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拿着板砖（张桐住进角色）
张桐拿着板砖（张桐住进角色）《绝命后卫师》一共拍了四个月，用张桐的话说：“基本上天天在拍，不拍文戏的时候就去拍武戏。”七月的泉州，地表温度高达45摄氏度，而他们拍的却是冬天的戏，有里有衬的衣服加上拍摄地点在山顶，没有树，周围还有火点，爆破后战场硝烟，基本跟火焰山没啥区别。拍摄时导演晕过去两次，片场也几乎天天有人如此。收工回酒店洗澡，服务员急了，因为他们洗出来的一地泥块、沙子，把下水道都给堵了。看着他们耳朵里的血浆和脸上的咖啡沫，问道：“你们是去钻垃圾箱了吧。”他说最崩溃的时候，脑子都不会转了。“拍拍拍，脑子就空白了，口里的话怎么说出去的不知道。”下来干杯庆祝直接是拿四支藿香正气水挤开，搁在一个罐里，然后拿罐怼。据说他们去那以后还变相救活了几个藿香正气水厂。张桐称这段时间“挺神儿的。”因为接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类题材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其实你看不光是我们，像《至暗时刻》《敦刻尔克》这些很好的奥斯卡得奖影片，在中国的
张桐
张桐得奖后身边的朋友甚至比他还开心，他说这座奖杯更深的意义是让一群像他那样知名度不高但一直认认真真拍戏的演员看到了希望。换句话说，“它不仅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整体这些人的肯定。”P=Phoenix Lifestyle
飞天奖颁奖礼时，当萨日娜和宋春丽念到张桐的名字，镜头切到他脸上，张桐的表情迅速收紧，很明显地怔了一下，错愕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有点难以置信。几秒后他站起身同旁边的孙维民握手、拥抱，又搓着手走向了领奖台。但其实他并没有准备领奖词，作为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张桐没想过80后的自己会获得如此殊荣。他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激动，感谢了一帮人之后最后还是把奖杯献给了自己的“红三十四师”。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张桐就是陈树湘。他说这个人物已经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拍着拍着，他也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张桐觉得自己上辈子可能也是个演员，“只要遇到表演的事就没命，非得去琢磨，翻过来覆过去地想怎么演是对的，怎么演不对。怎么叫塑造人物，什么定义问题、定性问题都得去想个遍。”想了三天还是不明白，就拉个人在旁边坐着“我说，你听。”后来觉得太魔怔，又自己拿笔写。这样挖心挠肝的思考他早已习惯，甚至已经变成了痛苦中的乐趣。思考很累，但他就是愿意去想：“没办法，太爱这行了，痛并快乐着。”
张桐
飞天奖肯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卸下军装满脸污泥的张桐还是很有军人的样子，背影坚挺，眉宇疏阔。采访的这几天，他都在赶各种活动和通告，好不容易抽出一点访问时间，他轻声道歉，“咱们开始吧”。标准北方大老爷们儿的口音，寻求对方回应时永远说的是：“您”。他的思维很发散，尤其与演戏有关的触类旁通，能一直口若悬河地跟“您”聊下去。而关于“陈树湘”他也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毕竟这么好的作品，无论从剧情还是口碑上都值得称颂，“但还是有很多老百姓没看过。”张桐可能至今都没想通这个奖怎么就到了自己手里，于是他给了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可能跟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现在的导向有关。”除了自谦，更多的是敬畏，他说他不喜欢有人拿“演员”这个事来开玩笑。
P：你觉得飞天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桐：首先应该是对我演技的肯定，其次，是对于80后演员，或者说我们这一批知名度不够但一直都认认真真拍戏的演员的肯定。也给我们在今后的创作和经营角度上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最后当然应该还有对英雄的缅怀。
P：我很好奇你的奖杯放在哪里的?张桐：放在家里书柜上。回家的时候爸爸不在北京，妈妈捧着拍了张照。出去跟朋友聚会，他们特兴奋，说你怎么不把奖杯带来，让我们也看看。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特爱表演的，他们说张桐你拿奖我们比你还高兴，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不靠炒作，认认真真拍戏也有希望拿奖。
我不是在演身份《绝命后卫师》一共拍了四个月，用张桐的话说：“基本上天天在拍，不拍文戏的时候就去拍武戏。”七月的泉州，地表温度高达45摄氏度，而他们拍的却是冬天的戏，有里有衬的衣服加上拍摄地点在山顶，没有树，周围还有火点，爆破后战场硝烟，基本跟火焰山没啥区别。拍摄时导演晕过去两次，片场也几乎天天有人如此。收工回酒店洗澡，服务员急了，因为他们洗出来的一地泥块、沙子，把下水道都给堵了。看着他们耳朵里的血浆和脸上的咖啡沫，问道：“你们是去钻垃圾箱了吧。”他说最崩溃的时候，脑子都不会转了。“拍拍拍，脑子就空白了，口里的话怎么说出去的不知道。”下来干杯庆祝直接是拿四支藿香正气水挤开，搁在一个罐里，然后拿罐怼。据说他们去那以后还变相救活了几个藿香正气水厂。张桐称这段时间“挺神儿的。”因为接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类题材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其实你看不光是我们，像《至暗时刻》《敦刻尔克》这些很好的奥斯卡得奖影片，在中国的票房也不高。”他更兴奋的是，把一个大家都认为无味的题材演得生动。“那么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讲，我就是成功的。”
张桐
于是他无比自信，又带点不服气的意味走进“陈树湘”的生命里。刚开始又有人质疑“你一个师长，你得有师长样，怎么能那么演?”一听这话张桐急了：“我又不是演身份。”他说这部戏他用了最大力气揣摩的就是“去概念化”。他想与传统抗战剧彻底区别开，摆脱“铁血师长”的刻板印象，“因为我要演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告诉观众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他还是一个孩子，甚至又是不称职的丈夫。我觉得我有义务把一个人的多层次摆在那，让观众看到。”但这并不意味就弱化了“师长”的形象，“恰恰是这个人的某些能力，某些品德更能让你看出他是完全能够统领这个师的。”为此琢磨了多久他不知道，只是一直到结束都还跟角色在一起。
P：你觉得这部戏打动你的是什么?张桐：避免了一些主旋律的常规惯用的表现手法和讲述视角。因为我们主旋律的戏，大家一提到就觉得枯燥、说教，而且空洞。《绝命后卫师》它把整个的视角放低，讲的就是一整个红三十四师官兵的心路历程。而且我在表演的时候，也跟导演建议，不要给他弄成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我想把他内心当中作为人本身的一些情感和感受演出来。这个很大胆，因为搁在以往的时候，这种主旋律的戏都是大手一挥，同志们跟着我冲。我们要胜利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人。我在创作当中说一定不要演这个，因为主旋律就是这个套路。
P：同是战争题材，拍《绝命后卫师》与当年拍《亮剑》时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张桐：首先是年龄上差太多。看待世界，和认识生活的角度都不一样了。拍《亮剑》的时候特别年轻，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简单。到了《绝命后卫师》可能对生活的理解多了些。但我一直以为表演就像我们人生体验的一个阶段的汇报，它是我对于生活感受的反刍。刚好我在年轻时候拍了《亮剑》，所以出来的就是那样的和尚，现在这个年纪拍了《绝命后卫师》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陈树湘”。
张桐
我不愿意循规蹈矩18岁的张桐还在南开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看到的未来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地一直忙到退休。父母对他的希望也是进入一个职业踏踏实实干，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这个是张桐没法接受的，他说他是个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也不喜欢没有变化的生活。于是张桐决定出走，跟家里人嚷嚷，甚至不上学，整天在家待着，用这些方式去示威。最后家里人没辙，送他去法国学了艺术戏剧。但这时，他突然又意识到渴望放逐的自己原来这般狂妄：“法国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精彩，反倒使得空间更小。”最艰难的时候也曾后悔过，因为他认识到当演员“哪那么容易就被人认可。”当生存成了问题，他去做了群众演员，从最基础的干起。凭着坦诚的性格，一步步踏实地拍到了现在。
“没想过放弃吗?”
“没法放弃。选择了这条路就走吧。”
张桐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无趣的。不爱热闹，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就看看书、翻翻电影，偶尔喝喝茶，跟聊得来的朋友说两句。喜欢随心情而定的旅游，或去面山背海的大理，或驾着房车去澳大利亚转一圈。这种简单到直白的日子，他却也过得如闲云野鹤般自在。
P：据说你是信仰佛教的，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张桐：佛教的教义能给我解释一些事情，例如“有乐皆苦”、“业无常”“万法无止境”，让我重新用一种视角去看待生活。
P：那你当下的处世之道是?张桐：尽人事，听天命。把自己职责范围内，你认为应当做的做好。以致于其他的成功与否、荣耀与否，是否被人夸，是否被人骂，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你也控制不了。
采访、文/黄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