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神之女的故事（土地与神祇江永）

水神之女的故事（土地与神祇江永）胡美月读三朝书。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朱凡 摄。从柳子庙所在的永州市区继续南下，到达湖南、广西两省交界，都庞、萌渚二岭脚下，就是唐宋以来的永明县之所在，1956年后因区划调整改为江永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座藏匿于崇山峻岭间的边陲小县突然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目光，因为这里发现了当今世界唯一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研究者称之为“女书”。“土地与神祇”专题自2019末启动，将呈现开放的形式，除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现场报道，也将约请一部分相关学人撰稿。在本文中，我们透过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探寻历史上江永这个偏远乡村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和信仰，并尝试回答在社会形态迥然不同的今天，失去了传统土壤的女书文化如何继续存在、传承？公元805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寄情幽泉怪石之间，写下了被后世称为《永州八记》的山水名篇，这个楚南夷狄之地因此得以扬名天下，而在他治下受惠的十

【编者按】

无论是按照现在的认识将其视为中华先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视作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神祇在中华的土地上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又无微不至。从依然保存至今的一部分民间信俗当中，也许能窥见有关中国人精神世界发展、演化的绘卷，也许还能触摸到其中埋藏着的一套、甚至多套解码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密码。

云影山光间隐隐绰绰的神祇与信俗，与正在渐渐忘记他们的我们，共同耕耘过中华的历史，也仍在继续共同耕耘着这片大地。

在澎湃新闻（thepaper）“土地与神祇”专题报道中，记者走进田野，穿越街巷，观察信俗、描摹仪轨，尝试发现日渐式微的民间信俗曾经怎样影响过我们祖先的历史、如何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以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又面临着怎样的转型与改造。

“土地与神祇”专题自2019末启动，将呈现开放的形式，除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现场报道，也将约请一部分相关学人撰稿。

在本文中，我们透过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探寻历史上江永这个偏远乡村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和信仰，并尝试回答在社会形态迥然不同的今天，失去了传统土壤的女书文化如何继续存在、传承？

公元805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寄情幽泉怪石之间，写下了被后世称为《永州八记》的山水名篇，这个楚南夷狄之地因此得以扬名天下，而在他治下受惠的十数个村庄至今仍然祀奉这位“柳子菩萨”。

从柳子庙所在的永州市区继续南下，到达湖南、广西两省交界，都庞、萌渚二岭脚下，就是唐宋以来的永明县之所在，1956年后因区划调整改为江永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座藏匿于崇山峻岭间的边陲小县突然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目光，因为这里发现了当今世界唯一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研究者称之为“女书”。

胡美月读三朝书。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朱凡 摄。

女书是流传在湖南江永县潇水流域的一种表音文字，记录的是当地的土话永明方言，字形呈菱形，基本用字约四百个，当地人称为“长脚字”、“蚊形字”或“蚂蚁字”。不同于男性文人精英的创作，当地农村底层女性用这种独特的文字书写她们的生命故事，在话语权被统治阶层男性所垄断的历史叙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被全世界听见的故事。

出于历史的偶然，几位从旧时代走出的风烛老人被学者们找到，让世人得以窥见正在消亡的女书世界仓促的背影。2004年9月，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已是94岁高龄的阳焕宜与世长辞，至此80年代发现的那批精通女书的老人皆已离世。但女书的历史并未就此尘封。

江永县城里的“千古之谜——女书”壁画。

如今，女书已经成为了江永的最为鲜明的文化符号。2002年由江永县委、县政府兴建的女书园是当地的主要景点之一，内有一座女书博物馆，与同样位于上江圩镇的火车站毗邻。2006年，女书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江永女书大酒店在紧邻县政府的永明北路上开门迎客，大堂里悬挂着女书文化的介绍图文，各类陈设和装饰物都印有女书文字，至今仍是全县最高档的酒店之一。

走在江永的大街小巷，很多商店招牌上都有汉字和女书两种文字，仿佛女书已经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当我们询问当地人是否了解女书时，得到的回答却往往是，“知道有个女书园，但不了解”，“外面的人对这个感兴趣，我们本地人不感兴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中国女书村。臧继贤 摄。

真正的问题或许是，三十多年来，江永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巨变，失去了传统土壤的女书文化如何继续存在？要回答女书往何处去，首先要寻找它的来处。在尚未远去的历史遗迹中，试着理解那个女书被书写、被吟唱、被分享的女性社会。

一、女书浮出水面

由江永县城向东北驱车10多公里，抵达悬有“中国女书村”字样的牌楼，便进入了女书岛风景区。一座朱红吊桥跨过永明河，通向四面环水的普美村（又称浦尾村），女书博物馆就坐落于此。村庄的尽头复又是连绵的群山。

环绕普美村的永明河。

1982年末，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在湖南南部进行民族文化调查期间，偶然寻访到了一份女书物件——一方写有何西静一生苦难经历的巾帕。这份女书作品是由上江圩乡（1995年撤乡建镇）的胡池珠在几十年前根据何西静的口述写成的，而胡池珠已经在1977年去世，根据她女儿提供的线索，宫哲兵辗转来到普美村，找到了胡池珠的结拜姊妹、当时已经88岁的高银仙老人，她的结拜姐妹中仍在世的义年华、唐宝珍也随即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学界与女书的缘分由此开始。

实际上，早在1954年前后，当时在江永县文化馆工作的周硕沂就从胡池珠处收集了一篇女书“蚊形字歌”（又叫“新华女子歌”），并将其收入1959年编写的《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稿）。但直到1983年宫哲兵撰写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女书才开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从而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江永女书文化村。

在晚年被作为女书传人发现之前，高银仙走过的一个江永普通农妇的人生，女书让从未进过学堂的她得以写下自己的经历：她出生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父母所生我六个，四个弟郎妹一个”；家中男孩皆早夭，只有她和妹妹长大成人，“四个弟郎落阴府，姊妹两个在世全”；父亲早逝，家境艰难，“从小焦枯多苦尽，一世为人不得欢”；21岁嫁到浦尾村，因家贫没有嫁妆傍身，“阿娘家贫无奈何，只箱应被到他乡”；婚后生育二女一子，大女儿在日军侵华时期惨死，儿子婚后又坚决与之分家，“一日三餐吃白饭，我去人家讨些汤”……

正如《蚊形字歌》所说：“新华女子读女书，不为当官不为名。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书诉苦情”。在人均寿命和生产力都相当低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村女性有太多的苦难值得倾诉：父母兄弟的早逝，不幸的婚姻生活，繁重的劳作和家务，生儿育女的艰辛或者求子不得的煎熬，难以维系的生计，家人生病时的忧心操劳，还有丈夫故去后的无处安身，年老体迈后遭到的羞辱和虐待……

江永当地有结拜姊妹的风俗，其中年龄相同、天资相若的称为“老同”、“老庚”，感情尤为亲厚。由于旧时代妇女裹小脚，无法下地劳作，便多了在楼上相伴而坐一边做女红一边吟诵女书的机会，这些妇女因而被称为“楼上女”。旧时的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是只限于未婚姑娘和刚完婚未生育“不落夫家”的少妇参加的节日，每人再带一些食物在野外聚餐，然后一起读纸读扇、比赛女红，六月天气最热的时候还有“吹凉节”，也是姐妹相聚的好机会。

在风雨如晦的生活中，与结拜姊妹共度的时光是其中难得的亮色，高银仙年轻时收到的一份结交书中写道：“我自心红自欢乐，难承姐娘真有心”；她老年时曾修书讲述七姊妹的友情，“四边妒咱好过日，仙洞佛境过时辰”；遭到儿媳病逝的打击，义年华写女书劝慰，高银仙在回信中写道：“听闻我身双流泪，妹娘起心解我愁”……电影《雪花与秘扇》中李冰冰和全智贤扮演的百合与雪花正是清代一对结拜的“老同”，她们彼此命运的连结和相互之间的情感牵绊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某种再现。

胡美月。

高银仙的二孙女胡美月今年56岁，是新一代的女书传承人之一。胡美月小时候，父母在田里做农活，奶奶则打理家务和照顾四个孙辈。蹒跚学步时，她不小心在灶膛边烫伤了手，日夜哭闹，奶奶便唱女歌哄劝，出门看到大公鸡，就唱“红鸡公，尾飘飘，三岁姑娘会唱歌。不是爹娘教会女，是女独自自聪明……”，远处看到大黄狗，就唱“黄狗崽，你在家，引入园，摘红花，一树红花摘不到，两朵双双一对媒……”这些儿歌信手拈来，充满天真意趣，曲调温柔动听，深深地吸引了年幼的胡美月。

她记得小时候奶奶和她的结拜姊妹们聚会的场景，“吃完中饭她们就会拿出女书唱啊读啊，（那种感情）跟现在比不了。某个姊妹生活中有了委屈，姊妹们就会商量，是不是要写女书记载。”那时候正值“文革”期间，她和其他姊妹的孩子一起在屋外玩耍，“如果看到戴红袖章的人来了，就要进屋报信，奶奶她们就会把女书藏起来。”

除了相互陪伴、劝慰，奶奶和她的姊妹们还会在一起读一些翻译自汉语唱本的女书故事，胡美月对此记忆犹新，比如《卖花女》讲一个农村女子为了生计去街上卖花，有钱人家的仆役见她美貌，强行把她带回去送给主人，卖花女宁死不屈，最后被打死；《三姑记》讲的是一户人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很富有，只有三女儿贫穷，被母亲看不起，后来三女儿的两个儿子都中了状元，母亲却落魄了乞讨到她家门口，两个外孙收留了她……“这些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古代的女性是怎么受苦、怎么生活的，同时也教导我们遇到事情应该怎么做。”等她大一些开始学写女书，奶奶给她选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梁祝姻缘》，“因为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不过，和奶奶那辈人通过吟唱和背诵来学习女书不同的是，胡美月上了学会写汉字，学习起来便容易得多了，也因此不能算作在传统生活环境中自然习得女书的自然传人。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后，胡美月一度中断了对女书的学习。直到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女书学者都成了高银仙家的座上宾，她一开始还觉得困惑，经常问他们，“这些有用吗？”学者们都说有用。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心中就埋下了传承女书的种子，1990年奶奶去世之后，种子便渐渐开始发芽。

修缮中的女书园。

2001年新年，胡美月回到娘家普美村探亲，一些年轻女孩请她教授女书，她就此在村子里开办了女书学堂，一开始只有五六个学生，就在她弟弟家中上课，后来上课地点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改到了村里的祠堂，2002年女书园建成后便顺理成章地搬了进去，从此她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近几年，女书园在暑假举办为期两周的女书文化培训班，她负责教授书写、吟唱和女红。

谈起奶奶和姊妹们的往事，胡美月充满了景仰和向往。但在她成长的时代，社会风俗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解放后，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但也要和男性一样下地劳动。女性有了外出的自由和便利，但过去那种对姊妹欢聚的珍视已经没有了。经过了“文革”的洗礼，坐歌堂、过庙节等习俗也从乡村生活中淡出了。不过，她对女书传承人这个身份还是很自豪的，送我们离开时，她用女书为我们写下“万里金花来同园”作为赠语，然后郑重地钤下“胡美月”和“银仙家传”两枚印章。

二、半个自然传人

2004年，季羡林在为女书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撰写的推荐书中写道：“目前只有一个半自然传人（阳焕宜1909年出生，何艳新1940年出生），濒临灭绝。”阳焕宜去世后，何艳新成了硕果仅存的半个自然传人。

河渊村。

何艳新居住的河渊村在普美村南面六七公里处，每天有两班公交车去江永县城，路程约15公里。村子掩映在山林田野之间，多为砖瓦民居，其中一些已经荒废。穿过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几番打听之后，才找到了何艳新的家。屋子十分狭窄，只有几件简单的桌椅，一面墙上贴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副她几年前写的女书：“吃亏是福，逍遥自在。”老人家头发灰白，齿牙摇落，但身板依旧硬朗挺拔。她说自己出生在民国二十八年（比身份证上写的1940年早一年），今年已经80岁，记性不好了，现在已经不再写女书，“女书是很悲的”。

何艳新手写的“吃亏是福，逍遥自在”和手绘的纹样。

河渊村是何艳新的出生地，她一岁半时，父亲被地主迫害致死，母亲带着她回到了田广洞村的娘家，靠着随嫁田的租金度日。何艳新的外家家境不错，外婆是上江圩乡潮水村人，未出嫁时和弟弟一起在家中学过汉字，写女书更是名声在外，是公认的“君子女”。何艳新五六岁时就跟着外婆学唱女歌，七八岁开始学写女字。外公是开明的读书人，对她也是宠爱有加。那时候外婆给她裹小脚，她哭闹不从，外公就偷偷给她小刀教她放开，外婆责怪他说将来外孙女嫁不出去怎么办，“外公说：‘时代变来变去的，说不定将来就变成了不裹脚的时代’，他果然说中了。”在外公外婆身边，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何艳新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尾声，她小时候曾和同村一大户人家的小女儿结老同，对方送来一对银镯子作为结拜的信物，可她见那女孩自己戴的是一对金手镯，便觉得不平。其实小孩子哪懂什么高下贵贱，“只是觉得黄的比白的好看”，外公于是给她买了一对鎏金的镯子，她便开心地戴上。然而没过多久，老同家中被划定为地主成分，命运急转直下，两人从此失散于历史的洪流中。

她还记得那时候参加传统婚礼的情形。按照习俗，女子都在冬天出嫁，出嫁前三天要在娘家坐歌堂，第一天叫愁屋，第二天是小歌堂，第三天是大歌堂。新娘带着凤冠坐在中间，十二个伴嫁女分坐两旁，昼夜歌唱，临行前新娘还要唱哭嫁歌和父母亲朋一一作别。娘家的女眷和结拜姊妹则要为新娘准备一份三朝书，在婚礼后的第三天带去夫家恭贺，称为“贺三朝”，收到的三朝书多，表示新娘子才华人品出众，男方村子里懂女书的妇女会翻开三朝书演唱。在这样的氛围中，女性们分享着各自的生命故事，从而成为一个相互理解、支持的社群，因此尽管只有少数人会写女字，但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都会唱女歌。

那时候，很多人慕名来请何艳新的外婆代写三朝书。外婆与来人交谈一阵，便提笔为其修书。三朝书开头往往是对新娘离家的不舍和对她婚后生活的祝福和规劝，之后便是诉说赠书人自己的悲苦。见外婆每次写都会落泪，年幼的她十分不解，“外婆明明是帮别人写，为什么自己要落泪？外婆说，‘她们很悲惨，女书是写给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们的。’”何艳新十岁时，有一次外婆写三朝书哭得无法自已，外公就让她帮外婆写，明明是稚童不识愁滋味，她却坚持说，“是我太笨了，所以不会哭。”

何艳新。

何艳新提到外婆时总是带着柔情，她说外婆的前半生都没有受苦，可是晚年却没能善终。外公去世后家境衰落，“大跃进”时期因粮食不足，儿子媳妇嫌她活得太长，她自杀被救下后，以85岁高龄改嫁，翌年便凄凉辞世。外婆去世时，何艳新根据习俗将她在世时写的和自己为她写的女书陪葬，即所谓的“人死书焚”，一方面希望逝者在阴间也能有女书相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其中的隐私流传于世。如果女书没有被学者发现，也许何艳新的女书历程也会就此划上句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学者前来寻访会女书的妇女时，何艳新要和丈夫一起养活六个孩子和二位老人，无暇他顾，刻意隐瞒了自己会女书的事实。台湾人类学者刘斐玟1993年在河渊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结识了何艳新，还与她和村里另一位妇女龙玉成为了结拜姐妹，即便如此，何艳新都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精熟女书。1994年，刘斐玟在新闻报道中读到她和阳焕宜一同被认定为女书自然传承人时，满心错愕与不解。原来，为了帮结拜姐妹龙玉维持织女书花带卖钱的生计，何艳新才时隔三十年重新提笔，同年年底，她也给这位正在美国写关于女书的博士论文的结拜姐妹寄去了两方亲手写的女书手帕，其中一幅写着：

珠笔落文帕头上，寄到国外相会身。看察妹娘千般行，步步高升胜过人。

妹娘聪明走四方，锦上添花永传名。……

然而直到十五年后她跟随何艳新去北京看望她受伤的儿子时，两人才有机会谈起这桩往事。何艳新先是调皮地开玩笑说，“要是我告诉了你，是不是我走到哪里你就会追到哪里啊？”而后又正色道：“当初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生活挺好的，我不愿意回忆悲伤的过去……”

因此，最早“发现”何艳新是女书传人的研究者并不是刘斐玟，而是日本语言学者远藤织枝。两年前从龙玉处听说她懂女书前来探问却遭到何艳新矢口否认后，远藤于1996年再次前来寻访。彼时何艳新的丈夫重病住院，远藤带着礼物和现金前去看望，受到一位外国教授如此郑重的对待，她的丈夫深感荣幸，所以当她开口询问何艳新是否懂女书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了真话，她会。这样一来，何艳新无法再否认了。另一方面，她当时的境地也正像那些女书中记录的女性一般悲凄，为疾病折磨的丈夫对她百般挑剔，医院阴森的氛围令她无法入睡，于是，她开始流着泪用女书写下自己的故事。

1997年11月，何艳新应远藤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却一直担心丈夫的病况，每夜都梦见丈夫死去。一天去寺院参观时，她求了一支签，签文是鲤鱼跃上陆地，何艳新心中感到不详，请求远藤第二天就让她回家。在她到家的当晚丈夫就去世了，她懊悔不已。2003年，清华大学的赵丽明教授邀请她去北京住了五个月，帮助编辑修订她此前编纂的中国女书合集，何艳新负责将现有的女书作品口头翻译成普通话，由学生轮流用电脑记录，长期从早到晚的翻译让她疲累不堪。雪上加霜的是，那一年非典爆发了，何艳新不再能够自由地在校园里行走，一日三餐都要依靠学生送到宿舍，她为这种非正常状态而担惊受怕；2011年，何艳新又去日本和中国台湾参加了女书的国际研讨会，可是一回来日本就发生了大地震和超级海啸，她至今心有余悸……

在她朴素的宇宙观中，这种种灾厄似乎都和她为女书奔走有关。 在2010年刘斐玟参与拍摄的纪录片《女书回生》中，远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1994年偶然遇到了何艳新，不能说我‘发现’了她，只是我‘遇见’她，也许因此影响了她的人生。……如果不是我鼓励她写女书的话，也许她能度过一个平静的人生。就这一点，我确实不知自己是否为她做了件好事。”

何艳新为远藤和刘斐玟写了很多女书，其中有她“从心里回忆出来的”旧时的女书作品，也有她为自己和外婆书写的自传，可她从不留存底本。有一次，刘斐玟说起计划写一本关于她和她的女书作品的书，到时候她就有自己的作品集了，何艳新却反问道：“我要了有什么用？”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2011年秋天，刘斐玟邀请她去台北观看即将完成的纪录片，两人一起前去当地的缘道观音庙参拜时，何艳新写了一首女书歌献给菩萨，另外抄写了一遍说要带回江永留作纪念：

来到台湾一礼拜，贵处游远看风光，来到祖师观音庙，烧香求佛保平安。

双脚跪下佛祖钱，求卦取签心自红，取出签文起眼看，佛祖保佑万年春。

三、花山上的姑婆神

当生命中的苦难太过承重，连姊妹们的体贴劝慰也无法纾解，农村妇女们最后的希望，就是寻求神灵的庇佑。在江永社下村的花山庙和相邻道县龙眼塘村的娘娘庙，妇女们会用女书写下自己的心事，在神前唱诵，祈求姑婆和龙母娘娘为她们显灵。

重建花山庙功德碑。

普美村与龙眼塘邻近，胡美月听奶奶说过和姊妹们二月初一去娘娘庙参拜的情形。仪式完成后，妇女们可以从神坛上领回一份用女书写在巾帕、折扇或宣纸上的祭祀文，带回家中摹写、学习，来年再来祭拜时带回，并添上自己新写的祈祷书。和普天之下妇女们的愿望一样，她们所求之事也多为早日生子、夫妻团聚、祛病消灾。高银仙的结拜姊妹唐宝珍（1912-1999）在世时曾为刘斐玟背诵从娘娘庙请回的一幅扇面上的文字：

龙眼塘娘本是显，孝敬香烟是福人，年年二月来一转，起眼望来闹热多。

龙眼塘娘本是显，道县永明来进香，面前来龙像春水，背底来龙像凤形……

为了我身为我动，二月初一求儿郎，我父出身零陵女，落入人家是姓陈。

一叫村名田广洞，养个女儿一位身，年年二月来一转，一二述请听我音。

今日得个红花女，再后来年要好心。

何艳新9岁时曾跟姑姑学过一首花山庙的祭祀歌，歌里的主人公是一名父母双亡的孤女，对于在人世间无枝可依的她而言，姑婆神就是她唯一的寄托：

自坐楼中无出气，把笔修书拜贵神。出身姓何焦枯女，父母身死没世传。

来到贵神好过日，日日想陪小姐身。前面戏台遮风水，坐落花山好颜容……

人人谢恩灵神好，保佑人民万年春。花山姑婆福修到，受尽香烟永传名。

道光年间，永明士人蒋云宽（1765-1822）的《近游杂缀》中记载了花山庙的来由：“层岭之麓又有花山，山开如花，故名。唐时谭氏二女如山采药蜕化，土人即山巅为祠，山多菪石，石隙透一小径，天然阶梯，竹树翳蔽，云雾翡蔚，每岁五月间多赛祠矣。”光绪年间县志中收录《花山行》一诗，有“居人有女剧情探，唤姊呼姨旧约寻。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之句。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对于歌扇的记述更为详尽：“……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也是女书最早的官方记载。

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原就包罗万象，是老百姓的“万神殿”，但花山姑婆的得道有其特殊性。与江永毗邻的恭城、江华等地也有未婚姊妹或结拜姊妹未在乡民之中显现神力而成仙的传说，宗教人类学研究者伦玉敏认为，这种颇具地域色彩的女神崇拜与当地的女性习俗是一致的，或许与历史上结拜姊妹相约逃婚、自杀抗婚的事迹有关。1994年版《道州志》曾载：

清末至民国初年……少女听老人或巫师传说，女人产后而死，血污地狱，冥间罚在桃源受罪，称“上桃源”；不嫁而死，芳身洁行，冥间则许“上花楼”享福，故解放前乡间有结盟姊妹相约自缢而死，酿成悲剧。《道州竹枝词》云：“无郎能解女儿愁，不嫁东风可自由。赢得结盟诸姊妹，焚香齐拜上花楼。”即指此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此事渐息。

不过，和在众多民间信仰中一样，人们相信神灵的真实存在，却往往不会追究其来龙去脉，只是希望通过虔诚的信奉获得庇佑。解放后，花山庙因年久失修毁去，直到2006年才重修。伦玉敏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重建的因缘是社下村村民谭全苟两次梦见两姑婆在树下躲雨，说自己无家可归，食宿无着，他将这个梦告诉了女书传承人何静华，两人随后一起号召大家捐款为姑婆修庙。

何静华（左），义凌姣（右）。

何静华是花山庙重建的关键人物之一。她1938年生在允山镇，小时候跟母亲和姨妈学习过几年女书，后来一度中断，在1980年代席卷而来的女书风潮中重又开始学习。1996年，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在一场意外中丧生，在老年丧子的巨痛中，她写下了《静华思逝儿》等女书作品，从此创作不辍。她不仅知道许多关于姑婆神的传说，在花山庙重建后，还时常去庙里为前来进香的人们写女书祭祀文。然而2016年的一次中风后，她一直半身不遂，花山庙这一刚刚恢复的传统便再也无以为继。

我们在何静华位于江永县城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老人家精神尚可，早早地准备好了她过去二十多年间创作的几十种女书作品供我们观览，其中就有一篇根据当地传说改写的《花山姑婆》。与官方文献相比，民间传说中增添了许多细节，例如姊妹二人飞升后托梦告诉父母其真身在灌阳（今广西灌阳县）某地，父母前去寻访将神像带回，几天后灌阳百姓又来将神像偷走，两姊妹又托梦劝慰父母：“女不离乡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真身虽在灌阳县，阴魂仍旧在花山”。历史上，江永和灌阳的确有“互偷”神像的习俗，而花山庙坍塌后很多人也认为姑婆去了灌阳，2006年重建时，姑婆塑像也是从灌阳定制的。

采访当天，或许是担心自己状态不佳，何静华还请了74岁的义凌姣老人来家中为我们演唱女歌。听我们说起想去探访花山庙，义凌姣热情地说自己会在第二天（九月初一）去拜姑婆，可以带我们同往。

社下村位于江永县城往西约四公里处，穿过村庄和农田，来到一处山林掩映间的平旷土地，就看到一排重建花山庙捐款的功德碑。碑后的一块大石头上镌有“花山廟”三个朱漆隶书大字，上方置有一座白瓷观音小像。秋日的阳光如细沙般从枝叶间泻下，山石之间隐然一小径，才可通人，拾级而上，确有时光不曾流逝之感。

重建后的花山庙外景。臧继贤 摄。

重建后的花山庙内景。

花山陡峭却不高，攀登不过几分钟，就到达了山顶，也就是花山庙的所在。重建后的花山庙规模很小，不过三四十平米，中间悬挂“花山庙”的匾额，两侧墙柱写着一幅相当“世俗”的对联：“花山仙境吸引天下游客，女书奇文凝聚寰宇宾朋。”我们到达时接近上午十点，庙堂内外已是香烟缭绕，约有十名男女老少或立或跪，还有人在庙前的空地上杀鸡祭神，神圣的气氛弥漫在山林之间……有老者听说我们从外地赶来参观，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们附近还有玉皇大帝庙，“七月七庙会，七月初六杀猪！”

姑婆神和土地公。

花山庙周围可以看到一些断石残碑，应当是旧址的遗存。庙堂由一座屏风隔成前后两间，屏风正面绘有谭氏姊妹坐化图，两侧写着“心诚则灵，有求必应”，左边是一张摆有香烛纸钱的长案，墙壁上书有何静华所写的《传承女书歌》，右边则放着几条长凳，供信众歇脚。屏风反面画着福禄寿三星，正对着大小姑婆神像，右侧则是一尊土地公公像。两姊妹面前放着很多小鞋子，据说前来求子的人可以拿一双回去，还愿时再带一双来放回。神龛前有一张案桌，上面放着一些时令水果、糕点，案桌下便是供信徒下拜的蒲团和燃烧香纸的火盆。

义凌姣老人和其他来参拜的信徒一样，十分虔诚地在姑婆神前焚烧香纸、祈祷跪拜，在完成所有仪式后，提出带我们在周围走走。她告诉我们，每逢初一十五，她如果有空就会来庙里，碰到有事走不开，就在家中祭拜。行至花山庙背后，她指着一片山坡说，这里原来长满了各种草药，只是今年干旱，都枯死了。庙堂右边有一间小屋，五月初十、十月初十庙会时会有信众在那里做斋饭……

有“神力”的树。

下山的路上，义凌姣告诉我们，她今天是来找姑婆问小儿子的姻缘，“我儿子人长得又高又漂亮，可是谈朋友谈一个不成功一个，所以我来问问姑婆，姑婆说：‘缘分还没有到。’没办法。”她还说，姑婆经常显灵，之前有个人不相信，在神前乱说话，结果回去就有重要的东西找不到了，后来到姑婆面前烧香道歉，回去后失物就重新出现了。她自己也曾经历过花山庙的神迹，“有一年我腿上发红点，到庙里来，就抱住下山路上的一棵树，说‘树子你帮不帮我啊？’，回去就再也没发过了。”她还说自己一生辛苦，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一直喜欢做好事，因为“天地有眼睛会看”。

如果说历史上的花山庙是女书活动的一个中心，今天的花山庙几乎已经褪尽了女书的色彩，实际上即使是在解放前，花山庙也同样对男性开放。对于像义凌姣这样的普通信众而言，姑婆神是亲切、灵验的保护神，让她坚持在艰难的人生中做出与人为善的道德选择。

四、如何打捞历史

在传统破碎、社会进步的今天，女书像是在历史长河中偶然泛起的涟漪，外面的人想要看到它的开始、它的故事和它的一切，但对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这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时代变迁，俯仰之间，多少曾经的生命形态已为陈迹。女书在濒临失传之际的被发现，的确是难得的幸事。然而消逝中的历史是难以名状的，因此，即便学者们殚精竭虑地想要抢救、挖掘女书，所得到的也不可能是它的本来面目。比如在过去，女书有口头和书面两种传统，哭嫁歌等女歌仅在口头流传，并不会形诸文字，因而也更具情感力量：何艳新和一些老人在为学者演唱哭嫁歌时，常常声泪俱下，令人动容。再比如，过去的女书作品都是匿名流传的，随着传统女性社区历经社会变革而消散，在今天已经不可复制。另外，靠着屈指可数的几位上了年纪的传人，来记录一项至少有着一两百年跨度的传统，错误和遗漏恐怕也在所难免……

刘忠华。

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女书的保护、开发就成为了一项前所未见的艰巨使命。目前担任江永县政协主席的刘忠华从事女书保护工作已有近二十年，对此深有感触，“女书是一种民间文化，但涉及到的学科是非常广的”。她还记得这项工作的缘起，2001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张爱国去普美村调研，随行的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80年代以来学者研究女书的情况，还去胡美月家中看她上女书传承课。这位县委书记是学古汉语出身的，一看之下便说，“这很不平常，以后可能整个江永县都要吃女书这碗饭。”调研结束后，张爱国随即安排专人负责女书工作，刘忠华的女书生涯就此开始。

那时候，高银仙、义年华、唐宝珍等八十年代被发现的自然传人都已去世，江永政府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保护期，只有奋起追赶，首先就是培养新一代女书传承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培养选拔体系，只有出生在女书传承区域、具备“读、写、说、唱”能力、了解女书传统习俗的女性才能申请成为女书传承人。

胡欣。

1988年出生在普美村的胡欣是目前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她从2000年开始跟胡美月学习女书，2006年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女书园工作，从售票员、讲解员一路成长为“江永女书形象大使”、“全国劳动模范”。上海世博会期间，胡欣创作了一幅写有100首女书民歌和100首唐诗的127米长卷，2016年还带着用女书书写的《世界人权宣言》参加了第七届联合国“中文日”，可以说是江永女书的明日之星。

女书园的婆王像。

不同于学者单纯的调查研究，江永政府还需要在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中寻找平衡，很多时候不得不对传统进行一些改造。花山庙此前并没有被纳入政府的保护计划，但在女书学堂前矗立着一尊婆王像，纪念的是女书的创造者（关于女书的来源有几种假设，学界没有定论）， 但也从姑婆神信仰汲取了灵感。

女书书法更是应展示女书文化的需要而诞生的一项新事物，原生态的女书是用硬笔书写的蝇头小字，而现在，结合了汉字书法技巧的女书书法已经成为了传承人的一项必备技能，也由此诞生了很多文创产品。胡欣的劳模工作室就位于女书大酒店一楼，里面陈设着很多她的书法作品，在我们进行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就有好几个人前来求字。

刘忠华听取过很多学者对女书保护的建议，她认为结拜姊妹、斗牛节、坐歌堂等习俗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单一性别的私密文化空间，女性得以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是女书传承的土壤，应该得到恢复。尽管政府十分重视，但习俗的恢复并非易事，因为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已经土崩瓦解，习俗也就无所附丽。例如当地虽然有一套与女书相关的婚俗，坐歌堂等仪式可以按照传统举行，然而生长在传统婚礼中的悲痛和凄苦却是今天无法也绝无必要复制的。近些年，江永恢复了斗牛节、结拜姊妹等活动，旨在打造女性主题旅游目的地。

由于没有当地人的自发参与，仅供游客体验的习俗多少有些流于表面。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不能转化成直接的经济利益，恐怕很难调动起当地人的积极性。2002年，江永县承办湘粤桂三省十县盘王节，刘忠华认为应该借机推出女书文化，县里紧急启动女书园建设，普美村的村民们踊跃义务投工，仅用七天时间就把村口到博物馆的路胚垫好。胡欣还记得当时全村出动日夜赶工的情形，连十四岁的她和更年幼的弟弟都去帮忙递过砖头瓦片，女书园终于按期完工。那年年底，村里摆了一场宴席，全村人一起吃饭庆祝，气氛非常热烈。但十几年过去了，村民们发现女书园带来的实际收益十分有限，不免有些失望。由于耕地少、工作机会匮乏，大部分村民都去了广东打工。

无论如何，今天的女书早已不是闭塞山村中不为人知的边缘文化，有赖于好莱坞大片《雪花与秘扇》、音乐家谭盾的交响乐作品《女书》等文艺作品的演绎，和《我们来了》、《天天向上》等流行综艺的推介，女书不仅进入了全球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多地被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所知晓。但是，为了被世人了解而进行了再造的女书，多大程度上还是历史上那些无名的伟大心灵在生活黑暗的深渊里创造出来彼此温暖的文字之灯？

女书园内陈设的太平天国女书铜币介绍。

或许，真正属于那个女性社会的女书终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但它所传达的那种女性智慧和情感力量值得被以各种形式一再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枚真假莫辨的太平天国女书铜币或许蕴含了某种真实：“天下妇女，姊妹一家。”

参考文献：

Liu Fei-wen，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赵丽明 主编，《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伦玉敏，《花山庙女神与“女书”文化》，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杨庆堃 著，范丽珠等 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刘忠华 主编，《闺中奇迹——中国女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