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国带回了什么（71年杨振宁回国后）
杨振宁回国带回了什么（71年杨振宁回国后）李政道去美国，其实是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不过从年龄上来讲，杨振宁要比李政道大4岁，又是早一年去的美国，因此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要比李政道要多一些，所以早年李政道没少受杨振宁照顾。可也就是这样的关系，两位物理学界的天才，后来却分道扬镳，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关乎于两人之间，还对中国、对世界、乃至对整个物理学发展史都产生了永久的影响。1945年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而也就是第二年李政道经由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也赴美留学，并且也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同样是在异国他乡学习，又都是中国人，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就结识了。
图|杨振宁和李政道
前言“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如此地羡慕两人。
其实相对于我们国人而言，比较熟悉的是，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定理的发现，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也就是这样的关系，两位物理学界的天才，后来却分道扬镳，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关乎于两人之间，还对中国、对世界、乃至对整个物理学发展史都产生了永久的影响。
友谊之始1945年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而也就是第二年李政道经由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也赴美留学，并且也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
同样是在异国他乡学习，又都是中国人，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就结识了。
不过从年龄上来讲，杨振宁要比李政道大4岁，又是早一年去的美国，因此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要比李政道要多一些，所以早年李政道没少受杨振宁照顾。
李政道去美国，其实是承担着特殊使命的。
图|李政道年轻时候
早在40年代初时，蒋介石就意识到了原子弹的重要性，因此他找到了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等人，并提供一个大礼堂作为研究场所，希望他们能搞出原子弹。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想法还是太过天真，毕竟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想要搞出原子弹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吴大猷建议：要搞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
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被选中到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可当时美国对原子弹技术根本就不开放，原本准备好的考察小组也只好解散。不过根据指示，李政道他们可以用领取的经费在美国深造，因此才考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习理论物理。
费米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师，作为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在理论和实验物理上均有了不起的成就，还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42年费米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可控和反应堆，因此被称为是原子能之父。
图|“原子能之父”费米
李政道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时候，杨振宁已经是小有名气，他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对学校也比较熟悉，在接到吴大猷的信以后，杨振宁为李政道提前预定了大学国际公寓的房间。
两人彼此熟悉以后，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开始联名发表论文。
杨振宁后来如此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比我们和我们之间的太太关系还要亲密。
不过有一件小事，却在李政道的心里埋了一根小刺。
1947年夏，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两人的好友凌宁一起开车到西部旅行，临行之前三人决定合资买一辆二手的汽车。
图|1947年夏凌宁、李政道、杨振宁在一起
可就在出发之前，杨振宁提出买这辆二手车由三人付款，回来以后再由李政道一个人付款买下这辆车。
当时李政道拥有双份奖学金，因此经济上比较宽裕，所以对杨振宁的提议不可置否，只是心里面却暗自觉得有一些不爽。季羡林之子季承曾作为李政道助手12年，后来写了一本书《李政道传》，书中李政道对杨振宁这一行为，评价为“精于算计”。
不过当时两人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
1951年，李政道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但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当时加州的反华的情绪十分高，李政道在加州过得并不如意。杨振宁得知情况以后，找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提议邀请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一起做研究。
图|杨振宁夫妇与李政道夫妇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杨振宁已经于1949年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还和李政道的导师费米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已经略有名声，因此杨振宁能在奥本海默的面前说上话并不稀奇。
1951年9月，受邀的李政道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杨振宁一起从事研究。奥本海默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才华很看重。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不仅如此，两个年轻的中国人所写的论文，还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杨振宁、李政道受邀前往爱因斯坦家中，双方谈了很长时间，临走时爱因斯坦上前握住李政道的手对他说：
“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图|杨振宁与李政道两家人合照
两人不仅在科研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就连彼此的家也住得不远，两家人的往来也被普林斯顿传为佳话。
可随着两人友谊的逐渐深入，矛盾也紧跟着产生了。
署名之争杨振宁与李政道的第一个物理学研究，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
一共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的署名，是杨振宁在前，李政道在后，而第二篇的署名是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
有关论文署名的问题，如果是两人共同研究的结果的话，署名按照国际范例，一律以名字首字母的排列顺序，按照这样的逻辑规范来看，李政道的名字确实应该在杨振宁前面。
可就在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前，杨振宁找到了李政道，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李政道的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要大四岁。
图|杨振宁、李政道合照
李政道一开始很不理解杨振宁为何要违反国际惯例，也有些吃惊，不过出于两人友谊的关系，后来李政道还是同意了，只是在第二篇论文发表前，李政道说服了杨振宁，还是按照国际惯例来。
这次两人合作虽然是圆满结束，可无形中也让李政道心头的那根刺更大了。
说起来在论文署名问题上，杨振宁一开始其实是打算让李政道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李政道到美国以后，物理研究事业一度不是很顺利，可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却表示反对，还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当然署名这件事，杜致礼也“横加干预”，李政道是不知情的。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期间，再也没能和杨振宁共同研究任意一个项目。1953年李政道离开了普林斯顿，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助理教授，1956年李政道升任正教授，这一年他年仅29岁，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李政道离开了普利斯顿以后，原本是想与杨振宁拉开距离的，可没想到的是，两人还是因为科学研究再一次地走到了一起。
图|杨振宁、李政道
从1956年到1962年，两人共同写了32篇论文，署名都是李前杨后，这一时期也是两人科研历程中，发展最快的时候。李政道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宇称不守恒定理。
有关宇称不守恒定理，也是李政道率先提出来的。
1956年，杨振宁开车从长岛出发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李政道，两人在办公室简单的探讨以后，随后一起到街上的咖啡厅喝咖啡，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理的想法，杨振宁一开始表示强烈的反对，两个科学界的巨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杨振宁最终被说服。
两人讨论到最后，杨振宁已经被完全说服，他告诉李政道：
“先不要急于发表上述这篇论文，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显得更有意义。”
李政道认为杨振宁提出的建议很合理，因此两人回去以后，各自计算出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仅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就突破了这一理论研究。
图|杨振宁、李政道在瑞典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这篇宇称不守恒定理的论文，署名是李前杨后。
这篇论文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李政道、杨振宁共同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原本一切都是很顺利，没想到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以后，杨振宁却忽然提出，希望能够在领奖时按照年龄顺序排在李政道前面。不仅如此杨振宁还提出，晚宴时杜致礼希望能由国王作陪，所以进入晚宴现场时，杜致礼要走在第一个，而杨振宁走在第二个，由王后作陪，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箬只能走在最后面。
也许是气愤的缘故，李政道直接拒绝这一提议，杨振宁又去求了秦惠箬，秦惠箬劝说李政道：
“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
李政道没有再坚持，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成为两人决裂的导火索。
图|杨振宁
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讲述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定理的故事。
李政道收到杂志寄来的样稿后没有什么意见，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首先是文章中凡是提到两人名字的地方，杨振宁提出要求，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对于文章中提到的两人合作研究并写下的论文的地方，在关于两人署名上，也要在旁边特别标注，是出于国际惯例的缘故，不仅如此文章中提到杜致礼的地方，杨振宁也要求要排在李政道夫人秦惠箬前面，理由是杜致礼要比秦惠箬大一岁。
李政道心里很不高兴，认为杨振宁是小题大做，而杨振宁却认为，文章中存在“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不仅如此，当天晚上，杨振宁又打来电话，声称那些备注可以不加，但文章中凡是提到李、杨名字的地方，都要改成杨在前李在后。
李政道心里本来已经憋了火，这时候杨振宁还提出了要求，于是电话里说了很重的话：
“建议今后不再合作。”
杨振宁在电话那头大哭，虽然他仍然表示了想要继续合作的愿望，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李政道的要求，两人暂停合作。
图|“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57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提交了辞职书。
面对两个绝世天才分道扬镳，奥本海默十分生气，他言辞激烈地说道：
“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影响深远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于彼此之间的矛盾，后来都有撰文赘述，当然两人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上去阐述问题。
季承在创作《李政道传》时，也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两人的态度都有所收录，他曾在采访中对记者说：
“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图|杨振宁与周总理
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中国的第一人。
对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中国也表示出了足够的重视，周总理亲自设宴款待杨振宁一家。宴会上，周总理主动提到了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你们有没有不合，是因为夫人而不合吗？”
面对周总理的提问，杨振宁不好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有恩怨，不是因为夫人。”
一句简单的话，轻飘飘地带过。
而比较有问题的是，两人的矛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基础科学的建设。
图|李政道、杨振宁与吴大猷
七十年代以后，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可两人的矛盾纷争，也一起被带了回来。
季承曾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1978年，杨振宁回国访问，邓小平接见后询问他：“中国现在要不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
杨振宁说：不要
图|李政道陪同邓小平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杨振宁一直反对中国建造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理由很简单，中国还不具备条件建造大规模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更为关键的是国内理论还跟不上，做的太多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得不偿失，而且要耗费数以千亿的资金，划不来。
1979年，邓小平访美，遇到了李政道，于是问了他和杨振宁同样的问题，李政道思索再三，回答了一句：“要建。”
李政道所提出的要建，同样也不是无的放矢，相反如果中国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就能够随时掌握国际上高能物理的最新动态，精准的判断研究方向。
两个同样都是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可针对同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对国内科学研究的建设上，分别都提出过相反的意见，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
你说两人都是为了意气之争，只怕也不尽然。
图|杨振宁
当然相比之下，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影响更大，因为除了因为宇称不守恒定理获得了诺贝尔奖外，杨振宁还提出了杨—Mills规范场论，不亚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誉为是在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物理学成就。
不仅如此杨振宁还回到了中国，并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中国籍，事实上很多人关注杨振宁，其实只是注意到了他的私生活，却从来没有想过，杨振宁对科学界，乃至对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的作用，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李政道虽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科学成就似乎也并不如杨振宁那么出名，可同样是心系祖国发展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曾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对于李政道成就没有自己大的问题，杨振宁后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政道是个非常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力很强，工作也非常努力，可是数学能力稍逊一筹，从而后来写了很多学术性的文章，但没有特别重要。”
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图|李政道
2003年7月，李政道公开发表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两人矛盾的根由：“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李政道同时指出：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
杨振宁也对两人的决裂表示了遗憾，他引用苏东坡“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的诗句，表达了对苏东坡兄弟情之间的羡慕，也表达了对两人关系的怀念。
“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有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