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谜浪潮之巅文明之光（谁在制造硅谷的未来）

硅谷之谜浪潮之巅文明之光（谁在制造硅谷的未来）在斯坦福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后，《看见硅谷》展示了玛丽·贝丝·米汉（Mary Beth Meehan）在2017年拍摄的一系列照片。米汉以拍摄“社区的肖像”而闻名。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米汉在门洛帕克（Menlo Park）租了一间民宿（Airbnb），向陌生人介绍自己，还拍摄了照片。她把“看不见的社区、看不见的关系、看不见的人类”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了书桌上方。两本新书——《看见硅谷》和《来自硅谷的声音》——揭示了硅谷的一个关键部分即便这不是我认为能找到的未来（但大多数人从未寻找或思考过这里的未来，更不用说看见它了）。这两本书的目标是一样的：揭示硅谷那些被遗忘但又至关重要的社区——这些群体往往被夸张的新闻稿、挥舞着保密协议的律师以及记者对“在科技界工作”的狭隘定义所掩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就是“平台背后的人”。 尽管那些默默无闻的工程师

文/帕特里克·麦克雷（W. Patrick McCray）；译/龚思量

编按：《看见硅谷》和《来自硅谷的声音》这两本书揭示了硅谷充斥着的种族主义、随意的厌女症、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集中在贫困社区的环境破坏。作者认为，硅谷的经济繁荣建立在那些“隐形”的工作者之上，而他们往往是不受保护的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甚至在许多硅谷的内部人士看来，工程师这一曾经风光的工作也不再能够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工作贡献，并且经常需要面对工作上的“道德拷问”。最终，因为工作而感到疲惫不堪的工程师们也成为了“平台背后”的人。本文作者帕特里克·麦克雷（W. Patrick McCray）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他在那里研究和撰写有关现代技术和科学的文章。本文原载自《洛杉矶书评》。

硅谷

虽然已经过去快20年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硅谷时的情景。那是2004年左右，我开着我的老萨博车从南加州来到斯坦福大学，浏览了一下那里的档案。在此次旅行中，我去了中部海岸的尼波莫（Nipomo）小镇，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在1936年拍摄的标志性照片《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让这个小镇成为了永恒经典。最终，我在萨利纳斯（Salinas）附近停下了车加油，萨利纳斯位于农区（“吉尔罗伊——世界大蒜之都!”），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许多小说都是在此完成的。再走40英里，农田变成了混凝土。然后，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了美国宇航局（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和它巨大的一号飞机库（Hangar One）建筑。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在人们的想象中，巨型飞艇代表着交通运输的未来。

在经历了大雨和交通高峰后，我终于踏上了前往“皇家路（El Camino Real）”上的汽车旅馆的道路。这家汽车旅馆是由一个来自东南亚的家庭经营的，虽然价格昂贵，但它远非皇家酒店。登记桌旁的大学生把一本编程语言的教科书推到一边，帮我登记入住，我在汽车旅馆的二楼找到了自己的房间。也许是我天真了，但当我在小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尽管网络连接良好，我还是感到了奇怪的失望。那天晚上，我沿着“国王大道”（the king’s highway）去找一家价格实惠的餐厅。一路上，我遇到的不过是一排排疲惫而肮脏不堪的购物中心，高档纸杯蛋糕小贩和消声器店共用一面墙。我不停地问自己，“但他们要把未来放在哪里呢？”我在哪里看到的东西和洛杉矶的机场完全不同，机场的主题建筑的古雅风格至少暗示了未来，尽管它只是在那里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第二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我从汽车旅馆步行到校园中心的格林图书馆（以德州仪器的创始人塞西尔·格林命名）。事实证明，步行是个错误。这一切发生在谷歌地图出现之前，我还不了解斯坦福的校园有多大。但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这里的未来。也许是我太过愚钝，我没有“看到”未来，不过我最终还是在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听到了人们谈论它。当我在商学院的食堂吃午饭时，周围的空气中充斥着诸如风险投资、天使、独角兽、初创企业和资本结构表等词汇。

斯坦福大学

两本新书——《看见硅谷》和《来自硅谷的声音》——揭示了硅谷的一个关键部分即便这不是我认为能找到的未来（但大多数人从未寻找或思考过这里的未来，更不用说看见它了）。这两本书的目标是一样的：揭示硅谷那些被遗忘但又至关重要的社区——这些群体往往被夸张的新闻稿、挥舞着保密协议的律师以及记者对“在科技界工作”的狭隘定义所掩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就是“平台背后的人”。 尽管那些默默无闻的工程师和程序员的工资远高于中位数，但他们仍然发现自己住在他们无力负担的房子里，情况岌岌可危。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是保姆、厨师和园丁，他们的隐性劳动让山谷的金融、家庭和社交圈得以维持。你读到的那个新晋亿万富翁可能开着一辆迈凯伦，但总得有人给它洗车打蜡。

在斯坦福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后，《看见硅谷》展示了玛丽·贝丝·米汉（Mary Beth Meehan）在2017年拍摄的一系列照片。米汉以拍摄“社区的肖像”而闻名。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米汉在门洛帕克（Menlo Park）租了一间民宿（Airbnb），向陌生人介绍自己，还拍摄了照片。她把“看不见的社区、看不见的关系、看不见的人类”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了书桌上方。

米汉的彩色照片伴随着拍摄对象简短而有力的生活史。例如，我们一路上遇到了贾斯特尼亚（Justnya），一位波兰出生的工程师，她和其他技术专家在库比蒂诺

（Cupertino）共住一栋豪宅；还有维克托（Victor），一位来自萨尔瓦多的老人，他住在离谷歌园区几英里远的小拖车里。每一张照片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而且很少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故事。比如其中有一张“马克”的照片，他是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子。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感觉到他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有些不对劲。马克的母亲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多年，为超市的收银台扫描仪制造激光。每天晚上回家时，她的脸上和手上都沾有“绿色的黏液”。几年后，马克出生了，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发育问题，她才知道这种黏液是一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其主要物质是铅。曾经被称为“心灵的喜悦之谷”的地方，最终成为了近二十四个由现在已经倒闭的电子公司创建的超级基金的所在地。而那些没有倒闭的公司已经把他们的制造、工作和垃圾转移到了海外。

有时，米汉的照片和文字说明揭示了超越了悲剧和不公平的人性的温暖。在另一张照片中，亚伯拉罕和布伦达（Abraham and Brenda）被拍到在加州沿海日落时分的特殊金色光芒中拥抱在一起，但这种光芒的作用也仅限于此。他们站在破旧的房车前，自从2008年失去房子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平时，他们把车停在皇家路附近斯坦福大学的边上。但在比赛日，大学强迫他们搬家的时候，他们就没法住在哪儿了。在那些日子里，就像斯坦贝克笔下的“奥基斯”一样，他们开着老爷车翻越圣克鲁斯山，来到半月湾，一起看海。

本·塔诺夫（Ben Tarnoff）和莫伊拉·魏格尔（Moira Weigel）两人都是作家，也是《逻辑》杂志的创始人。他们在编辑的作品集中，选择了用文字来承载他们的进取主义野心。秉承了路易斯·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传统，《来自硅谷的声音》做了一系列半开放式的采访，采访对象是一系列不同的匿名工人，他们以《龙与地下城》中的角色： “厨师”、“工程师”、“讲故事的人”的“惨淡版本”形象出现。每个部分都有一篇简短但有见地的文字介绍，将这个人的职业置于硅谷这一更大的生态系统中，但真正的“黄金”隐藏在访谈中。

例如，“按摩治疗师”就像硅谷的许多工人一样，是作为没有工作保障的承包商被雇佣的。这些人通常被称为TVC，这在硅谷的行话里是“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尽管他们是硅谷制造业内的重要群体，但几乎从未被提及。他们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为全职员工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正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在他的《临时工》（2018）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要想真正理解硅谷的电子行业，就必须将临时工考虑在内。“要理解电子行业很简单，”他写道，“每次有人说‘机器人'时，你就要去想象一个有色人种女性。” 在上世纪80年代，临时工是惠普和苹果等明星公司成功的关键。分包合同有效地让他们避开了有关工资和安全的美国法律。在那些年担任麦肯锡公司董事的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在《在混乱中繁荣：管理革命手册》（1987）一书中观察到：“硅谷的劳动实践（除了工程师外），常常使底特律的劳动实践看起来非常人性化。”海曼称，即使硅谷在很多地方都散发出“这就是未来”的气息，但这里的劳工实践历史与19世纪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复杂的电子产品经常在人们的厨房里被组装起来，这要归功于灵活的、一次性的无证劳动力，他们通过计件工作进行劳动。

至于“按摩师”，尽管她是临时工，但她确实享受到了一些福利，包括每天在公司食堂内免费吃上两餐。在那里，她会看到一些她按摩过的对象，他们的肌肉已经因疲劳紧张而打结。她回忆道，在工作中，她将自己对“科技公司”的矛盾情绪抛到一旁，把客户看成是一样的、处在痛苦中的身体。她说，“你只是在和你眼前的身体打交道。”一百年前，福特工厂的流水线工人面临着由重复劳动引起的一系列身体疾病。如今科技公司的程序员们也表现出类似的压力，他们长时间在键盘前工作，缺乏锻炼，姿势不佳，加上工作时间过长。不过，只有全职员工才能得到按摩师的服务。而那些做饭或打扫办公室的人则没有机会享受这样的福利。通过采访可以发现，她那些有资格享受服务的客户，有时会很粗鲁，而且总是很脆弱。她最喜欢的客户之一是一位工程师，工作时间特别长，“他的背部感觉像石膏板一样。”这种创伤可能是情感上的，也可能是身体上的。例如，这位按摩师治疗的许多女性，“看起来压力很大，很悲伤。”有一位行政助理（“她很美”）无法安静地坐着接受按摩治疗，她不停地查看手机，寻找老板的信息。“摸一摸她的身体，我就知道，”按摩师说，“她快要崩溃了。”在采访的最后，按摩师描述了一个不同的“崩溃”——当“她的”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失败后，她被解雇了。

今天，硅谷作为“创新”的代名词，它已经催生了一磁盘的陈词滥调，被技术兄弟们纷纷效仿。从令人讨厌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快速行动并打破事物”，到“如果我不得不解释它，你就不会让它发生”的鼻祖：“快速失败，经常失败”。“下一个硅谷”的说法包含着可悲的短视；各城市和地区无视变幻莫测的历史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实际上是在发起堂吉柯德式的探索，试图抓住和掌控雷电。

上述这篇文章是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撰写的，他也是米汉摄影集的负责人，文章名为《山上的硅谷》（The Valley on The Hill）。它将硅谷的现状与17世纪刚抵达新世界的朝圣者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特纳认为，许多来自美国以外的技术人员带着“使命感和对利润的追求”涌向旧金山湾区，就像他们的清教徒祖先一样，他们的动机是深刻的、几乎带有强迫性的职业道德。特纳解释得还不够多，不足以让这个类比达到应有的深度。部分原因是他的文章只有六页，考虑到他在这个话题上的专业知识经常被人引用，这令人失望。不过，在他那既博学又简短的叙述中，“新耶路撒冷”（即硅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大约50年前，当时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成为了创新的温床，尽管它最终还是成为了遍布着大量的超级基金的地方。

特纳提出的硅谷技术人员与清教徒的比较，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有简单的体现。作为一个宗教派别，清教徒是出了名的教条主义，并热衷于牺牲异教徒。他表示，一些程序员也相信末世论，并否认身体的存在。因此，一家以销售一种“以一部恐怖的后世界末日电影命名的代餐产品”的公司：Soylent在硅谷发展了起来。但特纳认为，当下的“对身体的否认”主要表现在人们急切地将其原子化，成为数字数据，以便“聚合和再利用”。他还可以更进一步，一百年前，洛杉矶的幻影工厂生产出了爱米·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一位魅力超凡的福音传道者，她创立了一个宗教，巩固了这座城市作为精神探索中心的身份。今天，我们拥有了身为工程师和自认有罪的重罪犯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以及他的基于人工智能崇拜的宗教计划。新肉体万岁。或者，如果说硅谷的另一种固有方式值得相信的话，那就是“旧躯体万岁”，即通过类固醇和年轻人的输血来恢复活力。

虽然技术兄弟们可能会实践或宣扬对身体的否定——或者，崇拜他们特殊的、经过加工和补充的身体——但这两本书都坚持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硅谷的成功和形象是如何建立在直接忽视其他身体上的，这些身体通常是棕色或黑色的，或者是移民的身体。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看不见的工人组成了更长的历史，而这些书中并没有提及。在19世纪，农业是该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塞拉利（Sierra）金矿工作的矿工需要面粉、水果和蔬菜。当农业，像150年后的数据存储一样，需要扩大规模到工业水平时，这个过程就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经济。

这为其后来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圣克拉拉谷最终成为一个更大的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产品是罐头水果和蔬菜。19世纪70年代，随着可靠的铁路服务的到来，该地区的产量再次增加，这是由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等人带来的。斯坦福是个十足的强盗男爵，他和他的妻子能在1885年创办的同名大学，都得益于他有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资金和土地的能力。认为硅谷是由英雄人物在没有美国政府帮助的情况下自发建立起来的观点，不过是一个神话。

最终，硅谷的水果和蔬菜生产成了最主要的作物。其需要的工人数量（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超过了当地的人口。因此，采摘和保存水果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主要落在了看不见的日本、中国、意大利、菲律宾和墨西哥工人身上。其中大部分工作是由季节性承包商雇佣的女性完成的，她们被根据种族和民族区分，当困难时期到来时，她们是最先被解雇的人。因此，贯穿这两本书的排外心理、歧视和厌女症，要追溯到比1956年，晶体管的共同发明者、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的威廉·萧克利（William Shockley）来到硅谷创办电子公司更久远的年代。

萧克利（Shockley）的半导体公司催生了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之后催生了英特尔和其他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工程师也相应地成倍增加。他们蜂拥而至，成为了美国专业人员中的第二大群体，仅次于学校教师。工程师是白领男性们最常从事的职业。冷战时期的技术需求，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富裕，给了他们更高的知名度、责任感，以及工作保障和稳定的薪水。简而言之，建造和设计航天器、航空电子系统和电路，使他们在中产阶级中占据了一个受保护的位置——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

塔诺夫和魏格尔在书中包括的一个角色是工程师。这个人于1999年开始上大学，正值网络泡沫兴起。等他们写完后，泡沫已经破灭了。然而，这位工程师做了许多年轻人在经济不景气时做的事：去读研究生。他们的研究生项目包括改进验证码（CAPTCHA），即一些网站验证用户是否为“人类”的（令人讨厌的）方式，然后他们将书籍数字化，最终形成了一家创业公司，谷歌很快就收购了这家公司。现在，工程师已经在母舰内部了。

工程师们也不再那么高兴。在冷战期间，硅谷的工程师们可以指出，那架飞机或这个消费项目是他们对国家安全或经济福祉做出的小小贡献。这位工程师（他最终离开了谷歌）对超高薪的高管和普通技术专家之间的差距感到不安，这种差距正在扩大成一条鸿沟。他们自己无休止地操纵0和1，但这究竟产生了什么真正价值？

今天的工程师们，就像他们半个世纪前的同行一样，经常地对那些“作恶”的技术表达矛盾的情绪。在过去，这种矛盾情绪可能是关于为武器系统做出贡献，可能导致文明被全盘毁灭。如今，根据这工程师的说法，许多搜索计划让技术专家感到不安，认为这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灰色地带”。“我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合理的论点，”工程师转述道，但谷歌的管理者只是在“人们提出担忧之后”才去考虑公司正在制造的东西的影响。他们指出，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和他1945年8月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胞们说得再好不过了：“在你制造出原型机之后，已经不是开始考虑道德后果的时候了。”

在读完这两本书后，我在想，研究者和作家应该如何最好地将硅谷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否应该将其作为标志性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标准与所有其他科技区进行比较？或者我们应该像民族学学者那样对待它，把它当作一个由冷战时期的国防经费、聪明的税务律师、勤劳的工程师、程序员、厨师、园丁和按摩师所推动的地区发展的病态案例？自从多年前的第一次旅行后，我已经多次回到硅谷。当我开车经过一号机库时，我不再认为它是曾经庇护巨型飞艇的地方。我知道它现在已经成为了谷歌高管们停放私人飞机的地方。

在记者中，有一类新兴的职业“科技记者”。他们往往自成品牌，盯着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这几家公司。他们没有意识到，如今每家公司都是一家科技公司。脸书和推特雇佣的人数，只是沃尔玛、CVS和克罗格（Kroger）的零头。在过去的50年里，哪一个公司在我们地球的历史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亚马逊还是石油公司埃克森（Exxon）？它们都不顾一切地快速发展，留下了破碎的社区和生态系统。

那些报道“科技”的人和他们的读者（不管这个词现在意味着什么）常常把硅谷描绘成一个与美国隔绝的地方。但是，正如《看见硅谷》和《来自硅谷的声音》所揭示的那样，硅谷充斥着种族主义、随意的厌女症、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集中在贫困社区的环境破坏。硅谷就是美国。鉴于它的无数罪恶，腐败和道德败坏，抨击硅谷就像叫一辆优步一样容易。对它的批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好的批评来自对该地区漫长而充满争议的历史的理解。这两本书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段历史，但它们确实指出了该地区运行的核心：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隐藏的或看不见的。让他们能够显露出来，是创造一个“更值得称赞的地方”的开始。硅谷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清教徒的“山顶之城”。但在追求未来的过程中，它可以，也必须做得更好。

（本文原载于《洛杉矶书评》，作者帕特里克·麦克雷（W. Patrick McCray），原题为《Silicon Valley’s Hidden Voices》）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