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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经典名言名句及翻译(观澜亭故天将降大任于)

孟子经典名言名句及翻译(观澜亭故天将降大任于)中学课本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子下》,目前多数古籍中,《孟子·告子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后边用的是“是人”,如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等等。这就说明,“是人”说无论从源头,还是后续古籍版本,具有一致性。其意是,如今留下的《孟子》不可靠,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政府出版的《孟子新志》63页载“孟子殁后,其书幸免秦火”。也就是说,《孟子》一书,不属于秦朝“焚书坑儒”中“焚书”的范围。这是因为,孟子配享文庙的时代比较晚,是南宋朱熹称赞“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之后才出现的事,秦时孟子的名头还不足以成为“焚书”对象,因此《孟子》原著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后世各种版本也基于此。根据手头能查到的材料,“是”读作shì,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金文;“斯”读作sī,最早见于西周晚期金文。“是”和“斯”用于“这、此”的指代意思

孟子经典名言名句及翻译(观澜亭故天将降大任于)(1)

周学泽

吵翻了!最近,网友和媒体对中学课文里孟子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一句话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争得难解难分。人教社对此回应,他们一直用的是“是人”,一些专家学者也持“是人”说。

但10月29日,网友找出了“斯人”版本,发现北京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冀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中,都曾出现过“斯人”的版本。

一时间,“是人”还是“斯人”又争论不休。其实,到底是“是人”还是“斯人”,回看《孟子》原著是正途。

根据手头能查到的材料,“是”读作shì,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金文;“斯”读作sī,最早见于西周晚期金文。“是”和“斯”用于“这、此”的指代意思都很早,如《易·乾卦》:不见是而无闷。易经成书年代有西周初至晚周之说,但最晚不迟于春秋;春秋时期的《诗经》中“斯”字很多,已有假借为“这、此”的用法,如《大雅·抑》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期人,这就说明,在孟子之前,“斯”和“是”已经用于“这、此”的指代。《孟子》的成书时间,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所说,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写作用“斯”和“是”表示“这、此”都很正常。

10月29日,有评论人发表文章《争论“斯人”“是人”,没意义也不懂孟子》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四书五经是重点焚毁书籍,原版孟子大都损毁。为了保存儒家经典,秦汉儒生通过口耳相传的记忆方式,将孟子等书背了下来。既然是通过这种方式,出现偏差谬误是难免的。”

其意是,如今留下的《孟子》不可靠,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政府出版的《孟子新志》63页载“孟子殁后,其书幸免秦火”。也就是说,《孟子》一书,不属于秦朝“焚书坑儒”中“焚书”的范围。这是因为,孟子配享文庙的时代比较晚,是南宋朱熹称赞“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之后才出现的事,秦时孟子的名头还不足以成为“焚书”对象,因此《孟子》原著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后世各种版本也基于此。

中学课本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子下》,目前多数古籍中,《孟子·告子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后边用的是“是人”,如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等等。这就说明,“是人”说无论从源头,还是后续古籍版本,具有一致性。

判断是“是人”还是“斯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孟子写作的时候,表示“这、此”指代意思的时候,用哪个字比较经常,也即用哪个字频率比较高。这个办法学界曾用于验证胡适《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一个作者的说法,通过电脑计算“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的热词使用频率,证明胡适所言不伪。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60章。“三万五千字”并不多,我们阅读《孟子》的文章可以发现,孟子用“是”表示“这、此”的频率非常高,如“是心足以王矣” “不能进于是矣”等等,而用“斯”表示“这、此”的时候很少。

现在一些考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表示“这、此”用“是”远远多于用“斯”。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刘婧在《高教学刊》(2016年第024期)发表《〈左传〈与〈史记〉史实相同部分的代词比较研究》一文指出: “是”作为指示代词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诗经》《孟子》中有大量的用例。“此”是形声字,比较后起。 “斯”是一个指示性较轻的词,出现频率相对较低。

此外,古代“是”和“斯”可能是一个发音,都读si。从今天普通话的声调上说,“是”读作shì,“斯”读作sī,但根据清代历史学家﹑汉语学家钱大昕提出的一条汉语声母演变规律,“古无舌上音”,也即今天的声母zh、ch、sh、r这几个舌上音,在古代都是没有的。笔者有一位和孟子同乡的同事,他说邹城方言中至今“四和十”不分,“十”发音为“四”。这是方言中的古音留存现象。

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和“斯”是同音不同字,但声调会不会有所不同?据现有史料记载,汉语里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名称确是从南北朝才开始的,南齐沈约(441—513)著有《四声谱》,因此曾有学者认为先秦汉语里没有声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汉语里的四声分辨可能是从这个时期沈约等人发现,但绝不是说古代汉语不存在声调,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要素与特点都不是突然产生的,更不可能是个别人创造出来的。声韵调是汉语语音的三个基本要素,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春秋时期《诗经》中存在大量押韵诗文,开篇《国风·周南·关雎》中的“鸠、洲、逑”都是押同一声韵,这说明上古汉语已经存在声调的区别。

基于此,“是”和“斯”是同音不同字,但其声调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同,如果“是”读sì,“斯”读作sī,那显然sì的读音更合乎一种“强调”的情感,sī则语气较缓。孟子养浩然之气,有“战鼓”之誉,性格刚强,为文讲究气势,此处“故天将降大任”语句铿锵,用“是sì”更合乎孟子一贯的文章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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