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必读王阳明（欲成天下大事者必学王阳明）

成大事者必读王阳明（欲成天下大事者必学王阳明）孔子云： ‘ 放郑声， 郑声淫。’ 又曰： ‘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 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 此本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 皆可秦之郊庙， 奏之乡党， 皆所以宣畅和平， 涵泳德性， 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 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 盖淫溢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 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爱因旧说汩没， 始闻先生之教， 实是骇愕不定， 无人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 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 舍是皆傍蹊小径、 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 明善是诚身的工夫， 穷理是尽性的工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约礼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诸如此类， 始皆落落难合， 其后思之既久， 不觉手舞足蹈。右曰仁所录。陆澄问： “ 主一之功， 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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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 “ 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 深思之未能得， 略请开示。” 先生曰： “ 礼字即是理字。 理之发见， 可见者谓之文； 文之隐微， 不可见者谓之理： 只是一物。 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 须就理之发现处用功。 如发现于事亲时， 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事君时， 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处富贵贫贱时， 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 发现于处患难夷狄时， 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 至于作止语默， 无处不然， 随他发现处， 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 这便是博学之于文， 便是约礼的功夫。 ‘ 博文’ 即是‘ 惟精’ ， ‘ 约礼’ 即是‘ 惟一’ 。”爱问： “ ‘ 道心常为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听命。’ 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 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 “ 然。 心一也， 未杂于人谓之道心， 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 是二心也。 天理人欲不并立， 安有天理为主， 人欲又从而听命者？”爱问文中子、 韩退之。 先生曰： “ 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贤儒也。 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 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 “ 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 “ 拟经恐未可尽非。 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 与拟经如何？” 爱曰： “ 世儒著述， 近名之意不无， 然期以明道； 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 著述以明道， 亦何所效法？” 曰： “ 孔子删述《六经》， 以明道也。” 先生曰： “ 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 “ 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 拟经似徒拟其迹， 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 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 天下之大乱， 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使道明于天下， 则《六经》 不必述。 删述《六经》， 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 至于文王、 周公， 其间言《易》 如连山、 归藏之属， 纷纷籍籍， 不知其几， 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 知其说之将无纪极， 于是取文王、 周公之说而赞之， 以为惟此为得其宗。 于是纷纷之说尽废， 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 《诗》、 《礼》、 《乐》、 《春秋》 皆然。 《书》 自《典》、 《谟》 以后， 《诗》 自《二南》 以降， 如《九丘》、 《八索》， 一切淫哇逸荡之词， 盖不知其几千百篇； 《礼》、《乐》 之名物度数， 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 然后其说始废。 如《书》、 《诗》、 《礼》、 《乐》 中， 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 皆后儒附会而成， 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 虽称孔子作之， 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 笔者， 笔其旧” ； 所谓‘ 削’ 者， 削其繁： 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 惟简之而不得， 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 以后， 繁文益盛， 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 是出于私意； 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 悉取而焚之， 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 文又日盛， 若欲尽去之， 断不能去； 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 则其诸怪悖之说， 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于其事， 以为圣人复起， 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 只因文盛实衰， 人出己见，新奇相高， 以眩俗取誉。 徒以乱天下之聪明， 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 以求知于世， 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 反朴还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 “ 著述亦有不可缺者， 如《春秋》 一经， 若无《左传》， 恐亦难晓。” 先生曰： “ 《春秋》 必待《传》 而后明， 是歇后谜语矣， 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 多是鲁史旧文， 若《春秋》 须此而后明， 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 “ 伊川亦云‘ 传是案， 经是断’ ； 如书弑某君、 伐某国， 若不明其事， 恐亦难断， ” 先生曰：“ 伊川此言， 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 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 弑君’ ， 即弑君便是罪。

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 征伐当自天子出， 书‘ 伐国’ ， 即伐国便是罪， 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 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欲， 于存天理、 去人欲之事， 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 各随分量而说， 亦不肯多道， 恐人专求之言语， 故曰‘ 予欲无言’ 。 若是一切纵人欲、 灭天理的事， 又安肯详以示人？ 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 ‘ 仲尼之门无道桓、 文之事者， 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 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 纯是一片功利的心， 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 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 “ 孔子云‘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 孟子云‘ 尽信《书》 不如无书， 吾于 《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 。 孔子删《书》， 于唐、 虞、 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 岂更无一事？ 而所述止此， 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 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 “ 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 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 圣人不欲详以示人， 则诚然矣。

至如尧、 舜以前事， 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 “ 羲、 黄之世， 其事阔疏， 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 全是淳庞朴素， 略无文采的气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 非后世可及。” 爱曰： “ 如《三填》 之类， 亦有传者， 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 “ 纵有传者， 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 文采日胜， 至于周末， 虽欲变以夏、 商之俗， 已不可挽， 况唐、 虞乎！ 又况羲、 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 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 舜则祖述之， 于文、 武则宪章之。 文、 武之法， 即是尧、 舜之道。 但因时致治， 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 商事业， 施之于周， 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 仰而思之， 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 岂复能行？ 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 “ 专事无为， 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 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 即是佛、 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 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 而以功利之心行之， 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 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 “ 唐、 虞以上之治， 后世不可复也， 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 后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 而徒事其末， 则亦不可复矣！”爱曰： “ 先儒论《六经》， 以《春秋》 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 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 “ 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 亦经， 《五经》 亦史。《易》 是庖羲氏之史， 《书》 是尧、 舜以下史， 《礼》、 《乐》 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又曰： “ 《五经》 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 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 时存其迹以示法； 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爱曰： “ 存其迹以示法， 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 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 “ 圣人作经， 固无非是此意， 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 “ 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何独于《诗》 而不删郑、 卫？ 先儒谓‘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然否？” 先生曰： “ 《诗》 非孔门之旧本矣。

孔子云： ‘ 放郑声， 郑声淫。’ 又曰： ‘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 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 此本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 皆可秦之郊庙， 奏之乡党， 皆所以宣畅和平， 涵泳德性， 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 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 盖淫溢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 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爱因旧说汩没， 始闻先生之教， 实是骇愕不定， 无人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 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 舍是皆傍蹊小径、 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 明善是诚身的工夫， 穷理是尽性的工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约礼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诸如此类， 始皆落落难合， 其后思之既久， 不觉手舞足蹈。右曰仁所录。陆澄问： “ 主一之功， 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 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 “ 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 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 可以为主一乎？ 是所谓逐物， 非主一也。 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问立志。

先生曰： “ 只念念要存天理， 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 久则自然心中凝聚， 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 驯至于美大圣神， 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工夫， 觉纷扰则静坐， 觉懒看书则且看书， 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 务相下则得益， 相上则损。”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 先生屡责之。 一日警责方已， 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 源从旁曰：“ 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 “ 尔病又发。” 源色变， 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 “ 尔病又发。” 因喻之曰：“ 此是汝一生大病根。 譬如方丈地内， 种此一大树， 雨露之滋， 土脉之力， 只滋养得这个大根； 四傍纵要种此嘉谷， 上面被此树叶遮覆， 下面被此树根盘结， 如何生长得成？ 须用伐去此树， 纤根勿留， 方可种植嘉种。 不然， 任汝耕耘培壅， 只是滋养得此根。”问： “ 后世著述之多， 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 “ 人心天理浑然， 圣贤笔之书， 如写真传神， 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 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 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 固有所不能传也。 后世著述， 是又将圣人所画， 摹仿誊写， 而妄自分析加增， 以逞其技， 其失真愈远矣。”问： “ 圣人应变不穷， 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 “ 如何讲求得许多？ 圣人之心如明镜， 只是一个明， 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未有已往之形尚在， 未照之形先具者。 若后世所讲， 却是如此， 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 周公制礼作乐以示天下， 皆圣人所能为， 尧、 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 孔子删述《六经》 以诏万世， 亦圣人所能为， 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 是知圣人遇此时， 方有此事。 只怕镜不明， 不怕物来不能照。 讲求事变， 亦是照时事， 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 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 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 然则所谓‘ 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 ， 其言如何？” 曰：“ 是说本自好， 只不善看， 亦便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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