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正宗的客家人是谁（龚鹏程客家人祖先）

最正宗的客家人是谁（龚鹏程客家人祖先）二、其后陈运栋补了一次：明清之际，迁至海外、散至四川广西。于是这就成为最权威、最受采据的「定论」了。待民国十三年香港崇正公会成立，客家源流几乎确定只能是：中原正统汉人南迁而来。罗香林先生的研究，其实就是要系统化地表达这个观点。只不过「前此谓客家为纯粹汉族的人，大体皆仅于原则上证明了客家为汉族的分支，至于客家迁移运动的实况则多半仅有笼统的陈述」，罗先生又描述了南迁的状况罢了。罗氏的看法，是先由中原迁至安徽江西;次迁至江西东南、福建西南、广东东北边界;再迁至广东东部北部，而形成客家民系。

客家人，是我们社会中很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存在却是个谜。不是说他们本身是迷，而是关于他们是什么族、为何群居于现在的分布地，学界众说纷纭，把人搞晕了。

一、

清朝末年以前，谈到客家之族属，或曰是犵人，或谓乃古越族之后。

但此类说法均不获客家人自己之认同。因此，光绪末，成立了客家源流研究会、客族源流调查会，目的就是为了要另觅源流。

待民国十三年香港崇正公会成立，客家源流几乎确定只能是：中原正统汉人南迁而来。

罗香林先生的研究，其实就是要系统化地表达这个观点。只不过「前此谓客家为纯粹汉族的人，大体皆仅于原则上证明了客家为汉族的分支，至于客家迁移运动的实况则多半仅有笼统的陈述」，罗先生又描述了南迁的状况罢了。

罗氏的看法，是先由中原迁至安徽江西;次迁至江西东南、福建西南、广东东北边界;再迁至广东东部北部，而形成客家民系。

其后陈运栋补了一次：明清之际，迁至海外、散至四川广西。于是这就成为最权威、最受采据的「定论」了。

二、

但此一论述自然会产生些争论。例如罗先生把客家民系形成期定在唐末至明中叶，且主要在南宋至明中叶，时代较广府系、越海系、湘赣系、闽海系之形成于五代者都晚。所以就有人批评其为「迟来说」，主张闽、广、客各系汉族南迁是个一体的行动，故无谁先谁后的问题。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不分先后，而是客家最早。客家不但应最早，且还要是血统最纯最好。于是便有「士族说」，谓客家是西晋士族在永嘉南渡后形成的，所以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傲视土著的优越感」「出身高贵，书香世家、或诗书传家的文化教养而产生的优越感」。

还有些人则批评罗先生之说是单一源头与单一迁移路向的，忽略了南来的不同时段和分布地域的多元性，故主张「客家先民构成多元论」。

此外，也有人论证客家人应该更早就南下了，秦始皇派谪徒五十万戍五岭就是第一批。

但这些次级论述，都是在「崇正」那个框架下做的补苴工作，它们彼此固然很多歧异，可是总体上是为了强化崇正论的。

只不过，透过它们的拾遗补缺，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崇正论实际上难以成立。「中原正统汉人南迁，形成客家民系」云云，迄今到底是指中原哪些正统族群南迁都不知道，是秦的谪徒、晋的士族、还是唐末的难民，还是……?

是某一批人不断向南走，还是不同时代不同人?若是不同时代不同人，在闽赣广三角域混杂而后才成为客家，则正统云乎哉?若只是一批人，这批人北方之源头又在哪?

南迁?所谓客家乃中原汉族几次南迁而成之说，那个南迁史，其实只是套用整个北方人民南下史而说，根本没有特殊性。是汉民族的南迁史，而不只是客家人南迁史。在中国南方，任何一个自认为是汉族的人，都是这样迁来的。

因此在过去花了最多时间去考证的迁移史，实际上毫无价值。既无法说明在几次汉民族南迁过程中，闽海系、广府系、湘赣系与客家系不同的所在;也无法确定南迁的规模;更不能解释这样的南迁史与客系语言，文化有什么内在关联。

再者，这样的南迁史，也与音系研究不乏龃龉。例如客语与古汉语有不少相合之处，可是论客家民系形成者，主流意见却是晋代说、宋代说、明代说。客语与南北朝语音其实颇有不同，如东冬锺江在齐梁以后分化，客语就未分。唐代照、穿、牀、审、见、溪、群、疑所析出各母，客家亦均并于他母，不独立。这些语音现象，如何与南迁史结合起来说，至今仍未完全讲清楚。

三、

在客家语言研究方面，许多人强调客语乃是宋朝的语言，甚或「继续存在着宋朝末期的中原语言(北京音)」(高宗憙编《客家人：东方的犹太人》)。

可是这些论述都不能成立。因为论者大多对汉语音韵学不甚了了，只以「心理预期框架」去硬套，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内中存有太多问题。

硬要把客家话跟《中原音韵》搭钩，甚至几乎画上等号，其实是贪图它「中原」二字。但为了硬扣这层关系，论述就自然会变得颠三倒四。

对于《中原音韵》最明显的特征：入声韵消失，并入其他声调，陈运栋解释说是因入声短促，不便于唱，所以为配合填词作曲而常将之改读平声。这也是完全错的：

(一)、词中完全保留了入声，所以入声不会不便于唱。宋人论词，不但要辨四声，还要分清浊。说当时人会为了应词调之需而将入声并入平上去，可说是天方夜谭。

(二)、韵书有纪录一时语音者，也有显示「南北通塞，古今是非」者，周书属于前者，《切韵》《洪武正韵》属于后者。陈运栋竟因《洪武正韵》仍收入声韵，而推论说元明口语中仍分四声。继而说其入声系统与客语完全吻合，以证客语为宋音。不知元明以后，入声非消失于诗词韵律中，正是消失于口语中，所以现今除闽粤方言及客语尚能见入声外，大部分方言均已无之。只有作诗填词的人仍用诗韵词韵。陈氏恰好又把事情说反了。

(三)、《中原音韵》乃北方宋以后音，证据不只入派三声这一点，罗氏所举各项它与客语不同处，几乎也就是今日国语与客语的不同处。今天的国语，系由北方官话发展而来，《中原音韵》之语言，就是其源头。

若究其实，则这类讲法说只是用来「证明」客家人是在宋代形成的新兴民系罢了，在语言学上是站不住的。

四、

王东《客家学导论》则依据南北方言分离状况，及客家语最早只能见于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方志等情况，认是客家方言产生于明代中叶。也因为如此，所以客家民系也形成于元初至明代中后期(1998)。

这样的讲法，显然与前述「客语乃中原古音(至迟亦为古宋语)」不同。这表明了客语的性质和形成之年代，其实仍多争议，尚难遽尔论定。语言如此，所谓族属，所谓民系亦然。

这些研究，都指明了：客家人是中原正统汉人流裔的讲法，在学界其实仍未定于一尊，仍有许多可商榷的余地。

道理非常简单：

(一)、说客家人是南迁的汉族，证据在哪儿?只是历史的想象，和语言文化上与汉语汉文化的类同性。但语言与文化之类同，固然可用来论证客家乃南迁之汉族，同样也可以说是土著少数民族汉化之征，在证据力上完全是一样的。

(二)、就算是汉人，南迁的汉人，不可能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也不可能不与土著来往。汉族万里跋涉而至，人数上居绝对劣势，凭什么相信在血统、语言、文化上可以长期保持绝对强势，永保正统?

也就是说，土著民族汉化，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化后形成客家人，实乃大有可能之事。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也认为客家人与畬族长期混居，客语与畬语有相互影响之处。前举张光宇之文则认为影响闽方言的所谓客赣方言层，其实就是畬族汉化后说客语的畬人，于十四世纪迁至闽东浙西浙南，使用客语去说闽南语所形成的部分。

而事实上，确实也有许多畬族是说客语的。这到底是畬族汉化，故讲客语;抑或客语本来就是汉畬语混化后所构成;而在混化中，又到底是汉族居主体还是畬族等土著居主体?这些都有待研究，不能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后找证据去说。

五、

客家非民系，乃是方言语系。从怀土者的角度看，客代表流浪、迁徙、飘泊、不稳定、没有地盘、作客他乡。现在已变成居人，变成怀土者的客家人，经常也学着别人这样哀叹自己的命运。

但怀德的君子，例如周游列国的孔子、讲逍遥游的庄子，会如此吗?孔子自称：「丘则东西南北之人也」；庄子要效法大鹏鸟，振翮四方，嘲笑那些「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的人是小麻雀，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不就是客家之所以为客家的精神所在吗?有一首在客家地区流传已久的「迁流诗」说得好：

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

这就是游的精神!自由的主体，并不受土地所系缚，故可以禀乾坤而行四方。我身所到之处，即是世界，即是人文意义宇宙的开启，故曰随处可立常纲。异境吾境，他乡故乡，人以为不同，我则一也，既不执着于故乡，亦不执着于此乡，既随遇而安，又撑柱纲常。庄子曰：「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即此之谓也!

我曾著《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一书，阐明中华文化有一重大之特质，就是具有游的精神。客家人，无疑是最具有这种精神，亦实践着这种精神的人。可惜近百年来，深受种族意识和领地意识之干扰，逐渐去客家化。未能领悟客家之所以为客家，在其文化与精神，不在种族血统和土地化的居人意识，以致整个客家研究误入歧途，客家人也逐步去客家化。对此趋势，我深感悼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