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

小君 2023-09-08 09:02:23 875

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正因如此，危难之际“重掌帅印”的毛泽东，比任何人更懂红军眼下的困境，如果不想方设法、兵行险着逃出国民党播下的天罗地网，红军的命运不堪设想。直到湘江战役惨败，付出五万多红军英雄儿女牺牲的巨大代价后，红军在通道堪难之际，才又开始倾听毛泽东的建议，然后到黎平会议，又开始接受他的军事策略，最后到了遵义会议，他的地位才又开始被党内正式接纳与倚重。据文献《百年邓小平》中邓小平讲：“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整整二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被排斥在军事之外，这对于一个军事天才而言，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从1927年他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后来，他亲自创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武装队伍因为有了

说起打鼓新场这个地名，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不熟悉了，但殊不知的是，当年红军长征时，“打鼓新场”之争确是扭转红军再次遭受覆灭之境的历史关口。曾红围绕是否打打鼓新场，红军高层之间展开过激烈的争吵，当时与会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赞成打，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也正是他个人的坚决反对与耐心说服，才使得红军免于遭受全军覆灭的境地。

为什么是毛泽东？他凭什么认为打鼓新场是一个陷阱，他分析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总是能超越他人最先捕捉到战争内核因子？打鼓新场又有什么样的独特地理价值，值得国民党如此重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

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1)

一、打鼓新场之争前发生了什么？

遵义会议后，一直遭受排挤与打击的毛泽东得以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是，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尽管此时他只是周恩来军事决策上的协助者，但对于一个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长达两年多的原红军统帅而言，处境显然大为改观。

据文献《百年邓小平》中邓小平讲：“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整整二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被排斥在军事之外，这对于一个军事天才而言，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从1927年他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后来，他亲自创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武装队伍因为有了他的旗帜才得到延续与发展，可居功至伟的他，并没有得到党内真心的认可与拥护，相反在一帮“不食中国烟火、只食苏联烟火”的中共首脑到来苏区后，他常时间成了批判与排挤的对象。

尤其是１９３１年１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与红军地位愈来愈难堪。同年１１月召开的赣南会议，由于他又一次与李德、博古的战争方略相抵触，他被直接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的党领导权；更甚的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直到湘江战役惨败，付出五万多红军英雄儿女牺牲的巨大代价后，红军在通道堪难之际，才又开始倾听毛泽东的建议，然后到黎平会议，又开始接受他的军事策略，最后到了遵义会议，他的地位才又开始被党内正式接纳与倚重。

正因如此，危难之际“重掌帅印”的毛泽东，比任何人更懂红军眼下的困境，如果不想方设法、兵行险着逃出国民党播下的天罗地网，红军的命运不堪设想。

红军原来的设想是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由于蒋介石仗着兵强将广，除调动湘鄂两省敌军围攻红二、六军团和调动川陕两省敌军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外，还调集贵州军队和他的嫡系薛岳部队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各路敌军约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过来，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交界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计划在黔北一带调动敌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然后由川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为此，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向黔北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尔后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兵遇土城，川军在此森严壁垒。但由于前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供的情报有误，获悉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的兵力。于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战场布局，发起了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敌情不准，差点坏了大事。幸亏有天才毛泽东，将被动变主动，决定迅速撤出战斗，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笨重物资，使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值得一说的是，很多历史研究者把土城战役算着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大失败之战，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由于元江的观点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其实，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一次非打不可的战役，不然红军如何入川，要想入川就必有一战，不是土城，就是其他。因为当时的战略方针所决定的。

何况，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所以，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虽然战场失利，伤亡很大，但敌我双方均等，也让川军领教了中央红军的真正实力。

当然，土城战役为什么失利，它的教训在哪？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对后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出要打打鼓新场的电文，尽管中共核心层全体成员都同意打，毛泽东基于对战场形势的把握与战争情报的分析，他始终坚持己见，即使丢掉自己失而复得的军权也在所不惜，他在原则与真理面前绝不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2)

二、为什么打鼓新场不能打？

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此电报一来，迅速引起了红军高层的重视。

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当时驻扎在打鼓新场一带的敌人，是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的黔军。周恩来接到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后，认为放弃鲁班场的敌人，转向进攻打鼓新场的黔敌，这是改变作战方向的大事，必须听取大家的意见。于是，专题开会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参与人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叶剑英、刘少奇以及军委纵队司令员、政委等20余人。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朱、毛产生严重分歧。朱德认同林聂建议，认为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

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十分充分：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二、打鼓新场附近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如此敌我态势开战，这必是一场消耗战，因为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同时战争一旦打响，便不能轻易撤退，如果敌人援兵起到，红军前后受敌。所以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他所说的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引起与会人员的重视。他们被某种精神亢奋着、影响着。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除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外，与会人员都认为打打鼓新场百利无一害。比如：一、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广大指战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部队也已经得到充分休整；二、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非常有利；三、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吸鸦片），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大家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致同意打。

彭德怀认为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就能拿下打鼓新场，林彪这个愣头青阴阳怪气地则讽刺毛泽东土城消耗战被敌人打怕了……

而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总是比他人看得高，望的远。他还在云南威信县境内就构思好了要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不过，说又说回来，当时的毛泽东，军事才能与个人威望还不足以抗衡所有人，打与不打，即使以辞职不干的气话来威胁他们也无计可施。何况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

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那时的他都服从了大局，唯待历史的公论。为什么这一次他就不服从少数服从多数呢？因为，只有他在通盘考虑全局，也只有他能看懂全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又处于逃窜陌生之地，穷乡僻壤之间，稍有决定不慎，就会让红军再入险境。这对于毛泽东而言，是绝不能容忍看到的。

见众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战略苦心，毛泽东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好了！”本来就对毛泽东不服的凯丰火上浇油：“少数服从多数！”张闻天也回顶撞了一句：“不干就不干！”

最后，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且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被解除。

当夜，对革命怀有高度责任感的毛泽东，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最后他将个人荣誉抛之脑后，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几里山间小道，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也许，天助红军。与此关键时刻，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后，急电周恩来：“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可怕啊，蒋介石早已关注了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张网以待。周恩来看过电报后，不禁后脊发凉，同时也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而暗自敬佩。

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3)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指令由朱德和毛泽东签字下发给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和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原文如下：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队则速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

如果不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一场红军大灾难将不可避免。

打鼓新场之争，虽然未能立刻统一红军领导层的认识，但随后鲁班场之战的失利却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因此，打鼓新场之争实质上，为毛泽东随后在苟坝召开的会议，成为新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真正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作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被解职不到24小时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自然也就恢复了。从此毛泽东的一生，再无人敢免去其职务了。虽然后来在会理会议之前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插曲，又是愣头青林彪提出要撤换前敌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团，但毕竟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春风得意、意扫千军，怪只怪林彪他们不懂毛泽东伟大的战略构想与纵横策略。当在会理会议上通过他完整阐述了他这一思想后，林彪等人从此便死心踏地地跟随着毛泽东，赢得革命的胜利。

写到最后，突然想起我撰写的《毛泽东赋》里的关于打鼓新场之争的一首诗，现录如下，以作本文的结尾：

《七绝•打鼓新场之争》

将帅争锋起战攻，厉兵秣马好冲锋。

一人独对多人论，又保红军出险宫。

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打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