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物馆青花瓷（广州博物馆两大瓷器展正在进行）

广东省博物馆青花瓷（广州博物馆两大瓷器展正在进行）曾玲玲指出，由于这些特殊定制的瓷器成本高昂，销量小，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停止了定购。但是这些特殊设计的图案影响了中国和日本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外销瓷生产，至今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博士”系列被认为可能源自中国的“三酸图”。“三酸图”又称“尝醋翁”，描绘儒释道三家围一大醋缸，各伸指点醋而尝，三人表情各不相同。也有人认为“三酸图”画的是苏东坡、佛印和黄庭坚。不过普龙克的“三博士”后来不知怎的多了一人，成了“四博士”。过去几年里，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若干家广东的文博机构，在持续地推进着外销瓷的收藏。随着数量的累积，研究得以逐渐深入。比如，我们知晓了一部分活跃在当年外销瓷市场中的外国设计师以及工匠和企业。考纳利斯·普龙克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外销瓷领域的外国设计师。在省博“惊艳‘中国风’：17-18世纪中国外销瓷展”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块说明展板。他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于1734-1740年

清康熙景德镇窑五彩花卉纹椭圆形盆

在依旧灼热的夏秋之交，广州有两个和“外销瓷”有关的大展同时进行——广东省博物馆的“惊艳:中国风与明清外销瓷展”和广州博物馆的“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东西方之间瓷器技术、艺术的交流互鉴，是两个展览不约而同的主要落脚点。在这两个展览中，许多过去在中国传统瓷器研究中从未进入视野的人、作坊、公司等，被梳理出相对清晰的脉络，让我们得以一睹当年中国外销瓷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刮胡盘

外国设计师参与设计

过去几年里，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若干家广东的文博机构，在持续地推进着外销瓷的收藏。随着数量的累积，研究得以逐渐深入。比如，我们知晓了一部分活跃在当年外销瓷市场中的外国设计师以及工匠和企业。

考纳利斯·普龙克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外销瓷领域的外国设计师。在省博“惊艳‘中国风’：17-18世纪中国外销瓷展”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块说明展板。他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于1734-1740年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定制瓷器设计纹样，“他所设计的纹样据说有4种，但只有‘花伞’系列和‘博士’系列留下了纸本样稿或订单。”此外他还有其他系列——“凉亭”和“仿中国花鸟和人物”。当年他所设计的纹样被送到中国后，在景德镇绘成青花和粉彩瓷器，然后运到广州出口外销。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在其研究文章中指出，“画面主角为两位女士，一位撑着阳伞，一位在伞下逗弄身旁的小动物。这一图案最先在日本通商口岸出岛试烧，因日本工匠没有严格按照图样绘制，擅自将图案中的仕女改画成穿和服的日本女人，使得阳伞瓷在欧洲滞销。”

“博士”系列被认为可能源自中国的“三酸图”。“三酸图”又称“尝醋翁”，描绘儒释道三家围一大醋缸，各伸指点醋而尝，三人表情各不相同。也有人认为“三酸图”画的是苏东坡、佛印和黄庭坚。不过普龙克的“三博士”后来不知怎的多了一人，成了“四博士”。

曾玲玲指出，由于这些特殊定制的瓷器成本高昂，销量小，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停止了定购。但是这些特殊设计的图案影响了中国和日本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外销瓷生产，至今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花伞”纹样瓷器

中国瓷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在两个展览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中国造”西式器物，比如“惊艳‘中国风’”展览中的“清康熙景德镇窑五彩花卉纹椭圆形盆”。盆沿的一圈“豁口”让人不明所以。实际上，这个大盆不是装水、装汤的，而是用来装冰的，称为冰盆或者冰碗，专门用来冷冻酒杯。高脚酒杯的底部卡在口沿的凹口上，杯口向下，伸入盛满冰块的盆内，使酒杯冷冻后使用。类似的器型，可以在当年英格兰等地的玻璃器中找到。又比如省博展出的一件专用的“刮胡盘”，整体是椭圆形，一侧的新月形凹口，用来卡在脖子上承接刮胡子流下来的液体。

类似这样的器物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瓷工和商人们在外销瓷市场方面开拓的主动性。为了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他们进行了许多方面的产品改进。有研究表明，明崇祯八年（1635），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制的模型带到广州，请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摹仿生产。然后在1639年，试制出首批瓷器样品运往荷兰。当中有些器型，看起来还借鉴了英国陶器的样子。早在17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在写给董事们的信中已经提到：“这些瓷器都是在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制造的，卖给我们的成套瓷器都是预先定制并付款。这些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中国人只拿他们来出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千奇百怪的外销瓷的形态变化，是贸易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博士”纹样瓷器

丰富的一手记录

才能讲好丰盈的商业故事

随着近年外销瓷回流日丰，与之相关的人、事、物也逐渐明晰。许多本来是在传统文化叙事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名字，通过被补充进越来越多的信息，也变得丰盈起来。而在我们观察这些曾经的欧洲贵族、公司高管、王室成员，以及设计师和工匠时会发现，原始资料的积累，对于有志于“走出去”的企业和行业来说，非常重要。

1727年12月20日，英国商船“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开始了返乡之路。船长弗朗西斯·戈斯特林的私人贸易物品中，有5箱绘有纹章的瓷器。其中一部分为彼特·金男爵的小女儿定制。彼特·金是一位出生在乡下的埃克塞特城杂货商的儿子。他母亲有个著名的表亲——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资助金完成了学业，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伦敦律师、政客。1725年5月，他被封为奥卡姆的金男爵，随后就定制了这套瓷器。整整40年后，继承了男爵爵位的小儿子托马斯·金也定制了一套纹章瓷。这是广州外销瓷历史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实际上，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拗口的人名、地名，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资料丰富带来的故事性，才能让今天的我们产生兴趣。遗憾的是，作为与这些客户对等的另一方，同时期的中国外销商、瓷工、画师们的资料却非常少。即使“Syngchong”“刀仔”这样一些少见地出现在外销瓷上的名号，也缺少详尽的资料让我们把它们延展成为细节完备、带着生活气息的故事。（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