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官职有多大（相貌平平的商鞅方升为何名气如雷贯耳）
商鞅官职有多大（相貌平平的商鞅方升为何名气如雷贯耳）▲ 商鞅方升的详细尺寸周亚介绍到，与上述青铜重器不同，享有“强国重器”美誉的商鞅方升体积并不大，全长仅18.7厘米、宽6.98厘米、深2.32厘米，重480克。如何相貌平平提起“青铜重器”，你会想到什么？是迄今世界最大且最重的“镇国之宝”后母戊鼎，是最高近4米、造型瑰丽的三星堆青铜神树，还是铭文多达497个字的毛公鼎？
初见商鞅方升，很多人难免觉得它朴实无华、相貌平平，因此不由好奇它因何被视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甚至“强国重器”？它究竟重要在哪里？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员周亚，为我们详细解读这其中的因由。
▲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员周亚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
《战国商鞅方升：一升量天下》
如何相貌平平
提起“青铜重器”，你会想到什么？
是迄今世界最大且最重的“镇国之宝”后母戊鼎，是最高近4米、造型瑰丽的三星堆青铜神树，还是铭文多达497个字的毛公鼎？
周亚介绍到，与上述青铜重器不同，享有“强国重器”美誉的商鞅方升体积并不大，全长仅18.7厘米、宽6.98厘米、深2.32厘米，重480克。
▲ 商鞅方升的详细尺寸
（图片截取自《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画面）
“此外，它的造型极其简单，仅由几何直线组成，主体为直壁长方形，后有长方形短柄。”
商鞅方升全身没有任何纹饰，制作工艺也不复杂。找遍方升全身，似乎只有那四处铭文，在诉说着自己的身世。
为何如雷贯耳
>四处铭文道出身份<
“这四处铭文分别位于商鞅方升较长的两壁、顶端和底部。通过字体和内容判断，应分为两个时期所刻，”周亚介绍说。
▲ 四处铭文
第一个时期的第一个部分是左长壁上的三十二字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这可以说是商鞅方升上最重要的铭文，为什么呢？”周亚详细解释到，“因为它记录了自己制作的时间、督造者的身份和制作的标准。”
▲ 左长壁上的铭文
铭文中的“大良造鞅”指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商鞅，“大良造”是商鞅在秦孝公时期主持变法所担任的官职，是当时秦国最高官职，地位相当于相国加将军。这段铭文记载了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16.2立方寸≈202.15毫升)的容积定为一升。
▲ 左长壁上的铭文
（图片截取自《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画面）
第一个时期的第二处铭文是顶端所刻的“重泉”二字，说明当时这件方升的使用地在“重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蒲城县。
第二个时期的第一处铭文是底部所刻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共四十字，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它的大概意思是说，“如今天下一统、人民安定，度量衡的标准从此归于一致”，证明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依旧采用了商鞅所制定的标准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 底部铭文
而第二个时期的第二处铭文，也就是右长壁所刻的“临”字，说明秦始皇时期，这件升是在“临”找个地方使用的。
周亚强调：“第二时期的铭文同样也很重要，它表明商鞅方升从秦孝公变法时秦国一国的容积标准转变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均采用的标准，前后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这对我们了解度量衡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 左壁和底部铭文的对比
（图片截取自《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画面）
>商鞅变法的唯一物证<
“从出土资料可以发现，过去我们在度量衡方面并没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这样就会造成交易上的不平均，而对国家造成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赋税方面。”
▲ 商鞅方升
《史记·商君列传》有记载，商鞅“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就是所谓的统一度量衡。周亚解释到：“商鞅在变法中做出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度量衡，他就是要在至少秦国把所有的计量单位统一，不能出现有大有小这种不平均的现象。这样就会给市场交易带来公平性，另外也确保政府能够得到合理的税收。”
统一的度量衡加强了秦国内部的联系，推动了经济文化发展，也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而商鞅方升是目前唯一可以证明这项举措的实物证据。
>以度审容的最早实物<
此外，当时是以立方寸来衡量一升的标准，这种以尺寸、长度来制定容积的方法其实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以度审容”。
▲ 商鞅方升
“‘以度审容’是后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很科学的方法，”周亚提到，“而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中国度量衡历史上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用“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复现标准容量以推广统一的量值。这也是以后的秦升，经测量后容积基本相当的原因所在。
跌宕起伏的命运
两千年来，如此珍贵的文物自然吸引了古今无数收藏者的目光，商鞅方升也因此经历了一番坎坷。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又如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呢？这还要从声名显赫的安慰合肥龚氏家族讲起。
>龚家视如珍宝<
周亚介绍说：“商鞅方升是一件传世品，它的具体出土时间、地点以及相关考古资料已经无处可查。目前已知最早的收藏者是近现代著名实业家和收藏家龚心铭。”
▲ 龚心铭
龚家几代为官，家道殷实，资本雄厚。龚家后人曾出示一张龚心铭收购商鞅方升时写的单据，上面写着“秦量：癸卯年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秦量’就是指商鞅方升，‘癸卯年’即1903年，至于‘清晖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是古董店的名号还是哪个藏家的斋号，已经无证可查。圆明园中曾有清晖阁，是否有可能是圆明园清晖阁流出之物，尚待查实。”周亚说，“目前，我们只知道龚心铭是从清晖阁得到商鞅方升的。”
▲ 龚心铭著《秦鞅量考》
从资料上看，商鞅方升最早面世可能是在1905年。因为龚心铭写过一篇《秦鞅量考》，文章中一张拓片上有一个题跋后的落款为“光绪乙巳春二月”，表明时间是1905年。
▲ 龚心铭著《秦鞅量考》
根据相关记载，龚家对商鞅方升是非常重视的，轻易不肯世人，拓片也不肯外传。所以后来人再著录商鞅方升时，基本上就是用了龚心铭写《秦鞅量考》时发表的拓片。龚心铭曾经嘱咐家人，要把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永远不得变卖，否则就是龚家的罪人。
▲ 龚心铭旧藏商鞅方升拓片
>动荡中幸免于难<
据周亚介绍，建国以后，上海博物馆曾联系龚家，希望能出资征集商鞅方升。那时龚心铭已经过世，他的家人拒绝了上海博物馆。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龚家也算是资本家，因此多次被造反派抄家。“其实造反派是有目的的，他们知道龚家藏有珍贵文物，所以才多次抄家，最后在龚家一个亲戚家里把商鞅方升给抄走了。”当时是龚心铭的儿子龚旭人负责保管商鞅方升，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气又急，心脏病发作，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过世了。
>入藏上海博物馆<
文革期间，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上海博物馆承担了保管抄家物资当中所有文物的这项工作。商鞅方升因此就保存在了上海博物馆。“文革结束以后，按照政策，抄家物资要归还给原来的物主，”周亚进一步介绍到，“那么商鞅方升和其他一些文物，我们就全部归还给了龚心铭的后人。”
▲ 文革期间的上海博物馆
但经过文革的变故之后，龚家后人经过商议决定把商鞅方升和家里其它一些文物都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就此，商鞅方升才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正式藏品，而且一入藏就被定为一级品。
▲ 现在的上海博物馆
如今，商鞅方升在上海博物馆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和安排。虽然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常设陈列展品，但商鞅方升经常在各种临时展览中与观众见面，比如2017年1月23日至3月26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中就展出了商鞅方升。商鞅方升也会外借给其他博物馆，比如2010年底，国家博物馆就把商鞅方升借去，在“古代中国”展厅展出了一年。
▲ 商鞅方升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目前，上海博物馆正在浦东建设东馆，预计2020年建成。随着建设完成后展厅面积的扩大，上海博物馆会推出新的常设展览，周亚表示商鞅方升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
过去，商鞅方升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统一。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它正亲历着统一中国空前繁荣的和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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