者简介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

注：本文为张辛教授原创作品，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或抄袭。共同尊重作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