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所见略同是真的吗（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是真的吗（英雄所见略同）（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涉侵删，谢谢） 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诸多英雄所见略同的故事，其实想来也并不奇怪。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在于他们能深刻的洞见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们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后，所见略同就不是奇事了。斯密、梁启超、杨小凯见地深、知地同，让世人感叹英雄所见略同，但前人有过的想法，后人再有，就不算是创新了，所以让吾辈更叹思想创新之困难。“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

近日读任公先生的《李鸿章传》，发现任公对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解释竟与杨小凯先生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一文中的解释如出一辙。

任公在《李鸿章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一章中有云：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斲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而小凯先生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写道：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小凯先生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其做出的解释让我辈很开眼界。谁知任公更是高出一筹，百年前就有了这等的识见，确实非同凡响。小凯先生自述当年在劳改队独自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均衡模型后发现这些思想早已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了数学模型，只好感叹英雄所见略同。如果他读到任公先生的这一段，应该也要感叹“英雄所见略同”吧。

其实翻开历史，如此故事比比皆是。牛顿与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创立了微积分原理；由美、英两国的三位科学家几乎同时提出的互联网理论基础——分布式网络理论。小凯先生自己也曾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凑巧的是该故事的主人公正是梁任公。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国社科版，1998）一书中论述斯密《国富论》劳动分工时写道：“无独有偶，当年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对中西差别的第一印象也是分工水平的差别。他在日记中写道，洋人买得多，也卖得多，而中国人却舍不得买，也卖不多。这多买多卖正是今天人们说的商业化，用斯密的术语来说，就是劳动分工。”

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诸多英雄所见略同的故事，其实想来也并不奇怪。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在于他们能深刻的洞见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们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后，所见略同就不是奇事了。斯密、梁启超、杨小凯见地深、知地同，让世人感叹英雄所见略同，但前人有过的想法，后人再有，就不算是创新了，所以让吾辈更叹思想创新之困难。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涉侵删，谢谢）

注：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