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师黄丽群（世界的残忍永远在创作者的想象之上）
音乐大师黄丽群（世界的残忍永远在创作者的想象之上）塑造人物、铺排情节、打磨对白都不是她思索的要点，也没有成形的方案。即便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她都热衷于窃窃私语，研究隔壁桌的奇怪组合到底是什么关系，但这种爱好并不会直接触发创造。她回过头，继续谈论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创作，这些短篇小说时隔近20年才被送到大陆读者的眼前，人们被奇异浓烈的情节吸引，作者嗓子懒洋洋地、像介绍邻居家到来已久的宠物一般回忆那时的创作理念，“它其实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去揣摩人的疯狂跟钻牛角尖，或是人的某些激烈却压抑得无处可去的情绪，并不是为了事件而发生。这些东西围绕着某一种情感的核而长出来，所以去追究这个花或叶子为什么这样子，我真的不大关心，我只是关心极度激烈、但又无可处置的一个人的情感内核会长出什么东西，当然，可能都会长出些奇怪的东西了。”看她两年前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标题，《我与狸奴不出门》，行文风格带点古气且不留余地。每个字到了她的指尖都像在排队接受安检，通过率极低。202
作家黄丽群警惕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打响指式的”说话方式，“对给答案，或是给一个漂亮的斩钉截铁的说法比较收敛。”这种暧昧也许更接近世界的真实状态，也延缓着年龄增长带来的想象力固化。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宫宇凡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
冷眼旁观的女作家不少。李碧华的通透令人打寒战，“墙高万丈，挡的是不来的人”，清醒中隐含责备，像是高高在上的一股斜睨；李维菁写世人无情，深知爱不持久，可总忍不住掺杂一缕被弃者的怨怼，眨巴着泪眼仰视。黄丽群夹在中间，叙事的口吻既不灰心也不乞怜，荒谬也好，残酷也罢，她从不大惊小怪，只是缓缓抬起头，用不偏不倚的眼珠与读者平视，无声地评论字里行间那些不圆满、不顺利、不愉快的故事，“现实就是这样的呀，不是吗。”
看她两年前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标题，《我与狸奴不出门》，行文风格带点古气且不留余地。每个字到了她的指尖都像在排队接受安检，通过率极低。2021年8月在大陆新版的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书名取自同名小说，想来是一幅闲适惬意、吹着淡淡海风的画面，读罢才知道是一则霸占般将他人扣留在身边的“恐怖”故事。
书封上，这些故事的主角被概括为“城市畸爱者”，这一两个月以来的媒体报道也反复提及“畸恋”、“病态”、“边缘人”等字眼，作者本人不以为然，搞不懂为何书中一个壮实到“除了举重老师外无人赏识”的中年女性的外形会令大家如此不安。在她眼中，艾滋病携带者、精神分裂的痴汉、通过伤害猫咪来多次接近兽医的剩女都不该被武断地称为坏掉的人、变态或疯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普通的人，只不过是被排除在了标准之外，正是因为大家都很在意她不符合标准，这个在意跟这种隐隐的框架的压迫，就会把人逼疯了。对我来说这些人不是他者，也未必都是女性，那些挫折的情绪或是生命里的困境，不一定是这一个人独有的。”
屏幕里的黄丽群坐在台北家中的书桌前，不时望向窗外，旁边是一栋纺织大王的老宅，七八十年前的日式平房，后人大概每月来修剪一次庭院，其余时间闲置。她住在4楼，去年搬进来时隔壁院子里的玉兰树不过齐窗高，她常常打开窗，“沾有钱人的光”欣赏那院子，一坐就看很久，看着它们长得越来越高，如今已蹿到了7楼。
她回过头，继续谈论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创作，这些短篇小说时隔近20年才被送到大陆读者的眼前，人们被奇异浓烈的情节吸引，作者嗓子懒洋洋地、像介绍邻居家到来已久的宠物一般回忆那时的创作理念，“它其实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去揣摩人的疯狂跟钻牛角尖，或是人的某些激烈却压抑得无处可去的情绪，并不是为了事件而发生。这些东西围绕着某一种情感的核而长出来，所以去追究这个花或叶子为什么这样子，我真的不大关心，我只是关心极度激烈、但又无可处置的一个人的情感内核会长出什么东西，当然，可能都会长出些奇怪的东西了。”
塑造人物、铺排情节、打磨对白都不是她思索的要点，也没有成形的方案。即便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她都热衷于窃窃私语，研究隔壁桌的奇怪组合到底是什么关系，但这种爱好并不会直接触发创造。
不同于喜欢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口张望形形色色陌生人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想着如果我必须变成这个胖女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如果我是那个瘦子经理人，又会过什么生活？黄丽群笔下这些颇具争议的人物在现实世界几乎无迹可寻，“我不是先想到这个城市里可能住着这样一个男子，又或是真的在楼下便利店或麦当劳观察到了这样一个店员。我不会直线地把他写进来。最先有的是发动这个人的情感核心和驱动力，而这种孤独、别扭或是不可言状的情绪，需要一些故事或是一个鲜明形象的存在、塑造来表现。”
不想抄近路，不愿直抵终点，她是那只无心赛跑的兔子，游离反复，甚至在写作之外，也不轻易给出明确的观点，揉面团似的来回说明——无所谓了，“是矛盾使作家有趣，把前后一致留给厨子吧。”
读者觉得作者残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残酷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疯狂的、痛苦的瞬间。我觉得大家很在意故事里的性别，可是性别只是一个让我更精确、妥当或者更熟悉地去操作表现的题材，本身并不是要讲女人有多惨，而是总有人站在人群中间很茫然，被那些对他们并不友善的环境跟世界的框架挤压到一个角落，他应该要反扑，他应该用疯狂来反扑啊，他为什么不反扑？
对这些笔下的人物，我不会很宽容，我也不会很高兴，但是我也不会评判，我尽量让自己是中性的状态。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喜欢评判的人，但是我有意识地尽量控制那个部分，不在心里判定说你这样子就棒、你这样子就烂，我尽量把它们看成人间百态。
我不讨厌他们，我觉得如果世界和命运给他们多一点优势，他们都可以活得很好。但你要我真的用那种很圣母的口吻去呼吁大家同情他们，或是在小说里写一个温情的结局，我没有办法。
这世界其实很不愿意给这样的人善意，我觉得大家在路上，会很轻易评判或取笑、轻蔑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当他变成了一个故事里的主角，你被这个故事给勾引进去，就会比较容易同情他，然后你就会把愤怒丢到作者身上，会觉得说为什么作者这么残忍？可是其实日常生活中当这样一个人真的出现在身边时，这些人通常会第一个去取笑他。他们生气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残酷。
写作不是要成为宗教家。这就是这个世界对待这样子的人的方式，并不是我对待他们的方式。我并没有写出超过这个世界残忍的残忍，而是这个世界的残忍永远在人类之上，永远在一个创作者的想象之上。我们会说真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谬，这是比较轻盈的说法，但是你如果换到残忍这句话，真实永远可以比人类的想象更残忍，因为天地的不仁、水火的无情是人类做不到的，而且人对人的剥削跟伤害，永远有超乎你想象的境界。
有些人不是艺术创作者，也能把自己活成作品
当然我会有我喜欢的、我会趋近的，我也会有我不喜欢的、我会远离的，但那只是我个人的趋近与远离。就像我看一部电影、一本书，我会知道有些东西很好而我又喜欢，我也会知道有些东西它很好可是我未必喜欢，我跟它情感上不互动，但我还是可以承认它是好东西。可是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坏东西。大部分人还会有个误解，认为喜欢做的事跟擅长的事能画等号。我觉得其实不是。
我原来是一个有做饭才能的人——我发现了这件可怕的事情，但我一直不大想要去好好做。我不喜欢某个预设，比如说女生都是要会做饭的，我全身心抵抗预设。我妈妈是蛮会做饭的嘛，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告诉我，你应该跟你妈学切菜。我心想学你妈了，你去学啊，干我屁事。当然表面上我不会这么呛，我会回答说，“我没有兴趣，你想学吗，我帮你问，你去跟她学啊。”
这种话我弟弟不会听到，可是我们作为女性会听到，所以我很抗拒这个命题，总是很大声、很坦然地说我就是不会做菜，但事实上我会。
至于写作，对我而言，是可以做、算是会做的事。但是你要说我是很热情洋溢的，或者持某种强烈的使命感，是没有的。我会刻意屏蔽书评和网上的评论，有人夸你，当然可以有人不喜欢你，一定是一体两面。影响情绪是小事，我觉得很少有人不被评论影响做事情的态度。好比下次如果你想要热情奔放，你心里就会想到大家都夸我冷静，我是不是不能热情；有些人觉得不好的地方可能正是你最好的地方，他人的评论很容易导致你缩手缩脚。
《海边的房间》在理想国出版后，编辑知道我不看评论，会截一些新浪、豆瓣的榜单给我看。我很意外还会有很多人关注，因为现在能看到的小说很多了，中文的小说家也很多，作者简介上给我写“新生代”，我心想真是谢谢你，我都40岁了还是新生代。我当然不介意这事，只是觉得很久没有被叫新生代，就像路上很久没人叫我妹妹了，现在只有卖面的阿姨会说妹妹要吃什么。
偶尔有台湾的年轻写作者来跟我交流，我就是叫他放轻松，不要那么当真，但大家都不想听这个话。这世界上没有非谁不可，我希望写作有机一点，是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事情，不想给自己设定目标，比如一年一本。一旦设定目标，人脑不会鼓励你去绕着路走，本能一定是告诉你，我现在要从哪一点到哪一点，如果我能够直线走一定是直线走，那个是最有效率的走法。可我还是喜欢随意走，走到哪算哪，走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东西就拿起来，或许是一种有趣的收集。
我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自己因为直线走，而忘了我其实是为了活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有些人不一定要是艺术创作者，他可能只是一个面摊的阿姨、一个司机或是门卫大爷（我们这边叫保全），但他本身就活出了一个角色，把自己活成了作品。
年轻时以为是答案，十年后知道那只是问题的开始
今年5月我应邀写了一个关于“隔离”的命题短篇，因为很久没写小说了，突然有一种新鲜感。4000字写了一个礼拜，对我来说算是写了很久。其实早就已经构思了，但过了截稿时间才开始写，不得不写的时候才开始写，然后写的时候跌跌撞撞，真的是感觉到年纪大了，以前这种篇幅大概三天就可以解决。
文字也会跟年轻时不大一样，有一些年轻人很喜欢的说话方式，我已经不再那么喜欢了。年轻一点的人喜欢那种打响指式的，我响指现在打不起来，我现在是尽量说得让你根本听不出来我在说什么，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以前是什么都想讲，那些打响指的说话方式或是强烈的句子，都是一种抒情的结果，所有的金句都是强烈的抒情。
我现在没有那么抒情（抒情也没什么不好），而是尽量中性一点。以前会很想给自己一个关于世界的答案，这种心态会呈现在写作里。那时候以为是答案，过十年后就知道那只是问题的开始。所以现在对给答案，或是给一个漂亮的斩钉截铁的说法这件事会比较收敛，但我还是不免会有这种欲望，只是比以前少很多。
到这个年纪，我都不会觉得我想要回到年轻的时候，我花这么大力气，过了这么多关，像玩电动一样，哪有人过到第八关的时候，突然说我把游戏关掉，重新从第一关开始玩，我才不要。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一路一关一关这样子蛮好的，当下就是最好的。
我现在还是在当编辑，在一本文化杂志做了两年了，但工作非常悠闲，不一定要进办公室，我的任务只需要把方向定下来，其他的由编务同事协助。由于是双月刊，因此不必那么（及时地）对应当下的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对应到，干脆就铁了心不用跟上这些事情，就可以比较安心做一些有意思的事，而不会被新闻或者被世界绑架。
比如我们有一期主题讲的是“讲究”，什么是讲究，什么是台湾的讲究，台湾讲究什么，讲究这件事合不合理……当然也会纳入各种文化观察的人（作家或是创作者），还是比较文化性的。
我个人现在比较讲究的大概是生活的整洁，但我也不会认为《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女主独自被垃圾环绕的晚年很凄凉，我觉得也还好，大家好像很害怕不热闹这件事情。我现在觉得只要当事人没有受到痛苦就很棒，至于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就像人生下来，有些人金围玉绕，有些可能在垃圾堆里，我也不会觉得在垃圾堆里生下来就一定很奇怪。
IG（Instagram）、Twitter这些我也看，但我的手机里不会有红点提醒我要去看什么新闻，或是谁传的信息，我把控制权放在自己手上。年轻时在网络上看到大家讲一些让人会觉得世界灭亡的话，我一定要争个三长两短；这两年基本上都不怎么骂人，没什么好骂的，也没那么生气了，不顺眼的事少了，我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比“我内心的平静跟我珍贵的时间要拿来做有趣的事”更宝贵。比如学园艺（种植物就是一个我很有兴趣但做不好的事），或学日文，等到哪一天可以出国，我说不定就可以去日本。谁40岁还去日本念语言学校学日文？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从小就不知道我长大要干嘛，到现在还不知道。随着年纪增长，未知一定越来越少，可现在我会感觉到人生还是有一些不知道的可能性，我没有那么固着在某一个想象里。但坦白说，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被固着，渐渐凝固，人会从那种很暧昧的胶状的感觉，渐渐固化，但我就是想要延缓固化的过程。
我对人生的欲望没有很高，所以通常不需要痛苦的斟酌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生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生活，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我想要过平静的日子，然后可以享受自己仅有的一些嗜好。如果我想读书，我就有书可以读，如果我想吃一点好吃的，我也可以去吃好吃的。我有可以信任的少数的朋友，我可以住在一个我想住的地方。说起来其实感觉已经得到很多了。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在球场上满场飞地找球。我不是说这样不对，我是说这个世界在鼓励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你没有球打的时候也得找球打，鼓励我们一直打球。我是球来了就打，可是球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坐着想，那个云长得好像一只老鼠，就看看天。
南人福利社
感谢您看完这么长的文章
《海边的房间》1本
截止时间：2021年11月5日12:00
感谢@理想国imaginist 提供本次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