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获得国际什么奖（红高粱800块买下改编权）
红高粱获得国际什么奖（红高粱800块买下改编权）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造型格外重视，这部影片以纯红色作为全片的主色调，红色是中国人喜庆的颜色，激情四射，豪情万丈，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用它来诠释极富野性的原始生命力再合适不过。在影片中，张艺谋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往反映农民的影片，传统的视角是对土地的赞美，而在《红高粱》中，则将礼赞的对象指向生命。茁壮茂盛的高粱地，正是原始野性而富有生命力的象征。正如张艺谋对影片的期待一样，“让有文化的人写出长篇大论，让没文化的人也能说出句痛快话来”。电影的改编放弃了原有小说中以抗日为主线的主题，转而由“我奶奶”和“我爷爷”的爱情故事作为影片的线索，展现个体生命之美。莫言的作品充满地道的乡土风情和民俗文化，电影除了在内容上作了改编，对于莫言作品中蕴藏的厚重乡土文化，张艺谋也在情节和视觉上做了炫目的呈现。电影名称沿用了小说的原名，莫言认为原始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原著小说将《红高粱》作为书名，并作为作品
电影剧照 九儿
《红高粱》是莫言作品中的一座丰碑，但是当年张艺谋拿下这座丰碑，只用了800块，而且是两部作品，另外一部是《高粱酒》，电影版本的《红高粱》便是改编自莫言的这两部作品。张艺谋之所以能如此顺利的拿下电影改编权，离不开两人心中共有的乡土情结。
当年张艺谋穿着一件破汗衫，一条破劳动布裤子，赤脚穿一双乡下农民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当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莫言眼前时，莫言仿佛看到了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老乡，共有的乡土情结，对农村题材的情有独钟，二人很快搭起了友谊的桥梁，《红高粱》也算是找到了知音。
《红高粱》是张艺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对于改编，他心里也忐忑，问莫言的意见，莫言说随便改，算是给张艺谋吃了定心丸。
电影的改编放弃了原有小说中以抗日为主线的主题，转而由“我奶奶”和“我爷爷”的爱情故事作为影片的线索，展现个体生命之美。
莫言的作品充满地道的乡土风情和民俗文化，电影除了在内容上作了改编，对于莫言作品中蕴藏的厚重乡土文化，张艺谋也在情节和视觉上做了炫目的呈现。
电影名称沿用了小说的原名，莫言认为原始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原著小说将《红高粱》作为书名，并作为作品的主要象征物，有力的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意蕴。张艺谋沿用原著书名作为电影片名，同样也利用了红高粱的寓意，并且热情洋溢的在影片中用色彩展现出来。 蓬勃野生的“红高粱”，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也是他们现实生存的活动空间。那片像鲜血浸染一般的红高粱无边无际，壮实挺拔，艳丽绚烂，给人以强烈的色彩感觉，给人以丰富的心理想象，充满旺盛生命力。
在影片中，张艺谋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往反映农民的影片，传统的视角是对土地的赞美，而在《红高粱》中，则将礼赞的对象指向生命。茁壮茂盛的高粱地，正是原始野性而富有生命力的象征。正如张艺谋对影片的期待一样，“让有文化的人写出长篇大论，让没文化的人也能说出句痛快话来”。
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造型格外重视，这部影片以纯红色作为全片的主色调，红色是中国人喜庆的颜色，激情四射，豪情万丈，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用它来诠释极富野性的原始生命力再合适不过。
影片开头便是“我奶奶”红润的脸颊，接着是红盖头、红绣鞋、红袄、红裤，还有那顶红轿子。“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那片高粱地里的野合，更彰显出原始生命的旺盛与激情。影片最后的画面全是红色的，高粱红了，天地也红了，如血似火的红色充斥着整个画面，完成了影片最美的乐章。
《红高粱》将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和红高粱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生命的画卷，大自然中的红高粱与人类生命力完美结合在一起，红色笼罩着整部影片，张艺谋通过这种镜头语言的视觉张力和细节堆积，隐喻一种轰轰烈烈的生命活力，一幅美轮美奂的黄土风情画，同时也展示了民族生存的沉重压力。
莫言说：“老家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样在电影中，张艺谋也用镜头记录了莫言心中的民间文化艺术。
“颠轿”和“祭酒神”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具体程序是怎样的，连莫言也没有见过，只是听上岁数的人说起过。莫言在小说中用他的想象力建构了一个奇妙的民俗世界，而张艺谋则用电影语言将那奇妙的想象变成了充满视听冲击力的影像片段。
“颠轿”这一情节，在影片中，以“我奶奶”出嫁坐轿子的形式出现。随着“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画外音的出现，传统的民俗展示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混沌的旧时代。“颠轿”中一群年轻健壮赤裸上身的汉子们，高唱着歌折腾着轿中的新娘。在广阔无垠的黄土地上，他们夸张的动作，桀骜不驯、酣畅淋漓的喊唱声，脚下荡起的黄色烟尘，与红色热烈的轿子完美交融在一起。
电影通过对传统“颠轿”的加工与再创造，使其成为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并将“颠轿”民俗赋予生命力，使其成为一种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和快乐的舞蹈。
尼采说酒神象征着“人类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祭酒神”也是电影着力表现的民俗。“祭酒神”在片中出现了两次，前后两次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第一次的“祭酒神”中，同样是“颠轿”的精壮汉子，手捧盆样的海碗，扯着嗓子唱着充满豪情的祭酒歌，强烈而直白地展示着生命中天然的快乐，洋溢着生命的舒展酣畅。
而到第二次祭酒时，这些精壮汉子却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在唱，为了祭奠死于日本人之手的罗汉，歌声中有了强烈的情绪涌动，燃烧着为罗汉报仇的火焰，蕴含着保卫生命的力量。
电影通过对民俗文化艺术的呈现，把久蕴民族意识深处的那股子韧劲抖擞出来，把狂放、洒脱的自由生存心态袒露出来，并从中表达多层次的生命和艺术力量。
影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由画外音的“我”切入，从“我”的视角讲述祖辈的故事。这样的叙述方式使“我爷爷”、“我奶奶”本身具备了一定的传奇色彩。
拿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来说，称不上概念中的好人或坏人，他是好与坏的矛盾体，他身上具有英雄和土匪的双重人格特征。莫言评价余占鳌时说，他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也是最能爱的。
他是北方挺拔的红高粱哺育出的刚烈硬汉，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轿夫，不顾一切的爱上了李大头迎娶的新娘“我奶奶”九儿，在那片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与九儿毫无胆怯的野合，患有麻风病的李大头不明原因的死亡，都是和他能扯上关系，可以说是土匪味十足。
当他面对入侵者时，率领伙计，奋起反抗，浴血伏击。在抗战中失去了兄弟，失去了至亲的爱人，成了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在他身上没有鲜明自觉的政治觉悟，没有成熟的战略计划，有着只是一腔复仇的热血，但却展示出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余占鳌的言行都是民间性的自发的乡土文化底蕴的体现。在影片中，张艺谋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弱化了长期以来弥漫在抗日战争语境中的政治色彩，而将那个无序年代里，人们“豪放舒展”的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尽情地展露，并以此表达着张艺谋对民间历史中敢恨敢爱、“构成人的本质的热烈狂放”的自由生命的向往与图腾。
“我奶奶”亦是一个女性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充满生命力，是一位热爱家乡，讲义气豪爽的女汉子。
对于中国的女性，在此之前我们还习惯沉溺于良家妇女的悲戚故事，男主女外的传统模式，中国故事中女性的收敛与感伤，抒情并不高亢的表现，基本已成为民族女性身上的某种符号。精神压抑之下的美感固然动人，但是却遏制了人性。
“我奶奶”九儿改写了女性在影片中的形象，她在出嫁的路上被赶杀劫匪的轿夫余占鳌吸引，随后在回娘家的路上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野合，这对于荧幕上的中国女性，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行为。
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
爱的开放与外向，爱的大胆与率真，改变了以往沉寂暗淡的国人影像，打破了传统的被动和沉默的习惯，一种狂欢的美感和内在迸发的激情取代 了沉静含蓄的美感，彰显了人性魅力。
故事的结局以“我奶奶”被日本侵者杀害，酒坊伙计的牺牲，“我爷爷”和我爹的伫立中结束，终结在一片红色的阳光中。影片以极有冲击力的色彩，奔放的情感表达，唤起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歌颂了人性与赋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力。
民间民俗文化的野性与活力，在保持情节框架的基础上重现影片的情绪氛围。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红高粱》成为中国民俗电影的标杆，第一个得到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它开启了中国电影新的影像精神世界，独特的乡土风情孕育下的子民，充满了中国人的血性刚强和激愤不屈的精神气概，这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神态相吻合。可以说，《红高粱》用原始的乡土民俗力量，开启了中国电影勇于创新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