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杨家声简介（他是潜伏者听风者）

建筑师杨家声简介（他是潜伏者听风者）李宇超和刘淑琴是山东诸城人，二人都是山东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1926年，李宇超、刘淑琴在上海结婚，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眷侣。婚后，他们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为掩护党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对敌斗争起到了特殊作用。1930年9月，李宇超夫妇调入特科工作。钱壮飞顺利脱险，陈赓和李克农等人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中央对钱壮飞的安全非常重视，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周密安排钱壮飞隐蔽起来，务必保证他的安全。陈赓立即将钱壮飞安排到特科工作人员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家中，由特科情报科的刘鼎负责联系。传奇的人生需要历史的还原，无名的英雄将在还原中化为永恒。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钱壮飞传》完整详尽记述钱壮飞一生革命经历。【《钱壮飞传》试读】就在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组织党中央、江苏省委机关紧张转移的时候，钱壮飞乘坐的京沪特快列车迅速驶往上海。他知道国民党此时此刻必然发觉他已逃走，也一定会在上海、南京各交通要道布控抓捕他，上海站一定是搜捕

钱壮飞。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他是潜伏者、他是听风者、他是建筑家、他是艺术家、他是医生......他就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隐蔽战线上重要的人物——钱壮飞。

毛泽东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引自《追忆领袖战友同志》，杨尚昆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周恩来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引自《回忆钱壮飞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传奇的人生需要历史的还原，无名的英雄将在还原中化为永恒。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钱壮飞传》完整详尽记述钱壮飞一生革命经历。

【《钱壮飞传》试读】

就在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组织党中央、江苏省委机关紧张转移的时候，钱壮飞乘坐的京沪特快列车迅速驶往上海。他知道国民党此时此刻必然发觉他已逃走，也一定会在上海、南京各交通要道布控抓捕他，上海站一定是搜捕的重点。于是，在到达上海北站之前的真如站，他就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悄悄进入上海市区，找到了组织之后，立即报告了敌人进一步的情况。

钱壮飞顺利脱险，陈赓和李克农等人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中央对钱壮飞的安全非常重视，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周密安排钱壮飞隐蔽起来，务必保证他的安全。陈赓立即将钱壮飞安排到特科工作人员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家中，由特科情报科的刘鼎负责联系。

李宇超和刘淑琴是山东诸城人，二人都是山东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1926年，李宇超、刘淑琴在上海结婚，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眷侣。婚后，他们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为掩护党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对敌斗争起到了特殊作用。1930年9月，李宇超夫妇调入特科工作。

陈赓选择将钱壮飞安置到李宇超家中隐蔽，是有充分考虑的。其一，李宇超新调入中央特科不久，一直在情报科工作，与顾顺章交往交集不多，顾顺章并不知道李宇超的住址。其二，李宇超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多次成功掩护中央重要会议，在以往的斗争中表现得勇敢机智，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其三，李宇超家境富裕，是地主出身参加革命，在特科代号“大少爷”，妻子和几个孩子都在上海，门庭陈设看上去像富贵人家，一般不会引起敌特巡捕上门盘查，易于隐蔽，更加安全。

李宇超当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现安南路慈厚南里，靠近铜仁路、延安路、南京路一带），钱壮飞在这里隐蔽了一个多星期，然后由此转赴中央苏区。李宇超家里是前后楼，后楼是厨房和小保姆的房间，前楼隔开两段，钱壮飞住在前半段，李宇超和刘淑琴带着孩子住在后半段。钱壮飞居住的房间陈设也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在刘淑琴的印象里，钱壮飞很英俊潇洒，来的时候穿着西装，性格很幽默，谈吐很风趣，挺高兴乐观的。李宇超每天都要外出工作，刘淑琴就在家给钱壮飞做饭，每顿两菜一汤。闲谈中，钱壮飞曾向李宇超和刘淑琴讲述了自己早些年以画家、医生身份掩护革命工作的经历 。

当时，李宇超的大儿子李晓光刚一岁多，得了小儿哮喘病。钱壮飞仔细查看了以后，提笔开了西药处方，让刘淑琴去西药房照单买药，结果药到病除，很快就康复了。刘淑琴还曾回忆说：

钱壮飞曾对我和李宇超说起他在离开南京前，留了一封信给徐恩曾。信中对徐恩曾说，我（指钱壮飞）在你那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要是把我声张出去对你也没有好处。现在你要找我也找不到了，如果你对我的家属有什么不是的话，那我也要对你不客气的 。

就在钱壮飞隐蔽在李宇超家里的时候，胡底通过海路到达了上海。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途中拦截，他并没有乘坐中国船只，而是躲在一艘挂着外国旗的船舱里，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上海。这时，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全部隐蔽起来了，李克农也联系不上。好在他及时找到了中共闸北支部的杨邨人（1932年叛变）和侯如史二人。胡底和李克农曾经在这个支部工作过一段时期。他们二人将胡底送到一个白俄老太太家里暂住，说他是一位“作家”，要专心创作，不希望别人打扰他。就这样躲藏了一阵子，才和特科联系上。

钱壮飞顺利逃脱，令徐恩曾十分惶恐。虽然在张道藩和陈立夫的合力帮助下，他们将钱壮飞是共产党间谍的事情隐瞒了下来，没敢向蒋介石报告。但钱壮飞临行前留下的信件，还是让他如坐针毡，生怕哪天钱壮飞将他们欺上瞒下、欺男霸女的这些丑事一并公之于众。因此，在大搜捕开始的时候，徐恩曾知会南京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在南京严密搜捕钱壮飞。特务们将凡是认识钱壮飞的人都弄到了上海，走街串巷到处寻找。钱壮飞在北京医专有个老朋友姓董（疑为董锦章），那时正在南京中央兽医学校教警犬，也被特务带到了上海。

钱壮飞是敌人的重要搜捕对象，钱壮飞的家属，他们也绝不会放过。党中央和周恩来安排钱壮飞隐蔽起来后，立即将他在上海的家人妥善地安置和保护了起来。

李克农向党中央报警之后，极度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了一点。之后的一天一夜里，他仍在四处奔忙，协助周恩来保护中央领导、转移中央机关，心中还一直惦记着钱壮飞家人的安危，也要尽早通风报信！

当时，张振华正在上海克美医院当妇产科医生，和70多岁的婆婆一起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拉菲德路新兴顺里4号。

28日黎明，几夜不眠的李克农终于赶在大搜捕开始之前，来到了张振华的住处。当时天还未亮，弄堂一片寂静，贸然敲门必然会惊醒邻里，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情况紧急，又不能等着天亮，也不敢在街上久留，怕引起巡捕的盘查。急中生智，李克农走到张振华住房的墙根底下，解开裤子小便。尿水直冲墙壁，发出哗哗声，声音不算大，但房主听起来很刺耳。果然，张振华很生气，立即起床打开窗户，要斥责这个不讲卫生的人。李克农神色严肃地向她打了个手势。张振华心领神会，立即关上窗户，跑去打开大门。

李克农进屋把情况一说，张振华大惊失色。李克农再三安慰，将钱壮飞已经平安脱险、隐蔽起来的消息告知了她，并与她商定了应对策略。但因家中有年迈老人，一时难以走远，而且敌人并不知道张振华也是共产党，所以如果敌人追来，就先采取一问三不知的对策敷衍，然后伺机逃脱。

果然，就在李克农刚刚离开不久，一大批头戴铜盆帽的国民党警察、宪兵会同法租界巡捕就把房子四周围上了。几个特务进来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钱壮飞的踪迹，就盘问张振华。张振华心中已有准备，就顺势说：“我也正要找他哩，他在南京有一个家，还有一个老婆，扔下我们娘俩不管，这个月连踪影都不见，你们评评理，他有没有良心哇？你们找到他，我要跟他拼命哩……” 边说边哭，一边摔摔打打往外走，以出门拿东西为由，机警地逃走了。

敌特看到家中还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就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们谎称是钱壮飞的朋友，有一大笔钱需要给钱壮飞，只要让钱壮飞出来签个字就可以了。结果老太太的确不知道钱壮飞的下落，茫然不知所措，敌特也没有办法，怕耽误事情便登车离去，赶到别的地方去搜查了。

张振华在暗中看着敌人离开，立即回家收拾东西，带着婆婆搬到了党组织租赁的小旅馆里藏身。之后，张振华到克美医院打电话给钱壮飞，说有急事，不要他来 。钱壮飞听了后立即领会，知道家里已经被搜查监视，就没有回家也没有到医院去找张振华。

钱壮飞知道张振华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也相信她能够应付得了危险局面——他们在一起出生入死了十多年，也多次从险境中顺利脱身。但徐双英是一个持家教子的家庭妇女，带着幼子钱一平住在法租界大沽路一带的石库门里，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未必能安全走脱。他决定回去一趟，亲自安排她们转移。这是钱壮飞和他们娘俩见的最后一面。当时钱一平只有七岁，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终生难忘：

1931年4月底的某个深夜，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警车和犬吠声不时地划破长空。突然，我的爸爸钱壮飞回家了，我在睡梦中被惊醒。爸爸妈妈把我从被窝中拉起来，天气还是寒飕飕的，他们很快给我穿上衣裳，听到爸爸嘴里在嚷嚷：“快点，快点，起来！睡到别的地方去。”我睁开眼，只见爸爸神态严肃，动作紧张。我被这异常的情景所吓呆。那时，我只有七岁，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问妈妈：“到哪儿去?”妈说：“别多问，出事啦！快，我们要住到个小旅馆里去。”虽然我们家搬过十多次，可没有像今晚这样仓促。我看到爸爸提起毛笔伏案疾书，写了一封信，交给我妈妈说：“我马上要走了，娘和孩子你多照应啦，有困难组织上会关心的。别的话没有时间再说了，只留给你这封信……”。我妈妈十分难舍地与爸爸离别了 。

那夜分别时，我父亲很担心全家的安全，临走留给我母亲一封信，他说，只要徐恩曾敢为难你们，你们就把这封信公开。之后，我们就和父亲分手，住到一家小旅馆去了。第二天一大早五六点钟光景，我母亲就让我偷偷回家去看看情况。我跑回大沽路，发现家门前停满了红色警车，整栋房子已经被国民党控制了。可惜的是，那封会让徐恩曾害怕的信最后被我那没文化的母亲弄丢了，没有人知道信中究竟写了什么。那一夜，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谁也没有想到，那夜匆匆一别，竟然是永别 。

临走前，徐双英把自己所有的首饰都找出来给了钱壮飞，让他在外做盘缠。

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阴谋未能得逞，恼羞成怒，四处缉拿钱壮飞，形势越来越紧张。钱壮飞大多数时间都是躲在李宇超家里。敌人的密探多次到新兴顺里的家中搜查，一些落魄的朋友受国民党指使，也曾鬼鬼祟祟地登门探察情况，企图诱捕并出卖他。在这个危机关头，党组织对钱壮飞和他家人的保护，使钱壮飞深深体会到党的温暖，他说：“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可靠的，只有党才能无微不至待我。”

在党组织的周济安排下，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都妥善地隐蔽了起来，并由中央特科派人保护。有时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他们一天要换好几家旅馆，频繁地搬来搬去，直到钱壮飞顺利转移到苏区，敌人搜捕逐渐松懈，才另行安顿下来。但是，留在南京虎穴龙潭中的钱椒椒和刘杞夫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顾顺章在刚一到达南京中山东路正元实业社，就向蔡孟坚出卖了刘杞夫，他说：“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中央打入国民党核心的间谍，还介绍李克农任他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安排为共党另一据点，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的重要资料，每日由钱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和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已知你是武汉的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女婿刘骥千（即刘杞夫）做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情报，连这次中央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

蔡孟坚立即向徐恩曾报告了这个情况。徐恩曾得知钱壮飞已经逃离，将刘杞夫和钱椒椒抓了起来，关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正在上学的钱江带着小外甥流落在南京，脚上穿的还是钱壮飞早晨送他上学时的橡皮雨靴。因为上海的家人都隐蔽了起来，没有办法取得联系，张振华也无法找到他们。12岁的钱江就带着不到3岁的小外甥在南京的街头流浪了几个月。

直到有一天，钱江从捡来的报纸上看到明月歌剧社到南京演出的广告，得知姐姐黎莉莉随剧社到了南京。他们急忙跑到剧社找到了黎莉莉，这才知道张振华已经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隐蔽在明月歌剧社，当保健医生。黎莉莉看到弟弟和外甥衣衫褴褛，脚上穿着破烂不堪的雨靴，露着大拇指和脚后跟，满身污垢，心疼得不得了，给了他们二十块钱让他们去买衣裳、洗澡。第二天，就带着他们回到了上海。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振华和钱江母子二人就隐蔽在黎锦晖先生的明月歌剧社。黎锦晖先生同情革命，剧社收留了许多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点破。张振华充当剧社的保健医生，照顾辗转演出的队员们，还为剧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张振华在剧团隐蔽期间，音乐家聂耳正在剧团跟随黎锦晖先生学习作曲。他们关系相处得很好，聂耳称张振华为“干妈” 。钱江负责演出时在台上翻节目单，后来帮助剧社做道具、画场景，从此走上了艺术的道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电影工作者。钱壮飞转移以后，钱玄同也一直记挂着他的孩子们。据黎锦熙的侄子黎白回忆，1939年钱玄同病重时，曾郑重地将钱壮飞的爱人和子女托交给黎锦熙、黎锦晖兄弟照料 。

徐恩曾将刘杞夫和钱椒椒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忌惮于钱壮飞所留书信威胁，也不敢将他们怎么样，一直不审不问、不打不骂，关了三个多月之后，不清不楚地就放了出来。夫妻二人回到上海，辗转找到了母亲张振华和孩子们。过了没多久，因为在上海难以立足谋生，刘杞夫和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了湖南老家。钱椒椒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关了三个多月，释放后就回到上海母亲家里。当时党组织派同志与我们联系，告知父亲已离开上海。嘱我们暂回湖南乡下居住，并给了我们四十元路费。我们夫妇回到湖南以后，刘杞夫就在湖南宁乡、桃源、芷江、辰溪等地从事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因病去世 。

刘杞夫病逝以后，钱椒椒独自抚养了他们的几个孩子长大成人，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博物馆工作直至离休。

钱壮飞与李克农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建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当危险来临之际，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钱壮飞家人的安危，在完成保卫中央的使命后，第一时间就去向张振华报警。他心里也惦记着自己家里的情况，却没有来得及回去看一看，只得让一位交通员通知妻子赵瑛，说出事了，叫她赶紧离开住处。

4月28日早上，李克农家门口来了不少便衣特务。赵瑛心里有数，就赶紧带着两个孩子李治、李伦从房东家后门逃走，流落街头，夜宿四川路小菜场。她在马路口徘徊，寻找熟人。两天后，碰上了她认识的地下共产党员、安徽同乡王少春（即宫乔岩）。王少春帮他们在上海找了个地方暂时住下，隐蔽了起来。一个多月后，通过组织安排，李克农和赵瑛及两个孩子才见了面。李克农告诉妻子，组织决定他撤离到江西苏区。赵瑛就带着两个孩子返回了家乡芜湖，一边奉养老人、抚养孩子，一边等待李克农的消息。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家人才又团聚 。

由于钱壮飞及时获取了关键情报，党中央果断采取了紧急措施，顾顺章企图将上海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破产。在上海“收获”寥寥的顾顺章，不肯善罢甘休，开始了疯狂的叛卖。在出卖了中央委员恽代英后，又亲自带着国民党特务前往香港捕杀了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还出卖并诱捕了向忠发，给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外，他还出卖了鲍君甫（杨登瀛）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打入拉出”的情报人员，将我党隐蔽斗争的方式方法教授给敌人，培训了一大批徒子徒孙，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导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遭受重挫。此外，顾顺章还与敌人炮制了“伍豪事件”，污蔑报复周恩来，企图分化瓦解党的组织。

令人讽刺的是，还没等到共产党将其缉拿正法，顾顺章就死在了他投靠的主子手里。1935年6月，顾顺章搅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的权利争斗。当时，戴笠主持的复兴社特务处和徐恩曾执掌的调查科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顾顺章感觉自己在调查科不受重用，就私自与戴笠暗通款曲意欲跳槽。徐恩曾生怕戴笠得到顾顺章后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超过自己，于是派人严密监视顾顺章。顾顺章与戴笠暗中勾结的消息，被随他叛变的叛徒陈莲生（张文龙）密报徐恩曾，中统遂以“组建新共产党”等罪名将其秘密枪决于镇江。出卖别人的人，最终还是被别人出卖了。甘当走狗的人，最终还是被他的主子所抛弃。

经过周恩来、陈云等一个多月紧张的安排布置，党中央基本脱离了险境。原有的联络方式、工作手法、秘密据点均已废除，一套新的运作体系已经在高效运转。被顾顺章所熟悉、已经暴露的同志们，都陆续安排到苏联学习或者转赴各地苏区继续战斗。

鉴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都已经暴露了真实身份，敌人在严密搜捕他们。而他们长期在敌营工作，南京、上海一带认识他们的敌人太多，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在白区从事党的隐蔽斗争了。党组织决定将他们三人撤到中央苏区。

大约5月上旬，陈赓到李宇超家里，通知钱壮飞准备到中央苏区工作。临行之前，组织安排钱壮飞和张振华在上海兆丰公园见了一面。经过这段时间的惊涛骇浪，这对革命夫妻终于又团聚，二人心中悲喜交集，久难平息。这次即是相聚，又是别离。携手战斗十多年的战友、爱人、同志，就此永别。

1931年5月，钱壮飞根据组织安排，转赴中央苏区工作。女儿黎莉莉曾回忆道：

父亲把我送进中华歌舞团以后不久，因顾顺章叛变，于1931年秋天（实际上是6月下旬）转移到江西瑞金。他化装成一个卖菜的匆匆出发。他走的是哪条路线，连母亲都不知道，李伯伯（李克农）到我家后门，隔着窗户对我妈说：他走了。当时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为了避免特务注意，不允许他们两人在一起多说一句话。

从上海到瑞金，钱壮飞走的是中央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由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等人一手布建运营起来的，专门负责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人员、物资、情报往来，辗转沪港粤闽等数省，水陆绵延3000多公里，沿途设有大、中、小三类中转站数十个，每个站点均有若干支线以备应急，一大批交通员日夜往返奔波，堪称党中央的红色大动脉。中央交通线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吴德峰亲自掌管，严格地执行保密制度，顾顺章对此毫不知情。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钱壮飞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海风习习，碧波万里。四年前，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他带着全家老小在寒风中从北京乘船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组织，还加入了党的隐蔽战线，潜伏在龙潭虎穴之中与敌周旋，最终在狂澜既倒之际力转乾坤。现在，依旧是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他又要告别上海，奔赴下一个新的战场。

汽笛悠悠，征途漫漫。钱壮飞在香港登陆，经汕头转大埔过永定，在长汀越过敌人封锁线，顺利进入了中央苏区，大约在6月下旬，就到达了那片向往已久的红色土地——瑞金。

《钱壮飞传》

作者：杨敏瑞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4月

已获出版社授权

整理：凌石

编辑：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