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俄国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这样看待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这一论断对于《复活》尤其是作为贵族叛逆者、探索者的聂赫留朵夫，当然也是适用的。三、“心灵辩证法”二、神态与场面描写有古典小说学者，曾在慧心巧思钻研《红楼梦》的文章中，重点讨论了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低头”与“脸红”。他谓之“心理活动的古典姿态”。其实，托尔斯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也像曹雪芹一样，偏爱描摹男女主人公的“脸红”。这种源自“紧张、激动、慌乱等感受”的神情姿态，往往反映的是少女的娇羞矜持、贵族公子的女性化性格与赤子之心。而在《复活》的文本中，沉沦于妓馆又被卷入命案成为苦役犯的玛丝洛娃，存在着阅人无数、老于世故的一面，但同时内心深处始终葆有纯真的质地。聂赫留朵夫公爵从列席玛丝洛娃

朱锐泉

一、解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1828年8月28日诞生于俄罗斯图拉省一个大贵族家庭。1910年11月10日，八十二岁的他离家出走，中途患上了肺炎，不幸客死于阿斯塔波沃的一个小火车站。

提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不能不说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战争与和平》，七十年代写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九十年代完成的《复活》。这三部长篇给作者带来了世界性的不朽荣誉，令其足以屹立于文学家的神圣殿堂。

二、神态与场面描写

有古典小说学者，曾在慧心巧思钻研《红楼梦》的文章中，重点讨论了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低头”与“脸红”。他谓之“心理活动的古典姿态”。其实，托尔斯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也像曹雪芹一样，偏爱描摹男女主人公的“脸红”。这种源自“紧张、激动、慌乱等感受”的神情姿态，往往反映的是少女的娇羞矜持、贵族公子的女性化性格与赤子之心。而在《复活》的文本中，沉沦于妓馆又被卷入命案成为苦役犯的玛丝洛娃，存在着阅人无数、老于世故的一面，但同时内心深处始终葆有纯真的质地。聂赫留朵夫公爵从列席玛丝洛娃的法庭审判开始，内心也饱经善恶交战。诚然，公爵也有过胆怯与畏惧，但终于，他战胜爱惜虚浮声名、嫌弃下层妇女的小我，勇敢迈出了向昔日爱人赎罪的一步。从脸红姿态的刻画来看，中西两大文豪是多么偏爱那些人性未泯、童真仍在的角色啊。

而从看似庄严公正，其实庭长和检察官男盗女娼各怀鬼胎的法庭审案宣判，到外表陈设华美舒适、菜肴美味可口、氛围彬彬有礼轻松愉快，其实充斥虚伪罪恶、矫揉造作的将军家的宴会，从那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秋夜里，尚且不知已被抛弃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小名）苦苦追赶负心人的火车，到多年以后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监狱中与流放时由相互试探、怀疑而至敞开心胸、深层理解的多次见面……托翁挥动如椽之笔，将一个个对比鲜明、声色俱出的场面，进行生动且深刻的描绘传达，给予读者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心灵辩证法”

俄国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这样看待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这一论断对于《复活》尤其是作为贵族叛逆者、探索者的聂赫留朵夫，当然也是适用的。

在陪审法庭上，起初公爵害怕玛丝洛娃招供其少女时期被诱奸而后抛弃的事实，这种害怕的心情、自私的考虑，一度淹没了为玛丝洛娃鸣冤平反的正义感，何况是他自我的忏悔。但当他痛苦自剖，发现现在的“自己完全落入空虚、无聊、苟且、低下的生活罗网，看不见任何出路，甚至多半不想冲出这一罗网”，他不得不开始了自身艰难的“灵魂大扫除”。

“你已经尝试过自省和弃恶从善，可是毫无结果”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其实，魔鬼是他周围贵族阶层的代言人，代表着一种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他们不以压迫弱小者为罪恶，还要压制“从来如此就对吗”一类的质疑声音。

可是聂赫留朵夫意识中的上帝终究苏醒了。开始憎恶过去与现在之我，投向爱与良知的怀抱，以至不辞辛苦地为他同情怜悯的玛丝洛娃与众多囚犯奔走呼告，哪怕是要向自己厌倦鄙夷的政府官员求情也在所不惜。

为了摆脱地主身份的束缚，他决意将庄园的大量土地交到农民手中。彼时彼刻，心里的一个声音响起，要求他负起传承照看好家族产业的责任，对不会一直待在西伯利亚并需要养家糊口的未来可能未雨绸缪……可经过内心斗争，他很快明白，不能向这些借口屈服后退。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一个人的心灵的全部情况……艺术是显微镜，艺术家用以观照自己的心灵的秘密，并向人们表现这些为大家共有的秘密”。他正是这样善于写出人物心理的过程流变、巨大转折与矛盾斗争，从而探索人类的灵魂深处。

有时，这些心理刻绘，不可避免地伴随作家的大段议论。在20世纪初的英美小说家、评论家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看来，作家在作品中不应该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轻易照见人物的所思所想，这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但正如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名著《小说修辞学》中揭示的那样，对“讲述”与“呈现”两种叙述姿态本身应该并无轩轾。通过娴熟巧妙的小说修辞，作家让读者接受道德评价与是非判断，正是一种彰显文学的社会价值、关系世道人心的重要写作方式，不应受到任何的歧视或轻忽。

实际上，《复活》与托翁的其他作品一样，承载着“不以暴力抗恶”“追求道德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主题。它们不仅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成为万千读者心目中艺术的结晶，而且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必能与日月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