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帮女孩拍写真（她拍过裸照至死都想做）
男孩帮女孩拍写真（她拍过裸照至死都想做）福柯在对现代视觉文化进行批判时说过，“我们都是目光的猎物”。摄影师与梦露遗产继承人发生冲突她在手稿里写：“人们习惯于将我当作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人。他们看不见我，只看得见自己猥琐的想法。”哪怕在死后，她的肖像权也被争来争去，因为里面暗含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来自电影[七年之痒]。
她站在地铁通风口，白色吊带裙被风高高吹起，只好用手捂住裙摆。
这是个拒绝窥视的动作，却因为引人遐思成为经典。
玛丽莲·梦露大概是世界上最厌倦被观看的人。
她在手稿里写：
“人们习惯于将我当作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人。他们看不见我，只看得见自己猥琐的想法。”
哪怕在死后，她的肖像权也被争来争去，因为里面暗含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摄影师与梦露遗产继承人发生冲突
福柯在对现代视觉文化进行批判时说过，“我们都是目光的猎物”。
这让人想到现代诞生的一种被观看的职业——偶像。
偶像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和大众投来的炙热目光，但这目光背后也有阴影。
因为只要处于被观看的位置，不论男女，都是客体。
需要讨好，需要取悦，也就让渡掉个人的一部分主体性。
泥土中来，橱窗里去
彩虹合唱团在火箭少女101解散前夕，改编过她们的大热单曲《卡路里》。
其中有一句歌词这样写：
“从泥土中来，到橱窗里去。”
偶像工业的厉害之处，就是把观看做成了一门生意。
同样是泥土中长出来的人，偶像却经模具二次锻造，成为摆放在橱窗里的商品。
偶像制造的鼻祖，当属好莱坞。
早在20世纪初，好莱坞就推行了以明星为电影制作核心的明星制，制造了一批银幕偶像。
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偶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男性观众的视觉欲望。
玛丽莲·梦露，连同她标志性的金色卷发、烈焰红唇、美人痣，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性感符号。
但那个棕色头发、脸上本来没有痣也没有肿胀欲望的诺玛·琼·培克，却鲜有人知。
玛丽莲·梦露(左)诺玛·琼·培克(右)本是一人
前者分明是一个人工产品，却好似比真人还要价值连城。
“她”能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性信号，随时随地跟镜头调情做爱。
哪怕在身体的所有者死后，仍然能创造近千万美元的年收入。
时装、香水、乐高玩具……到处印着微眯着眼笑的玛丽莲·梦露。
从活生生的人，到可供复制和消费的商品，是压榨个人意愿、消耗身体和精神的过程。
偶像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屈从性，而制造商也更愿意选择好摆布的“原材料”，比如女童星。
她们的名字由他人决定，身体也完全受他人控制。
像伊丽莎白·泰勒，在12岁出演[玉女神驹]时，就被米高梅公司拔掉了乳牙。
偶像级童星秀兰·邓波儿，童真被早早地过度消费。
银幕上的她总是顶着一头俏皮的卷发，跳着可爱利落的踢踏舞，肉乎乎的脸蛋和甜美的酒窝满是朝气，治愈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她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每周有70%多的美国人花钱去电影院看她。
所以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敢说，“只要我们还有秀兰·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没问题。”
可是银幕背后的她，3岁就进了舞蹈学校。
6岁进片场后，她每天都要学习怎么摆出“有朝气”的表情，乖乖等着发型师给她烫出56个卷儿。
她要亲很多人，哪怕是讨厌的人，这是片场礼仪。
由于妈妈不能在现场陪伴，她被撞倒在地或被尿布别针扎疼都要忍着。
不听话的代价是很可怕的。
秀兰·邓波儿在自传《童星》中，提到了一个装着冰块的黑箱子，捣乱的小演员会被送进去关禁闭。
“冰块逐渐融化，污浊的空气变得透骨地冷。没有孩子愿意躺在冰冷的水潭里，可站着又很累，百般无奈之下，冰块就成了唯一能坐的地方。”
“这种做法也很容易引起耳朵感染、睑腺炎、疖子或肠胃感染，但只要不耽误拍摄，我们的教师对这些都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健康是该由母亲来操心的。”
邓波儿被关进过几次黑箱子，可她告诉了妈妈也无济于事。
妈妈只当她是因为整天演戏，想象力过于丰富了。
于是她用上了自己强烈的求生本能：
“集中注意力，保持机灵，不折不扣地按要求去做，而且第一次就干好，不出差错，也不浪费时间。”
比这些遭遇更糟糕的是，邓波儿被不怀好意地打造成恋童癖的欲望对象。
她裹着尿布，拍摄了许多成人向的内容。
比如，张嘴去接桌子上倾倒的牛奶，扮作妓女和同样裹着尿布的“美国兵”调情。
她穿着过短的裙子，被一个接一个强壮的大手举高高。
邓波儿下意识把裙子往下扯
此外，她在电影中的身份经常是孤儿，被单身的中年男子收养。
她的角色会趴在“父亲”的耳边向他示爱，甚至和他结婚。
邓波儿被称作“大众小情人”，这哪里是什么好词。
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甚至创作出《秀兰·邓波儿像》，把她的脸移植到具有丰满胸部的斯芬克斯狮身上。
邓波儿的童真成了遮羞布，而当她长大，也就过了童真的保质期。
在错失[绿野仙踪]的转型机会后，她无戏可拍，回归了普通生活。
至于她39岁后，以童年修得的练达和影响力积极投身政坛，都是后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早过气是一种幸运。
在同样的命运转折点和秀兰·邓波儿擦肩而过的朱迪·嘉兰，没有这种幸运。
她的演艺事业因为[绿野仙踪]的桃乐茜飞升，年方16岁。
对童星来说，这是个徘徊在警戒线的年龄。
米高梅给朱迪的定位是“美国邻家少女”，让她穿塑身衣和裹胸，画儿童妆。
她的名气被快速收割，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
为了控制她的发育，公司只允许她喝黑咖啡和鸡汤。
饿了就吃药，每隔四小时吃一次；累了就吃安非他命，每天抽80根烟。
传记电影[朱迪]
在这种折磨下，朱迪从18岁起就要定期看精神科医生。
而到了29岁，由于年岁“已高”，她被米高梅辞退。
药物依赖击垮了她的身体和精神，她本来差一点能复出，却因为状态不稳定搞砸了。
朱迪的一生自杀过无数次，最终在47岁香消玉殒。
无处可逃的权力猎物
作为商品的偶像，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命运。
他们既要接受大众的凝视，也无可避免成为权力的猎物。
这些人能决定商品的一切——
摆在橱窗的什么位置，换季了要不要撤出……
所以偶像与权力体系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得不攀附，同时又受到伤害。
好莱坞一直以来都有“沙发试镜”的说法。
在选角办公室里，通常会摆放一台沙发。
演员在沙发上被迫与制片人发生性关系，以换取出镜的机会。
玛丽莲·梦露曾经坦言：
“我跟制片人上床，大家都那样，你不照做，门外就有另一个女孩等着。”
韦恩斯坦和凯文·史派西因为性侵臭名昭著
实际上，这台“沙发”不局限于哪间办公室，猎物也不分男女。
在[魂断威尼斯]中出演塔奇奥的“世界第一美少年”伯恩·安德森，16岁就尝到了被“狩猎”的痛苦。
[魂断威尼斯]首映后，导演维斯康蒂把他带到了同志酒吧。
经纪人直接撒手不管，而唯一的监护人外婆早早睡下了。
在纪录片[世界第一美少年]中，伯恩回忆起当时的体验：
“望向我的都是贪婪的样貌，湿润的嘴唇，滚动的舌头。在他们的脑海里，就好像已经在给我来一下了。”
他感到不知所措，拼命给自己灌酒，“不记得是怎么回家的”。
应邀在巴黎拍电影期间，伯恩被各种各样有钱有势的人骚扰。
房子、吃喝、礼物应接不暇，但于他而言只是枷锁。
那部电影最终流产，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幌子，目的是引诱“猎物”上钩。
所有的采访中，伯恩都对在巴黎的经历讳莫如深，但表达过那是他“几乎唯一后悔的事情”。
迪士尼童星瑞奇·加西亚，踏入过相似的陷阱。
他跟着经纪人参加了禁止父母同行的“写歌之旅”，在派对上被疯狂灌酒，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没有了意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旁边他的经纪人还在熟睡。
这件事之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瑞奇每周都被经纪人性侵或者虐待。
他甚至成了“性奴隶”，被随手转给经纪人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使用”，男性和女性都有。
电视剧《大明宫词》中，武则天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只要你把他放进女人的处境里，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
所谓“女人的处境”，可以借助女权作家苏珊·布朗米勒的“强奸理论”理解。
在研究监狱中男犯人对男犯人的强奸现象时，苏珊·布朗米勒发现强奸与性取向无关。
它指向的还是权力。
“在这个男性暴力的特殊环境中，建立一个弱者在下强者在上的强制性的等级制度。”
被权力狩猎的男偶像，成为了后天制造的“女人”。
但就整体环境而言，女偶像的处境更艰难一些。
韩国发布过调查数据，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有62.8%曾被社会有权人士要求性陪伴。
轰动整个韩国的张紫妍自杀事件，几经调查未果，就是因为背后站着韩国财阀的身影。
张紫妍留下的50封遗书，揭露了她遭受过的非人折磨。
她曾经在5年内，被经纪公司强行要求给31个政商娱界高层陪睡。
据韩国媒体报道，其中包括韩国三星集团的前女婿任佑宰。
“每当穿上新衣服，就是必须跟新男人陪睡的日子。”
经纪公司老板专门把公司改造成“性招待所”
有时候张紫妍正在韩国拍戏，就得立即中断拍摄飞往泰国“服务”。
哪怕在父母的忌日，她也不能拒绝。
因为她无法承受拒绝的后果，无论是被公司老板毒打，还是违约要支付的10亿元韩币。
自杀前夕，她甚至被安排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
报案是无效的，韩国警方迫于权势的压力，无视了她的求助。
走投无路的张紫妍只能在遗书里怒吼：
“就算变成鬼也要报复。”
2018年，超过20万韩国民众向青瓦台请愿，要求文在寅彻查张紫妍事件。
然而最终只有经纪公司的老板受罚，遗书中提到的其他人安然无恙。
就连张紫妍事件改编的电影[玩物]中，饰演张紫妍的女演员闵智贤，也遭到了变相的封杀。
电影[玩物]剧照
这种无法撼动的权力体系，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个张紫妍。
偶像当然是活生生的人，但偶像的职业属性要求他们变成客体。
由观看开始，被商业消费，被权力猎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而这，就是闪闪发光的偶像所承受的代价。
聚焦“世界第一美少年”伯恩·安德森，讲述偶像代价的纪录片[世界第一美少年]已在现在电影APP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