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班文艺歌曲（从学堂乐歌到红歌）
中青班文艺歌曲（从学堂乐歌到红歌）当然，对于许多做学问的人而言，还是希望用时间轴对“红歌”来个纵向的梳理。“红歌”起于何时，有学者提出，是否应该在辛亥革命以后，而我个人以为，“红歌”的启蒙时期，还是要把时间坐标推到学堂乐歌的年代。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歌曲的历史脉络：如果去查《辞海》，在“红”这个字的释义中，有两条似乎可以对“红歌”有所关联：其一，“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及政治觉悟”，其二，“表示胜利、成功等喜事”。如果去网络上查找一下，“百度百科”有如下解释：“红歌即红色歌曲，就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节奏感。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绕了一圈发现，要用文字去准确地表述何为“红歌”，还真有些难度。21世纪的世界瞬息万变，于是我们对于许多新词汇时不时地扑面而来，也就习以为常。有时尽管辞典上也查不到它的定义，但说的人多了，便“约定俗成”起来，我想“红歌”也是其中一
编者按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一百年以来，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思想，领导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建党百年·我们的文艺”微评，上海一批文艺家、评论家将围绕这一主题，结合上海的文艺发展历程，用文艺评论等方式回顾、梳理、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包括创作、理论评论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繁荣创作、发展评论的前景。
从学堂乐歌到“红歌”
王 勇
21世纪的世界瞬息万变，于是我们对于许多新词汇时不时地扑面而来，也就习以为常。有时尽管辞典上也查不到它的定义，但说的人多了，便“约定俗成”起来，我想“红歌”也是其中一例。
2019年5月“再现上海解放前夜”——上海文艺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活动，老中青各门类艺术家与市民同唱《歌唱祖国》
音乐百科全书中，并无“红歌”一项条目，因为它不是一种体裁，至多可以算一种题材。在这个层面上，它或许与“群众歌曲”条目的外延有所近似。
如果去查《辞海》，在“红”这个字的释义中，有两条似乎可以对“红歌”有所关联：其一，“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及政治觉悟”，其二，“表示胜利、成功等喜事”。如果去网络上查找一下，“百度百科”有如下解释：“红歌即红色歌曲，就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节奏感。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绕了一圈发现，要用文字去准确地表述何为“红歌”，还真有些难度。
当然，对于许多做学问的人而言，还是希望用时间轴对“红歌”来个纵向的梳理。“红歌”起于何时，有学者提出，是否应该在辛亥革命以后，而我个人以为，“红歌”的启蒙时期，还是要把时间坐标推到学堂乐歌的年代。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歌曲的历史脉络：
中国的农村有着大量的民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风格，代代相传，却也代代不同，民歌在流变中保存下去；在城市中也有歌曲，所以拿19世纪的上海而言，妈妈哄孩子要唱摇篮曲，孩子们在弄堂里做游戏也会有儿歌，但作为娱乐活动，市民们可能更爱看戏和听说书。其实这个习惯早在宋代的杭州就已经形成，瓦肆勾栏就是城市音乐文化的集结地。
直至1840年，当时的欧美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疯狂掠夺财富的同时，更妄图用他们的文化来影响控制中国人。从音乐上看，1842年由澳门迁往香港的西方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堂”，第一次在给中国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加上了音乐课。至此，少数在教会学校中学习的中国人，开始被动地从小就接受西方音乐教育。
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性的“被唱歌”行为，是20世纪初的事情。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变法运动，正是在这推行新学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产生了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确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一科，自此“乐歌”课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国人也逐步开始培养从小就学习唱歌的习惯。
设立了课程，就需要编写教材。学堂乐歌教科书的编辑发行，是推广普及乐歌教学的重要方面。这许多乐歌、乐理教科书除少数几种由官方编订或经官方审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由编创者和执教者所编。早期乐歌作者们的工作，主要是选曲填词，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辛汉、陈世谊（匪石）等乐歌作者都曾经留学或游学日本，他们在日本实地看到了明治维新以来仿照德国建立的学校音乐教育制度，接触过日本的学校唱歌教材，便纷纷选用日本学校歌曲的旋律，填上些文白兼用的歌词，例如沈心工填词的《男儿第一志气高》、秋瑾的《勉女权》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的《祖国歌》，流露出他对于当时祖国存亡的忧虑和希望为国捐躯在所不辞的热情，歌词写道：“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如此爱国情怀，怎能不算成“红歌”呢？
随后的“红歌”发展脉络便清晰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轰轰烈烈的群众音乐活动开始兴起。一些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编写革命歌曲，并且亲自教唱，例如北大的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办起了补习学校，一首《五一纪念歌》便是工人示威游行时手挽手演唱的。随后，江西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京汉铁路工人在二七大罢工时演唱的《奋斗歌》都是工农运动中所出现的重要“红歌”。
随之而来的北伐战争，唱响了根据学堂乐歌《两只老虎》改编填词的《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一时流传神州大地。十年内战期间有左翼音乐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代表性的红歌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歌曲，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歌等，即便在国统区亦产生了《嘉陵江上》《垦春泥》等著名的“红歌”。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的建设歌曲，直至21世纪的众多主旋律作品，无不都是今天“红歌”所包含的。
很多“红歌”音乐家成功地解决了音乐的新生化、民族化、时代化问题。他们自觉和努力地深入现实生活，从中华民族历史新觉醒的总方向上逐步深入地把握和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使“红歌”与时代、人民的关系空前紧密。我们应当看到，如何让“红歌”的社会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人的精神面貌起到奋发向上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使音乐既要紧密联系时代，又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特性，“红歌”音乐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音乐界对于红歌的系统研究似乎还稍有落后，对于“红歌”的时代性、功能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梳理。
“红歌”的诞生并非偶然，因为这其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句句都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字字都是历史的见证，它是一个传承了民族精神而源源流淌的歌。虽然因为年代感而产生的距离感，但今天，当我们再唱这些革命历史上的“红歌”时，依然感到它的感人之处。当然这些极具时代性的“红歌”并不会每一首都称为艺术精品，一些简单的“功能性”音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被收藏到博物馆中封存起来，但如大浪淘沙般，一些具有较高艺术特质的作品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浮现出来，如金子般璀璨，如钻石般永恒。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文编 | 忻 颖
美编| 音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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