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剩男比例（剩女剩女）
剩女剩男比例（剩女剩女）华梅（音译），来自山东农村，家里有五姐妹，她是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且靠自己的努力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渴望爱情和婚姻，最大的阻碍是原生家庭。徐敏（音译），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顺风顺水的“乖乖女”，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台当播音员，择偶路上最大的阻碍是强势的妈妈。《剩女》拍摄之初，两位导演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寻找拍摄对象。有些人来了只是愿意说说故事，不想被拍摄；有些人愿意被拍摄，但是家人不同意，因为“剩女”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一个“耻辱”，女大未婚仿佛是人生的“失败”——深焦对话导演《中国式“剩女”羞辱》最终，导演从愿意被拍摄的女性中，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
2019年，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两位以色列女导演的女性困境纪录片作品《剩女》完成了首映。
看导演国籍，会以为离我们国情很遥远。但《剩女》恰恰是中国底色的纪录片，85分钟的片长，两位导演却花了4年时间去追踪三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单身女性，客观记录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寻求脱单的“战斗”。
国情复杂的以色列，男女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女性尤其是占据绝大部分的犹太女性，在婚姻里处于绝对被动不利地位，以色列平均每个家庭有7.5个孩子，世俗和宗教根深蒂固，现代女性观念不断冲击。所以，从以色列女性导演的角度去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观察国内女性困境的另一种视角。
《剩女》海报
《剩女》拍摄之初，两位导演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寻找拍摄对象。
有些人来了只是愿意说说故事，不想被拍摄；有些人愿意被拍摄，但是家人不同意，因为“剩女”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一个“耻辱”，女大未婚仿佛是人生的“失败”——深焦对话导演《中国式“剩女”羞辱》
最终，导演从愿意被拍摄的女性中，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
徐敏（音译），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顺风顺水的“乖乖女”，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台当播音员，择偶路上最大的阻碍是强势的妈妈。
华梅（音译），来自山东农村，家里有五姐妹，她是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且靠自己的努力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渴望爱情和婚姻，最大的阻碍是原生家庭。
盖琪（音译），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学教师，思想开放，不完全女权主义者，她是影片中唯一进入婚姻的，影片记录了她与比自己年龄小、且门不当户不对的“凤凰男”老公相恋，结婚，生育的过程。
三位女性的“择偶之忧”
三位女性虽然阶层、职业和生活环境不同，但共性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的优秀女性代表。
“冷静记录，不做评判”，三位女性的平行生活里的婚恋困境，被《剩女》用真实克制的镜头交叉记录。
低之痛：当择偶撞上原生家庭
逆袭女律师华梅
已经35岁的华梅，对相亲非常积极，婚恋公司、线上相亲网站和线下相亲活动一样不落下。影片开场，华梅精心打扮前往一家婚恋公司，却差点和婚恋顾问“掐架”，婚恋顾问对她的条件不慎看好，一上来就提醒她“年龄很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美女”、“等有了孩子就是大龄产妇”。
华梅相反，觉得自己正当年华，而且并不是一定要生育。在婚恋顾问诧异冷嘲的眼神中，华梅扬长而去。
你在婚恋市场上不断“贬值”
相亲路上，华梅算是身经百战，战多败多，但她并不放弃。
工作时她穿着干练、专业的黑色正装，但一到相亲场合，她就好像“分裂第二人格”：画着夸张眼影、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去酒吧尽情蹦迪，双手勾在男舞伴脖子上尽情扭动——刻意放下职业身份的刻板印象，以迎合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
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表露无遗，但“爱神”却未眷顾她。相亲角里，替儿子相亲的老太太一听她的职业是律师就兴味索然，说她这职业“太厉害了”，不敢跟她聊；和同乡男性相亲，两人条件比较合适，但对方一听说她是农村的，态度明显转变，再听说她有四个亲姐妹，脸慢慢就僵硬了。
华梅急着结婚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父母和老家环境的压力。35岁还没结婚，华梅的父亲觉得女儿让他在外面抬不起头；母亲说她就是书念多了，才高不成低不就；亲姐姐教孩子喊她“光棍姨”，还让她嫁给村里的“老光棍”；乡里乡亲、周围邻居闲言碎语不断，无形之中把她“妖魔化”了。
“你从大学毕业起就让我骄傲，唯有这件事不行”，华梅闭上眼睛，为跳出“农门”努力读书、凭自己顽强北漂、职场上摸爬滚打......所有艰辛付出换取的成功，在“没结婚”这件事面前都不值一提，只此一条，就否定了她的女性价值。
不结婚就没有价值？
传统大男主义、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是矛盾体。一方面，它是华梅这类“跃农门”大龄女性婚恋上的最大压力，无论华梅们能力多强、走得多远，终究逃不过它传统和世俗的钳制。另一方面，它又无形成为华梅们婚恋路上的障碍，它烙在华梅们身上“凤凰女”、“樊胜美”之类的歧义标签，是婚恋市场上“劝退”多数人的硬伤。
华梅也是矛盾体。早年经历和职业习惯，造就了她语带攻击的习惯，后天努力带来的成就和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在她身上水乳交融：她质问婚恋顾问，难道女人不生孩子就没有价值吗？却又不得不迫于“高龄产妇”的压力，去咨询如何冷冻卵子；她被原生环境和原生家庭逼得泪流满面，却又在友人指出她家人问题时，情绪失控高声反驳......
当择偶撞上原生家庭，对于华梅这类凭借自身努力打破原生阶层壁垒的优秀女性，先天不足和后天优秀、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相互撕拉冲撞，华梅的相亲历程似乎是一种“为相而相”，把相亲作为自我麻痹、暂时逃遁的工具。
华梅一边高喊女权主义，一边被迫相亲，转来转去又绕回原地，她不愿意去面对她的真实“硬伤”——家境、父母和本身性格问题，只是在择偶路上兜兜转转，令人唏嘘。
高之痛：万事俱备，只欠妈妈满意
“乖乖女”徐敏
北京大妞徐敏，28岁的年纪在世界一线城市北京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剩女”。但在徐妈妈眼里，这个年纪，已经是“老”了。
徐敏从小也算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之列，成绩中上，性格温婉乖巧，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体制内电台当主播，父母早早给买了房子车子——这些优异条件，让徐妈妈对女儿的终身大事标准相当严苛。
徐敏对另一半已经算是高质化要求：性格开朗、行业精英、身高175、来自城市、门当户对。
但徐妈妈的要求更高：北京户口、体制内工作、对方及对方父母的学历、职业、收入......均作要求。
徐敏说妈妈在她的择偶里，占比高达80%~90%。她喜欢的，妈妈不喜欢；她交往的，妈妈总能挑出毛病。曾经徐敏交过一个南京男友，妈妈极力阻挠，不准她和“北京户口以外”的谈恋爱。
结婚的不是我，是妈妈
徐敏顺从惯了。
父母是第一代北京移民里的佼佼者，骄傲也强势。小时候，徐敏只要不听话就会被妈妈独自扔在大街上。长大了，在择偶问题上，母女发生分歧，妈妈依旧会甩门而去。
“不听话就意味着抛弃”这种感觉伴随着徐敏长大，久而久之，徐敏养成了下意识跟着妈妈思路走的习惯。就算她不时忍不住反抗妈妈的“暴政”，控诉妈妈控制欲太强，自己的感受得不到尊重。但徐敏也不得不承认，她对父母的依赖很重，在心态上她还不是个成年人。
吃着父母的蜜糖长大，必然要接受出让自主权的代价，但撇开“中国式父母”带来的择偶阻碍，社会大环境才是徐敏这类“万事俱备型”优秀单身女青年的真正困境：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婚姻的门槛水涨船高，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不兼容性”似乎被拉得越来越大，发达地区一套房阻断了多少花前月下、山盟海誓，而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一个条件相当、能力相匹、志趣相投的人，谈何容易？
醒之痛：结婚是必须要踩的鼓点
波澜不惊的新娘盖琪
在华梅和徐敏还在择偶路上蹉跎时，大学老师盖琪给自己定下了“一年内结婚生子”的小目标。
目标既定，盖琪雷厉风行把结婚计划提上日程，相比择偶的烦恼，她最大的烦恼是男友年纪比自己小很多，且男友出身农村，两人门不当户不对。
男友虽然坚持这段关系，但对周围的亲戚朋友能否接受这种年龄和门第之差很担忧。
结婚条件还没成气候，横看竖看都不合适。但想到爸爸47岁就得帕金斯，为了消除妈妈对她“孤独终老”的担忧，盖琪决定结婚。婚礼现场，男方家里专门请来了村里的秧歌队，流水席、大秧歌、喜被红床、人声嘈杂......热热闹闹里，妈妈激动不已，盖琪却没有明显的兴奋之情。
每个人都要妥协退让
“每个人都要妥协退让”，盖琪和男友一起非常理性地做了条件分析，面对现实问题，做好了妥协的准备，才选择进入婚姻围城。
盖琪是三位女性中年级最大的，她是不完全女权主义者，业余办办“女权聚会”，也会在讲座上给学生放诸如《嘉年华》之类探讨女性命运的电影，女性主义者怎么看待婚姻呢？她想得很明白：现实条件是这样，年龄、长相在婚恋市场上不断“贬值”，你要求别人，别人亦要求你，哪有那么多合适匹配的对象？不过是妥协忍让之处的多少而已。
想透这些，婚姻似乎成了死板无聊的计划经济。婚后，盖琪和老公南下回广东工作，很快也有了宝宝。“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的生活很有趣，很丰富；结婚之后，生活没有那么有趣了，很多时候真的很无聊，但是……更幸福了，更美好了一些”。
婚姻意味着限制，两个人生活在感情、道德和法律约束下的有限空间里，为了共同经营，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退让。理智如盖琪，并没有头脑一热投入婚姻，也没有抱着happy ending的幻想，把它当升学、考试、工作一样的人生任务去进行。
清醒地活着也是一种痛楚，但忍受这种痛是为了更好地避免其他的痛楚。
“剩女”其输，为什么输？
“剩女”比“剩男”承受更大的社会阻力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全国2018年结婚率仅为7.2‰，创下10年来新低，其中女性未婚比例十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这些被“剩”的女性多数都为“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年龄）女性。
有趣的是，虽然因为人口比例失衡，“剩男” 数量远大于“剩女”，但从整体综合条件来说，“剩男”的质量远不如“剩女”：
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我国结婚率创近十年新低，年轻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脚》（胡春艳/《中国青年报》）
在女性日益独立和自主的趋势下，“剩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优秀”。但在婚恋市场上，“优秀”却成了负累。这个词在中国舆论语境下，是一个污名化的称呼。
浙江某位老大爷为38岁的高学历女儿相亲，相亲资料不敢写女儿“双硕士”、“澳洲留学”、“注册会计师”等优秀履历，仿佛这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说出来怕女儿无人问津。
像华梅那样的优秀职场女性，在婚恋市场竟然一无是处，处在婚恋“鄙视链”的最底端；而同等条件下，如果性别换成“男”，则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
今年春节档热播剧《下一站是幸福》，道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社会阻力：男人找个比自己小十岁的，社会谴责的是女性；女人找个比自己小十岁的，被谴责的还是女性。
“剩女”不管多优秀，在社会传统观念认知了，她们一定是被婚恋市场淘汰的输家、被男性挑剩下的次品。婚恋时间轴对女性的要求格外严苛，适婚年龄、最佳生育年龄、最佳二胎年龄.....“婚”与“育”的各项指标都指向女性，对她们的生活事业毫不友好。
“剩女”其输，她们为什么输？
因为传统要求女性必须承担生儿育女的人类重任，因为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倍、参与社会劳动的比率达到70%，因为职场对女性结婚生育忌惮尤深，因为中国家庭“四大悲剧”：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让人触目惊心。
“剩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或者被动“剩”下了，德智体美劳一样不落，用心生活，创造价值，但是这个社会说她们“输了”，用偏见妖魔化她们，用传统角色定义挤兑她们。“剩女”没有输给自己，输给了社会“女德”观念绑架。
最近火遍全国的“美女科学家”曾在演讲中表示，自己不结婚只是一种人生选择，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都2020年了，社会还要求“剩女”们解释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