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真实历史（原创吕祖堂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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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堂是老天津卫很出名的地方。从前，天津城往东有七十二沽，往西有七十二屯。从旧城出西门约三华里，就是第一屯——叫永丰屯，是现今的红桥区南头窑一带，吕祖堂就坐落在这里。吕祖堂原是永丰屯的祠堂，始建于明朝宣德八年(1433年)，清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供奉吕祖的道观，并定名为吕祖堂。在前殿内设有吕洞宾的塑像，还有出家道士主持道教活动和念经的道场。很多善男信女到这里烧香礼拜，每逢初一、十五，香火更旺，香烟缭绕，钟声长鸣，信徒出进络绎不绝。后经乾隆六十年(1795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等几次修葺，使其更加完臻。吕祖堂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五仙堂，前院东西两侧的回廊，均为古建筑，砖木结构，墙体系磨砖对缝，起脊瓦顶，檐下大殿内外均是油漆彩绘，整体建筑古朴典雅。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共分前后两个院落，后殿门前为一个月台，前殿门前左右植有两棵枝叶茂盛的银杏树，后院有数棵四季常青的松柏，给人以幽静感，占地总面积1300平方米。当年，在前殿迎门正位供奉吕洞宾及其弟子的塑像。后殿供奉北斗元君，两侧是药王与药圣。西侧配殿五仙堂供奉道教北五祖。吕祖堂虽然是一处不大的道教活动场所，但是当年在天津卫却是颇有影响的道教圣地。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在吕祖堂设立过“总坛口”，更使吕祖堂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让吕祖堂载入近代史册。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我国兴起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那就是义和团运动。它于1899年起源在山东的西北部广大农村。起初以反洋教和烧教堂开始，很快扩展到河北南部地区。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遍及华北与东北各地，先是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后是高举“反清灭洋”的大旗。各地义和团团民手持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纷纷聚集于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抵御八国联军侵略。当时义和团以勇猛杀敌著称，使外来侵略者胆战心惊。义和团数万之众进入天津后，不久在津门建立了义和团坛口百余个，大街小巷都可见到义和团团民。在天津的义和团主要首领有曹福田、张德成、林黑儿(“红灯照”黄莲圣母)、刘呈祥等。义和团以阴阳八卦的方位为各团的代号，如曹福田就是义和团“乾”字团的首领，他原来是清军中的一名士兵，不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以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他毅然弃军掷械，投奔了义和团，不久便成了义和团“乾”字团的首领。他率领盐山、庆山、静海等地义和团团民数千人，顺南运河而下到达天津卫。曹福田把“乾”字坛的总坛口设在吕祖堂，并把拳场设在五仙堂。义和团纪律严明，为了不扰民，吕祖堂成了良好的活动场所。白天义和团团民在后殿前的月台上或大庭院中练拳习武，夜晚团民就睡在大殿内或廊檐下及月台上。后来，“坎”字团的著名首领张德成率领静海县独流镇“天下第一团”的义和团团民数千人也来到天津卫，在北门里小宜门口设立坛口。义和团中的“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率领“红灯照”的姐妹们，驾船从南运河直奔天津，在侯家后归贾胡同北口的南运河畔大船上设立了坛口，顿时流传起“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的歌谣。还有刘呈祥也率义和团将士进入天津，坛口设在高家村。
当年，由于吕祖堂濒临南运河，距西大湾子很近，天津西、南各县义和团大都从水路宋津，所以义和团团民到天津后大部分都要到吕祖堂落脚。义和团的各路首领张德成、林黑儿、刘呈样等经常到吕祖堂拜坛聚义，并与曹福田共商对敌斗争大计，吕祖堂便成了义和团各方英雄豪杰的联络中心。义和团血战老龙头(今天津站)火车站、攻打紫竹林租界等多次对敌战斗的对策与作战方案，都是在吕祖堂坛口商定和发出的。在义和团运动史上独树一帜和充满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仇恨与蔑视的《挑战书》，就是曹福田等人从吕祖堂坛口向在天津租界的帝国主义侵略军发布的。《挑战书》宣称“帝国主义破巢之下无完卵”，表现了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随着历史的变迁，吕祖堂成为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较完整的义和团坛口。新中国成立后，吕祖堂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62年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由国家文物局拨专款重修吕祖堂义和团坛口遗址，并在此建立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以大量的文物史料再现了义和团运动，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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