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沙面历史（广州沙面曾称拾翠洲）
广州沙面历史（广州沙面曾称拾翠洲）1859年在广州的英、法国，阴谋在广州建立侵略基地，他们看中了沙面这面对白鹅潭、进可攻、退可逃的有利地形。由英国官方人物叫柏克的，出面向清朝在广州的政府交涉，强迫清政府在沙面北面，用人工挖一条宽四十米，长一千二百多米的小涌（即现沙基涌），与陆地分开，使沙面成为一个小岛。同时，在沙基涌北面开辟道路，定名沙基，俗称鬼基（现六二三路），并建东、西二桥来往沙面。他们又迫令清政府拆除沙面沿岸各炮台，将防城炮及炮台基石投江中，并加填沙砾土石，修筑堤岸，作为他们居住广州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北陷大沽，进迫北京，清政府屈膝投降。同年廿六，廿七日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编辑沙面露德天主教圣母堂(15张)沙面(11张)
沙面，曾称拾翠洲，因为是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故名沙面。 沙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市区西南部，南濒珠江白鹅潭，北隔沙基涌，与六二三路相望的一个小岛，有大小街巷八条，面积0.3平方公里。 沙面在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国内外通商要津和游览地。鸦片战争后，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沦为英、法租界。
沙面是广州重要商埠，历经百年，曾有十多个国家在沙面设立领事馆，九家外国银行、四十多家洋行在沙面经营，粤海关会所、广州俱乐部等在沙面相继成立。沙面见证了广州近代史的变迁，留下了孙中山先生、周恩来总理等伟人的足迹，沙面已成为我国近代史与租界史的缩影，沙面岛上欧陆风情建筑形成了独特的露天建筑“博物馆”。[1]
已被开发成国家5A级景区，是广州著名的旅游区、风景区和休闲胜地。
景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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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露德天主教圣母堂(15张)
沙面(11张)
广州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北陷大沽，进迫北京，清政府屈膝投降。同年廿六，廿七日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859年在广州的英、法国，阴谋在广州建立侵略基地，他们看中了沙面这面对白鹅潭、进可攻、退可逃的有利地形。由英国官方人物叫柏克的，出面向清朝在广州的政府交涉，强迫清政府在沙面北面，用人工挖一条宽四十米，长一千二百多米的小涌（即现沙基涌），与陆地分开，使沙面成为一个小岛。同时，在沙基涌北面开辟道路，定名沙基，俗称鬼基（现六二三路），并建东、西二桥来往沙面。他们又迫令清政府拆除沙面沿岸各炮台，将防城炮及炮台基石投江中，并加填沙砾土石，修筑堤岸，作为他们居住
沙面(12张)
，经商之地。这一工程耗费达白银二十多万两，全部由清政府拨款开支。1861年9月3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廿九日）英、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沙面租借条约》[2]
。英国占有沙面以西8成租界，约264亩，余下东面约66亩归法国占有。两国各自范围内均有一桥与中国大陆（华界）相通。规定沿沙面河涌宽90英尺，贴近沙面的45英尺范围属于沙面租界。中国船只不能停泊。至19世纪末，沙面租界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各种公共设施的独立于广州城的城区。[3]
沙面(7张)
1925年6月23日，广州的几万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反帝大游行示威，沿惠爱路（现中山路）、财厅前转入永汉路（现北京路）、泰康路、一德路、太平南路（现人民南路）到长堤直趋沙基（现六二三路）。下午二时四十分，当游行队伍前队已经过西桥附近转入内街，后队亦将到西桥的时候，帝国主义在西桥桥头的碉堡、水塔以及在屈臣氏汽水厂等高楼大厦架设机枪，立即向我示威游行队伍疯狂射击。停泊在白鹅潭河面的英、法、葡等国的炮舰也卸下炮衣，开炮向示威游行队伍轰击，当场中弹被害死亡者五十
沙面(4张)
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这就是“沙基惨案”，又叫“六二三惨案”[2]
。
1927年广州公社革命起义时，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又直接参与镇压，他们用机枪、大炮和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起义者进行炮击[2]
。
1941年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当时占领广州的日伪军遂实行军事接管沙面，把英、法、美等外国人都关入集中营[2]
。
1942年3月军为了笼络人心，虽然名义上将沙面移交汪伪政府接管，但从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四年多时间，沙面实际上是操纵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接收了沙面，但是整个沙面仍然是美、英、法等外国人的势力范围，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沙面才真正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2]
。
广州解放初期，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沙面，曾一道作为特区建制。1950年沙面特区并入太平区，沙面成立街道办事处。1952年成立中区，沙面划为中区管辖。1960年中区撤销，沙面转属荔湾区，与清平、岭南等街道同属清平行政街。1961年10月6日沙面成立办事处。直属广州市人民委员会领导。1970年9月，成立沙面街革命委员会，转为荔湾区管辖。1980年10月1日撤销革命委员会，成立荔湾区沙面街办事处，作为荔湾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2]
。[4-5]
主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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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德天主教圣母堂
露德天主教圣母堂属于法租界内的
露德天主教圣母堂
建筑，原名沙面天主堂，因该堂花园南边原建筑一座圣母山，安放露得圣母像而得名。是法国驻穗领事馆的教友过宗教生活而设立的。
该教堂位于沙面大街与沙面一街交界的东北转角。由大堂，神父楼、修女楼、圣母山组成，大堂在前，神父楼在后偏东，修女楼在后偏西，圣母山在大堂偏东。现有附属建筑二幢，一幢为两层楼房，一幢为平房。教堂基本保存完好。立面主要门窗的山尖和塔楼四角的小尖塔，八角形攒尖顶上复杂的采光窗和棱垛，还有下连续的小尖拱和由上向下授粉的扶壁柱。反映出天主教堂神秘而向往“天国”的特征。[6]
广东外事博物馆
广东外事博物馆(5张)
广东外事博物馆是全国首家地方外事博物馆，它坐落于广州沙面南街20号，是一座建于1890年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原为民国时期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是沙面建筑群当中的A类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广东外事博物馆，你不但有机会读懂过往半个多世纪广东这个外事大省的诸多威水事，而且可以看到全球122个友好省州赠送给广东省的200多件珍贵外事礼物。博物馆除了收藏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外事礼品以及重要外事活动的图片外，还特意利用旋转楼梯的空间展示了十多幅百年前的沙面老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记录下百年前洋务翻译拖着长辫身穿大褂的身影。“这应该是清末民初的照片。”刘璐说，这幅悬挂在二楼大厅的老照片，不但完整地反映了当年沙面西桥景色，而且可以看到当时行走在英法领事区的洋务翻译依然保留清装打扮。[7]
沙面基督堂
沙面基督堂(9张)
沙面基督堂是英国圣公会在沙面广州英租界设立的一座专供外侨礼拜的教堂，位于沙面五街，建于1864年。位于该租界西端，属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管理，一直由英籍牧师主持，用英语礼拜。由于沙面基督堂为广州难得一见保留完整的百年基督教建筑物，因此很多新人都在广州结婚都会将该地方用以作拍摄婚纱照的必选景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政府收回租界，该堂移交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管理。1949年以后被政府部门占用，1980年代由省基督教两会收回，1991年恢复宗教活动，称为沙面会堂。[8]
海关馆舍
海关馆舍属法租界内的建筑，
海关馆舍
曾用作海关馆舍。解放前“红楼”是粤海关俱乐部，只有中、高级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入住。解放后，它被用作海关员工宿舍。
该建筑是由治平洋行，来自澳大利亚的建筑师帕内设计及建造。该建筑坐北朝南，位于沙面大街东端，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建筑独特的造型和鲜明的色调，使它成为沙面标志性建筑。因主色调为红色，人们称之为“红楼”。又因沙面岛西端的苏联领事馆的主色调也是红色，故此称为“东红楼”。[9]
英国雪厂
英国雪厂
英国雪厂，又称HK牛奶公司制冰厂，位于沙面北街29号、31号，建于20世纪初，坐南朝北，前部结构是外砖承重墙，内钢筋混凝土框架；后座是纲筋混凝土框架；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本栋建筑地上4层，前部有半地下层。
原HK牛奶公司制冰厂是现存沙面近代建筑中唯一的一座厂房，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办公住宅，后部为厂房。前部还有半地下室。厂房地面分东西两个车间，中间隔一个天井。东车间现加建多层，当时的吊车牛腿还在。东车间后部有一钢筋混凝土螺旋楼梯可直上车间天台。现下部楼梯已拆，但上部旋梯仍在。车间天台现还保存天台房子和屋顶水池。[10]
汇丰银行
沙面——汇丰银行
原汇丰银行位于沙面大街与沙面四街交界的东北转角处。建筑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南部与西南部作削角处理。下段的出入口采用西方灰白色花岗石古典山花门，山花门上方勾出放射状饰线。为了左右对称，有3个窗也做成山花门状。其他长万形窗上部都开大圆窗。墙角是灰白色花岗石，窗间墙用仿花岗石的水刷石护面，并勾出横线条仿古典叠砌巨石。
上段由第四层和屋顶组成。第四层立面重点突出屋顶西南角的塔楼。塔楼顶和搭身都采用古典夏兴武凤格。半球壳的穹顶加在圆筒鼓座上构成塔顶，弯顶上还竖立着旗杆。从塔身的四条结均方柱由立在栏杆上用于装饰的帕拉迪奥式柱左右伴着。而塔座采用巴洛克凤格，从塔身四条结构方柱下部上下两段反向弧线形肋脚。中段为了强调竖线条，竖立贯通第二、第三层外廊巨拄列。西二面对称地排列图柱和方柱，方柱采用叠柱，图柱采用罗马式多立克双柱，方图柱交界采用方圆柱叠合。南立面的方圆柱的排列规律与西立面相同，只是图柱采用单柱。罗马式多立克巨柱，严格遵循古典程式。[11]
苏联领事馆
苏联领事馆位于沙面大街68
沙面——苏联领事馆
号，楼高三层，砖、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北朝南，英国维多利亚风格。原苏联领事馆主楼有小院和围墙。正立面和东西侧立面各层都设外廊，后立面第二层设悬挑通阳台并有混凝土天桥通向副楼。整栋建筑外立面除了，挑檐、栏杆、女儿墙外都用高质量清水红砖装饰，不加油漆，水泥石灰勾缝，故有沙面“西红楼”之称。[12]
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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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
沙面古建筑(8张)
南濒珠江白鹅潭，北隔沙基涌，与六二三路相望的一个小岛，有大小街巷八条，面积0.3平方公里。沙面原名“拾翠洲”，在一八五九年以前原是与六二三路相连的一块沙洲。这里曾是渔民小艇聚居之地。沙面岛上绿化较好，有古树150多株，空气清新，环境卫生甚佳，可以称得上是广州的世外桃源。[4]
1984年10月，在古树名木鉴定中，沙面占102株：其中细叶榕77株，樟树25株。有100株树龄在百年以上，仅两株为80年。树龄最长的是300年以上一株，200年以上一株，其余为80～100年；胸径最大165厘米，最小50厘米，100厘米胸径的达49株。这些古树分列在沙面北街的49株，沙面南街的20株，其余分布在现沙面公园内及北边，沙面大街和沙面岛东、西端。树龄300年以上的那株古樟则位于沙面南街东端。[13]
人文环境
1949年8月8日拍照沙面(18张)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沙面租界内的公共设施已基本完备，有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和住宅，另外还有俱乐部、酒吧、网球场和游泳场等，其住户多是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的人员以及外籍的税务官和传教士。建立在此的机构，包括太古洋行（英）、美孚洋行（美）、三菱洋行（日）、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这些至今还活跃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鳄。[14]
建筑方面，多为19世纪末建造，并带有西方风格，基本上都是文物建筑。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也同样位于沙面岛，这使得沙面岛上有不少外籍人士在此办公，且该领事馆是荷兰在中国唯一可以办理中国公民移民美国签证的场所。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个是荷兰领事馆，荷兰驻广州的领事馆还在沙面岛上。[2]
沙面岛上有150多座欧洲风格建筑，其中有42座特色突出的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券廊式、新古典式及中西合璧风格建筑，是广州最具异国情调的欧洲建筑群。沙面大街2号-6号的楼房，俗称红楼，原是海关洋员华员俱乐部，高三层，红砖砌筑，南面和北面建有尖顶阁楼，仿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建筑风格；沙面大街54号的建筑，原是汇丰银行，仿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高四层，二层的外墙砌有通柱到三层顶，在西南面楼顶建有穹窿顶的亭子；沙面大街48号的楼房，是最具代表性的券廊式建筑，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周的走廊均为券拱形，外墙刷水洗石米；沙面大街14号的露德天主教圣母堂，规模虽小，结构简单，但在其入口处仍然为仿哥特式。
新古典式
特点是模仿西方古典复兴手法，追求雄伟、严谨。一般以粗大的石材砌筑底层基础，以古典柱式和各种组合形式为建筑主体，加以细部装饰。如沙面大街54号的汇丰银行，平面规整，立面处理采用不同的柱式组合，转角处顶楼为小逊顶，底层入门处为装饰性的门框及圆窗。沙面南街18号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沙面南街60号的英国圣公会也是新古典主义作品。
折衷主义式
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流行折衷主义风格。折衷主义建筑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不讲求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由于折衷主义建筑往往在古典等风格上加上巴洛克装饰，故也可称为新巴洛克式。沙面英国领事馆以及沙面英国亚细火油有限公司、沙面伪招商局都属折衷主义式。
券廊式
其特点是平面简单，立面是连续的拱廊组合，形式简洁，线脚明朗而无其他装饰。这种形式是西方建筑传入东南亚后适应当地气候而产生的，故称为殖民地式。沙面大街48号即为此式典型代表。
仿哥特式
沙面大街14号的露德教堂是梁柱结构。外形仍仿哥特式，具有哥特式风格。哥特式建筑（英语：Gothic architecture），或译作歌德式建筑，是一种兴盛于中世纪高峰与末期的建筑风格。它由罗曼式建筑发展而来，为文艺复兴建筑所继承。发源于十二世纪的法国，持续至十六世纪，哥特式建筑在当代普遍被称作“法国式”（Opus Francigenum），“哥特式”一词则于文艺复兴后期出现，带有贬意。哥特式建筑的特色包括尖形拱门、肋状拱顶与飞拱。
周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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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坐地铁黄沙站F出口下，地铁文化公园站A出口下。
可坐公交1、9、57、123、188、208、209、217、219、236、270、297、538、552在六二三路站下，也可坐公交81、102.103.105、106、110、238、538在文化公园站下。
可坐水上巴士1在西提码头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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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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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历代都是国内外通商要津和旅游地，明朝时在这里设立华节亭，管理外商货物进出，清中叶在这里设立西固炮台，捍卫广州。
中国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里，只许外国人在广州一地通商，并由十三行商人负责，十三行是半官商性质的组织，设在今广州十三行路和文化公园一带，负责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转达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并受理约束外商。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对外贸易实行限制政策，英国商人迟迟打不开中国市场，贸易逆差严重。外国资本主义与清朝政府矛盾日益渐深，而清政府对外国人的防范条例也因此益发严厉。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英之间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成为近代中国首先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国急于在华南立足，乡次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广州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