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流离失所的孤儿你想怎样（在生命的尽头他们终有悔意）

当看到流离失所的孤儿你想怎样（在生命的尽头他们终有悔意）刚得知我要调到看守所这一消息时，我甚至觉得，我的激情岁月已经结束了。2004年，我从特警队调到杭州市看守所，没过多久就开始负责一审判处死刑在押人员的管理工作。新人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杨旭东，今年53岁了，在杭州市看守所工作。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纪，再回想刚来看守所的日子，一切都有些恍惚。在来看守所之前，我是一名特警，喜欢轰轰烈烈的抓捕行动，喜欢骑着警用摩托追逐“飞车党”，不喜欢说话。男人嘛，光干不说这才酷。

因为我管理过上百个死刑犯的事儿，近两年，陆续有不同的媒体前来采访，他们有着同样一个目的——都想要从我身上听到一些感人至深的、血泪横流的故事。

但是很抱歉，我总觉得我无法为记者朋友们提供特别满意的回答。我只能讲一些案例，诸如，男子为还赌债杀掉亲生父母，长相帅气的年轻小伙子在做传销的过程中犯下两起命案等等。每每我说起这些案例，记者朋友们都会听得聚精会神，大呼“精彩”。

有媒体说我是“灵魂摆渡人”，是我让那些原本邪恶躁动的心灵在最后时刻回归善意。倒也没这么夸张，我没有制止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没有天南地北追凶的故事，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而已。这份本职工作，除了处理死刑犯发生的一些突发情况外，八九成的时间都是在谈话。

在我看来，这份工作没有什么特殊的。

新人

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杨旭东，今年53岁了，在杭州市看守所工作。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纪，再回想刚来看守所的日子，一切都有些恍惚。

在来看守所之前，我是一名特警，喜欢轰轰烈烈的抓捕行动，喜欢骑着警用摩托追逐“飞车党”，不喜欢说话。男人嘛，光干不说这才酷。

2004年，我从特警队调到杭州市看守所，没过多久就开始负责一审判处死刑在押人员的管理工作。

刚得知我要调到看守所这一消息时，我甚至觉得，我的激情岁月已经结束了。

那天，我背着包来到距离市中心大约30公里的杭州市看守所。16年前，那里还没有改造成有着园林景观的全国一级看守所，条件有些简陋。我越靠近那儿，就越觉得荒凉、窒息。

进入监区之前，同事带我经过了好几道门，最深处的就是死刑犯所在的监区。每经过一道门，我就觉得自己的世界又小了一点。回头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可四周都是铜墙铁壁，我从通道上的小窗户里使劲儿探头，才能看到一方小小的天空。监区里，一双双眼睛瞪着我，充满着惊恐、怀疑、绝望，风一吹，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儿刮进来。“完了，犯人还有进进出出的时候，我搁这儿就是无期。”那天，我很绝望。

而之后的工作也确实没让我重燃希望，枯燥得要死，每天雷打不动地按照规定进行查监、看管着犯人的吃喝拉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跟服务员有点像，但我“服务”的是穷凶极恶的犯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又害怕又无奈，一想到自己每天跟抢劫的、贩毒的、杀人的罪犯待在一起，就忍不住打个寒颤。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有勇气直接找新来的犯人谈话。每每监区有新的犯人进来，那三四天我基本上不愿回家——晚上，我就待在监控室里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天亮；白天，我也不跟他们正面接触，而是从同监室的其他犯人那侧面了解他们的情况。心里有了底，我才会找他们谈话。

但慢慢地，我开始从观察和跟他们谈话中找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在死刑犯最后一刻的悔悟中体会到了感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接纳甚至热爱这份工作。

门道

很多记者见到我的第一眼就夸我年轻，有活力，完全不是50多岁的模样。殊不知，我上班和下班是两个样儿。上班的时候，我得提起十二分的劲儿，用最好的状态面对犯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服我、尊重我。而一下班，我就觉得整个人都蔫儿了下去，媳妇总质疑我，“你这么蔫蔫的，到底是怎么管理死刑犯的？”

这里边的门道可多了呢。面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样。例如，面对冲动杀人追悔莫及的那些犯人，我是“知心老大哥”的样儿；而面对那些死不悔改的，我就得是“严厉教官”的样儿。有时候，我还得当“爸爸”呢！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看守所里来了一名年轻的小伙子，犯的是抢劫杀人罪，21岁，瘦高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又脏又长。他看人的眼神警惕又惊恐。

那样的眼神第一次看向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剧烈地颤了一下，随后竟生出了同情感。当然，这种感觉很快被我抑制了下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能被外表给迷惑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格外注意他。我发现这个小伙子脾气很冲，性格也很敏感，对身边的人都特别有敌意，有时候，同监室的人拿了他还没看完的书，他都觉得受了欺负。

为了知道这个小伙子到底在想什么，我开始了解他的身世——原来，这个年轻的死刑犯从小父母离异，双双抛下他不知去向，他几乎是流浪着长大的。在外面混日子难免跟人起冲突，他开始打架、抢劫，最后，杀了人。

我无法描述得知他身世时的心情，只觉得鼻子很酸、眼睛很涩。我不可能去为他的罪行辩解，但我想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体会到爱、懂得爱、并且为爱忏悔。

我开始手把手教他生活。他不会刷牙，我就站在旁边做给他看，让他一边看一边学；不爱洗澡，我就记下他的洗澡时间，定时督促他去洗；头发太长了，我拿着剪刀和梳子帮他理发……时间一久，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那双像狼崽一样警惕的双眼逐渐温和了起来。

我清楚记得他行刑的那天。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在法警的押送下上了刑车，手铐和脚镣碰撞发出的声音在寒风里脆响。正当我忍不住要掉泪的时候，他猛地转了过来，对着我跪了下去，他扯着嗓子对着我叫，满脸通红。

“杨队，这些年谢谢你了，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如果可以的话，以后能不能请您在我死后帮我上上坟。”

寒风凛冽，眼泪滚烫。我知道，我是这个迷途少年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感受到了爱。

意义

一般来说，采访到最后，大部分记者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死囚注定是要死的，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你觉得有意义吗？

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我会举一个例子。

我曾接收过一个杀害父母双亲、十恶不赦的死刑犯。这是一名中年男子，为了偿还赌债，想要将父母名下唯一的房子出售，遭拒后竟然起了杀心，将父母杀害后，伪造煤气中毒现场，企图逃脱法网。当然，还是被警方发现了破绽，揭开真相。

他进了监室后依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始终不愿意承认罪行，嚷嚷着要伸冤。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会儿气愤，一会儿想到他的父母觉得心酸。

我坚持不懈地跟他沟通，他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说话，我就自顾自说自己的父母，说着说着，这个浑蛋居然听进去了，沉默了下来。

我想，这就是意义吧。和死囚之间的你来我往就像棋局，中间横着一条楚河汉界，一边是正义，一边是邪恶。我必须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到正义的这边，因为惨死的亡灵要用悔恨去祭奠，美好的世界须得善意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