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严羽等人为何看不上苏轼）
严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严羽等人为何看不上苏轼）所谓的“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白体”模仿的就是白居易的浅近文风，是当时的主流；“晚唐体”模仿的是贾岛、姚合等隐士的清苦诗风，而“西昆体”模仿的是李商隐繁缛富丽的风格。宋代重新完成统一之后，社会日渐稳定，文坛恢复了些许生机，这个时候的文人非常仰慕唐风，在创作上不可避免地模仿起来，于是出现了“宋初三体”。这句话说得很重，在宋代诗坛上，严羽是铁杆的“唐粉”，宗唐一派，认为宋代的诗歌是劣质的，其发生质变的节点就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出现，诗歌开始走上了歧路。要解释严羽这种观念的由来，就得先说一说苏轼之前，北宋诗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唐和宋两个朝代之间并不连续，中间还隔着一个五代十国，经历了长达70多年的分裂。连绵的战火不仅使得文化出现了轻微的断层，更是让文学创作沉寂了许久。
我相信，如果现在有谁说，中国古典诗词的没落是从苏轼开始的，或许会被很多人群嘲，被打上诸如“不太古风李太白”、“冷门诗人李商隐”等标签。但值得玩味的是，这种论调却是从宋代便出现了，且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时期。
更有趣的是，持此论调的人在历史上也并非寂寂无名，他们同样也是享誉古今的文坛大家，被现代人尊崇，比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还有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
南宋文学理论家严羽被誉为“宋元明清诗话第一人”，他对苏轼的不满非常明显，其在《沧浪诗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这句话说得很重，在宋代诗坛上，严羽是铁杆的“唐粉”，宗唐一派，认为宋代的诗歌是劣质的，其发生质变的节点就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出现，诗歌开始走上了歧路。
要解释严羽这种观念的由来，就得先说一说苏轼之前，北宋诗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
唐和宋两个朝代之间并不连续，中间还隔着一个五代十国，经历了长达70多年的分裂。连绵的战火不仅使得文化出现了轻微的断层，更是让文学创作沉寂了许久。
宋代重新完成统一之后，社会日渐稳定，文坛恢复了些许生机，这个时候的文人非常仰慕唐风，在创作上不可避免地模仿起来，于是出现了“宋初三体”。
所谓的“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白体”模仿的就是白居易的浅近文风，是当时的主流；“晚唐体”模仿的是贾岛、姚合等隐士的清苦诗风，而“西昆体”模仿的是李商隐繁缛富丽的风格。
当时的很多文学大家其实都有模仿的痕迹，比如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模仿中唐韩愈的风格，这些文人多以此为荣。除此之外，还有理学诗风、太学诗风等等，但质量不高，影响也有限。
但严羽认为，这些诗人对唐诗作品的模仿是得唐诗妙旨的，其创作的出发点还在于“兴趣”二字。实际上，这些作品虽然模仿痕迹比较明显，但确实也有可取之处，严羽的观点也很有道理。他推崇唐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也确实是古典诗歌极高的审美追求。
但苏轼的出现，让古典诗歌的创作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成为了唐诗和宋诗分道扬镳的开始。
严羽对苏轼等人的写诗方法总结得很到位，即：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种诗歌的风格与当时的“理趣”不同，更像是以创作文章的手法来写诗。就像文章的旁征博引，作诗也要“字必有来处”。这种风格肇始于苏轼，在以其弟子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中被发扬，其影响几乎贯穿了之后的古典诗坛。
但需要指出的是，严羽所抨击的只是这种创作方法，并非是针对苏、黄等人的诗歌作品。他也承认这种方法可以写出好诗，但其创作的目的已经变了，诗歌这一体裁也开始变质。
所以，严羽提出了一个在诗歌鉴赏中非常重要的观点：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简单来说，就是认为诗歌是独立的、特殊的文体，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向文章等体裁借鉴。
如果说严羽在诗歌创作上对苏轼的批驳还算比较理性，那么李清照等人在宋词创作上对苏轼的抨击就“刻薄”得多了。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幕士善歌，苏轼问他：“我词何如柳七？”柳七就是婉约派词人柳永，那个人的回答令东坡为之绝倒。他说：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个故事被很多人解读为柳永和苏轼两人各有风格，婉约与豪放各占胜场，但其实不然，这是对苏轼词作的一种讽刺。
一般认为，“词”或产生于中唐时期，是配合着当时兴起的“燕乐”而出现的一种娱乐文体。所谓的“燕乐”，是指区别于国家“雅乐”，糅合了北方少数民族乐器的音乐，在非正式场合起娱乐作用。
在这种场合下，唱词的人基本上都是“十七八女郎”。所以这个人所说“关西大汉”才能去演唱苏轼的词作，实际上就是在说苏轼写得“词”实在是不好，甚至根本就不能称为“词”。
无独有偶，李清照也持此观点，认为苏轼的词根本就不是词，而是“句读不葺之诗”，更不谐音律。
不得不说，李清照指出了苏轼词作的一个重要弊端，即不符合词的音律，而这也和苏轼不通音律有关。
实际上，苏轼主要以诗文名世，学习写词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其作诗“以文为诗”，而在作词的时候便“以诗为词”，所以苏轼所谓的“豪放词”数量虽然少，但极难模仿。到了辛弃疾作豪放词的时候，就已经披上了“婉约”的外衣，这也意味着在词坛上“豪放”一派的逐渐成熟。
东坡词的特性不仅在当时受到诟病，也困扰了后世的词学家。
清代朱孝臧在编选《宋词三百首》的时候，最初是收录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毕竟这首作品无论是传唱程度还是文学质量都极高。但在后来修订这本选集的时候，朱孝臧还是将其从《宋词三百首》中删去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不合音律，虽然内容极好，但在形式上还是有些弊病。
从词的发展来说，苏轼豪放一脉的风格在总体上都是不太被人接受的，不仅仅后来的豪放派词人以“婉约”为装饰，诸如清初阳羡词派的“横绝”风格也和东坡词有较大出入。总的来说，苏轼豪放词的风格后继无人。
诸如诗仙李白以个人情感的超逸而成为绝响尚可接受，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中心，存在固定的创作方法却还不能被人模仿，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了苏轼诗词作品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病，严羽、李清照等人对他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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