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必读王阳明(欲成天下大事者必学王阳明)
成大事者必读王阳明(欲成天下大事者必学王阳明)孔子云: ‘ 放郑声, 郑声淫。’ 又曰: ‘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 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 此本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 皆可秦之郊庙, 奏之乡党, 皆所以宣畅和平, 涵泳德性, 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 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 盖淫溢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 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爱因旧说汩没, 始闻先生之教, 实是骇愕不定, 无人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 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 舍是皆傍蹊小径、 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 明善是诚身的工夫, 穷理是尽性的工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约礼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诸如此类, 始皆落落难合, 其后思之既久, 不觉手舞足蹈。右曰仁所录。陆澄问: “ 主一之功, 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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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 “ 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 深思之未能得, 略请开示。” 先生曰: “ 礼字即是理字。 理之发见, 可见者谓之文; 文之隐微, 不可见者谓之理: 只是一物。 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 须就理之发现处用功。 如发现于事亲时, 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事君时, 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处富贵贫贱时, 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处患难夷狄时, 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 至于作止语默, 无处不然, 随他发现处, 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 这便是博学之于文, 便是约礼的功夫。 ‘ 博文’ 即是‘ 惟精’ , ‘ 约礼’ 即是‘ 惟一’ 。”爱问: “ ‘ 道心常为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听命。’ 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 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 “ 然。 心一也, 未杂于人谓之道心, 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 是二心也。 天理人欲不并立, 安有天理为主, 人欲又从而听命者?”爱问文中子、 韩退之。 先生曰: “ 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贤儒也。 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 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 “ 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 “ 拟经恐未可尽非。 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 与拟经如何?” 爱曰: “ 世儒著述, 近名之意不无, 然期以明道; 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 著述以明道, 亦何所效法?” 曰: “ 孔子删述《六经》, 以明道也。” 先生曰: “ 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 “ 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 拟经似徒拟其迹, 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 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 天下之大乱, 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使道明于天下, 则《六经》 不必述。 删述《六经》, 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 至于文王、 周公, 其间言《易》 如连山、 归藏之属, 纷纷籍籍, 不知其几, 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 知其说之将无纪极, 于是取文王、 周公之说而赞之, 以为惟此为得其宗。 于是纷纷之说尽废, 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 《诗》、 《礼》、 《乐》、 《春秋》 皆然。 《书》 自《典》、 《谟》 以后, 《诗》 自《二南》 以降, 如《九丘》、 《八索》, 一切淫哇逸荡之词, 盖不知其几千百篇; 《礼》、《乐》 之名物度数, 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 然后其说始废。 如《书》、 《诗》、 《礼》、 《乐》 中, 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 皆后儒附会而成, 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 虽称孔子作之, 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 笔者, 笔其旧” ; 所谓‘ 削’ 者, 削其繁: 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 惟简之而不得, 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 以后, 繁文益盛, 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 是出于私意; 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 悉取而焚之, 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 文又日盛, 若欲尽去之, 断不能去; 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 则其诸怪悖之说, 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于其事, 以为圣人复起, 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 只因文盛实衰, 人出己见,新奇相高, 以眩俗取誉。 徒以乱天下之聪明, 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 以求知于世, 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 反朴还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 “ 著述亦有不可缺者, 如《春秋》 一经, 若无《左传》, 恐亦难晓。” 先生曰: “ 《春秋》 必待《传》 而后明, 是歇后谜语矣, 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 多是鲁史旧文, 若《春秋》 须此而后明, 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 “ 伊川亦云‘ 传是案, 经是断’ ; 如书弑某君、 伐某国, 若不明其事, 恐亦难断, ” 先生曰:“ 伊川此言, 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 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 弑君’ , 即弑君便是罪。
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 征伐当自天子出, 书‘ 伐国’ , 即伐国便是罪, 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 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欲, 于存天理、 去人欲之事, 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 各随分量而说, 亦不肯多道, 恐人专求之言语, 故曰‘ 予欲无言’ 。 若是一切纵人欲、 灭天理的事, 又安肯详以示人? 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 ‘ 仲尼之门无道桓、 文之事者, 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 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 纯是一片功利的心, 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 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 “ 孔子云‘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 孟子云‘ 尽信《书》 不如无书, 吾于 《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 。 孔子删《书》, 于唐、 虞、 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 岂更无一事? 而所述止此, 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 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 “ 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 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 圣人不欲详以示人, 则诚然矣。
至如尧、 舜以前事, 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 “ 羲、 黄之世, 其事阔疏, 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 全是淳庞朴素, 略无文采的气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 非后世可及。” 爱曰: “ 如《三填》 之类, 亦有传者, 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 “ 纵有传者, 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 文采日胜, 至于周末, 虽欲变以夏、 商之俗, 已不可挽, 况唐、 虞乎! 又况羲、 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 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 舜则祖述之, 于文、 武则宪章之。 文、 武之法, 即是尧、 舜之道。 但因时致治, 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 商事业, 施之于周, 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 仰而思之, 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 岂复能行? 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 “ 专事无为, 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 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 即是佛、 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 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 而以功利之心行之, 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 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 “ 唐、 虞以上之治, 后世不可复也, 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 后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 而徒事其末, 则亦不可复矣!”爱曰: “ 先儒论《六经》, 以《春秋》 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 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 “ 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 亦经, 《五经》 亦史。《易》 是庖羲氏之史, 《书》 是尧、 舜以下史, 《礼》、 《乐》 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又曰: “ 《五经》 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 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 时存其迹以示法; 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爱曰: “ 存其迹以示法, 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 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 “ 圣人作经, 固无非是此意, 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 “ 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何独于《诗》 而不删郑、 卫? 先儒谓‘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然否?” 先生曰: “ 《诗》 非孔门之旧本矣。
孔子云: ‘ 放郑声, 郑声淫。’ 又曰: ‘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 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 此本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 皆可秦之郊庙, 奏之乡党, 皆所以宣畅和平, 涵泳德性, 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 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 盖淫溢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 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爱因旧说汩没, 始闻先生之教, 实是骇愕不定, 无人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 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 舍是皆傍蹊小径、 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 明善是诚身的工夫, 穷理是尽性的工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约礼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诸如此类, 始皆落落难合, 其后思之既久, 不觉手舞足蹈。右曰仁所录。陆澄问: “ 主一之功, 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 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 “ 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 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 可以为主一乎? 是所谓逐物, 非主一也。 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问立志。
先生曰: “ 只念念要存天理, 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 久则自然心中凝聚, 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 驯至于美大圣神, 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工夫, 觉纷扰则静坐, 觉懒看书则且看书, 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 务相下则得益, 相上则损。”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 先生屡责之。 一日警责方已, 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 源从旁曰:“ 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 “ 尔病又发。” 源色变, 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 “ 尔病又发。” 因喻之曰:“ 此是汝一生大病根。 譬如方丈地内, 种此一大树, 雨露之滋, 土脉之力, 只滋养得这个大根; 四傍纵要种此嘉谷, 上面被此树叶遮覆, 下面被此树根盘结, 如何生长得成? 须用伐去此树, 纤根勿留, 方可种植嘉种。 不然, 任汝耕耘培壅, 只是滋养得此根。”问: “ 后世著述之多, 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 “ 人心天理浑然, 圣贤笔之书, 如写真传神, 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 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 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 固有所不能传也。 后世著述, 是又将圣人所画, 摹仿誊写, 而妄自分析加增, 以逞其技, 其失真愈远矣。”问: “ 圣人应变不穷, 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 “ 如何讲求得许多? 圣人之心如明镜, 只是一个明, 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未有已往之形尚在, 未照之形先具者。 若后世所讲, 却是如此, 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 周公制礼作乐以示天下, 皆圣人所能为, 尧、 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 孔子删述《六经》 以诏万世, 亦圣人所能为, 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 是知圣人遇此时, 方有此事。 只怕镜不明, 不怕物来不能照。 讲求事变, 亦是照时事, 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 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 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 然则所谓‘ 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 , 其言如何?” 曰:“ 是说本自好, 只不善看, 亦便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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