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著名篆刻家的篆刻特点（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
明清著名篆刻家的篆刻特点（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梁溪邹督学彦吉曰:今人之帖括不售 农贾不验 无所糊口 而又不能课声诗 作绘事 则托于印章为业者十而九。近取士之额日隘 士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 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清代是流派印学的繁荣期 篆刻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大发展。清初期 篆刻市场循续前制。清中以后 伴随着篆刻艺术高潮的又一次掀起 篆刻市场乘势而上 呈现出革新拓展的迅猛态势。(一)从业印人剧增 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明代中叶以来 鬻印者以徽籍为多 清代则扩大到全国各地 “从业”人数也大大增加 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职业印人何以急剧增加?周亮工《印人传》一语道出其中原委:
《扬州画舫录》
丁敬(1695~1765年) 擅长书画篆刻 开“浙派”先河 与蒋仁、黄易等并称“西泠八家” 且为“八家”之首。丁敬生性耿介清高 作品不轻易与人。志书说他“非性命之契 不能得其一字也”、“贵人求取刻印 辄吝不肯与”。(《清稗类钞·鉴赏类(二)》)丁敬不仅是清中期篆刻领军人物 更是其时刻印润格达到一定高度的代表 其印润格为“白镪十金 为镌一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 高于当时的书画家 其收入甚至超过当时的朝廷官员。丁敬篆刻作品润格的出现绝非偶然 它是当时篆刻市场发展繁盛的真实反映和有力见证。
一：篆刻市场发轫于明代中叶。
据周亮工《印人传》记载 汪道昆欣赏何震刻印 并向权贵友朋极力推荐 “于是主臣尽交蒯侯 遍历诸边塞 大将军而下 皆以得一印为荣 橐金且满” 何震因此走上“鬻印”道路 成为篆刻市场的开山鼻祖。其后 众多印人纷纷效法 挟篆刻之技游走四方 从而开创了五百年篆刻艺术市场。
清代是流派印学的繁荣期 篆刻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大发展。清初期 篆刻市场循续前制。清中以后 伴随着篆刻艺术高潮的又一次掀起 篆刻市场乘势而上 呈现出革新拓展的迅猛态势。
(一)从业印人剧增 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
明代中叶以来 鬻印者以徽籍为多 清代则扩大到全国各地 “从业”人数也大大增加 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职业印人何以急剧增加?周亮工《印人传》一语道出其中原委:
近取士之额日隘 士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 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
梁溪邹督学彦吉曰:今人之帖括不售 农贾不验 无所糊口 而又不能课声诗 作绘事 则托于印章为业者十而九。
据考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收录印人127人 其中科举不第转而工印者58人 占46% “刻印”成为当时文化人比较热门的职业选择之一!清初林皋以篆刻闻名 吴璟《宝砚斋印谱》序称:“少好六书之学 一见便得深意 挟其技游公卿间 所到车骑辐辏 门限为穿。”求印者蜂拥而至 踏破门槛 足见其盛。清中期陈鳣也写道:“吴孟举轻财好客 尝约交游中之挟一长、一技者 共卖艺 戏作《卖艺文》其中列卖印者。”
当时挟篆刻之技鬻印为生的印人非常多。据记载 清初至道光年间游艺全国的徽籍印人就有一百多人。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收录印人358人 作者涉及十余省81地。道光时冯承辉《国朝印识》辑录印人有三百余。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收录印人约两千人(自周亮工至黄士陵)。收录的多是足可名留青史的印人 若将一般水平的全部统计 应该不会少于两三千人 其中许多人是靠鬻印谋生的。明末朱继祚在《石鼓斋印鼎》序中称:“今雪渔往矣 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全国人口总数约3.13亿。因此 有数千名篆刻家集聚在几个重点地区 人员比率不算低。经济的因素吸引印人打破地域界限 向富庶地区集中 并逐渐形成社会职业阶层。他们提供大量的印章“产品” 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求 造就了篆刻市场的空前繁荣。
(二)篆刻的社会化趋势明显 印人身份构成多样化
清代篆刻社会化趋势明显 参与面扩大 已不仅仅是文人的雅兴 更成为朝野庶士和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喜好的艺术形式之一。明代印人的身份构成相对单一 清代则扩大到各个阶层 官员、文人、商贾、书画家、隐士、僧道、医生、塾师、学子、工匠等几乎无所不包 且层次提高。如《飞鸿堂印人传》中 具有举人、官员身份的就占到20%左右 且46%以上的印人曾参加过科考。
印人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层次的提高 一是提高了印人和篆刻的社会地位 二是提升了篆刻的艺术水准、经济价值 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级 三是印人具有了基本生活来源 为维持创作提供了保障 保持了其艺术独立性。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曾记 上司赐以四金令卑为皂隶的沈世改刻“纤媚”风格的印章 沈不但不从 反而磨去印文 辞而不受。文人骨气是一方面 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 上司主动付钱让属下刻印 充分表明了篆刻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对印人的尊重!
清中以后 布衣身份的印人比例明显增加 折射出印章的商品化和印人的职业化程度提高 篆刻市场发达 篆刻艺术更趋独立。晚清傅轼指出:“自明中叶 吴中文氏倡刻灯光冻……四百年来 遂为士夫专门之学 与书画等重。”印人的被尊重 篆刻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的被重视 促进了篆刻的发展和艺术门类的独立。
(三)印章的需求市场进一步扩大
清代 印章被不断赋予新的职能 应用范围日益扩展 受众面拓宽 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领域。
1.收藏家和书画家的需求。据统计 清初以来著名的文献家有一千五百余人 知名金石学家有424人(据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他们多拥有数目可观的鉴藏章 如周亮工就有一千五百多方。清代书画家众多 他们的用印更为丰富。如郑板桥有常用印一百三十余方 钱松曾为胡震刻印七十余方 吴让之曾为吴云刻印四十余方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四百五十余人。梁章钜《吉安室书录》收录顺治至道光间书画家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据称 当时仅聚集扬州的书画家就有两千多人 他们的用印需求 构成了巨大篆刻市场。
2.社会上层的需求。皇家和官员也刻有大量印章。叶铭《广印人传》记载 高宗南巡 浙江按察使王霖刻“古稀天子”印进呈 受到赏识 声价顿增 官宦、名流争相重金求印。雍正印玺有二百余方 乾隆置印多达一千五百余方。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请许容刻印四百二十余方。吴大澂欣赏王石经篆刻 以厚润求刻“恒轩藏石”等两印(《吴愙斋尺牍》)。官、富身份兼具的汪启淑刻印数千方。许多富商如马曰璐兄弟等也热衷篆刻。当时 采取游幕形式为官员、富贾刻印 已经成为印人谋取经济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3.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作为凭信功能的私印用量最大。清初郑旼《拜经斋日记》自述 三个月中有13天为人刻印 约有二十余方 并说:“留卜臣楼头少话 致印章润笔 少济饥渴。”所涉及索印者如卜臣等 多为各阶层人士或平民百姓。因此 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抱怨:“粟吏贩夫以及党逆仇正辈 或以金钱 或恃显贵 人人可入镌矣。”“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 奉为天宝 可恨甚矣。”语虽偏激 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印章的广泛需求和喜好。
(四)印章收藏市场空前繁荣
清季 印章收藏盛行 收藏范围也从明代以古印为主拓宽为古今并重。清周在延《赖古堂印谱》跋云:“(周亮工)患难中汉玉、老冻尽伴画、墨、书、箑 转易饘粥 长安传四卖诗 印章其一也。”高凤翰购藏秦汉、明清印各五千余方 可谓宏富。蒋仁购得梁千秋所刻“兰生而芳”印刻跋文:“广陵市上得此印 凡书画得意之作钤之 或曰千秋侍姬韩约素代作。”周亮工《印人传》记到:“后从他所购得(顾昕印)百余方 乃大胜吴儿所藏。”王澍序沈凤《谦斋印谱》云:“客有以秦汉印三千来者 凡民开箧大喜跃 穷日夜悉谱之。”一次买印三千方 出手不凡!梁巘曾先后购藏姜炜篆刻数十方。汪启淑藏印达数万方。陈介祺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 专门建造“万印楼”藏之。清朱枫《印徵》序记:“儿子家濂 宦游之余……购得古印百方。”晚清叶德辉也说:“余友黄君吉园 癖好古印 先后收得吴中故家所藏秦汉玺印数千 以贫故鬻去。此等事例比比皆是。吴让之治印逾万 吴云《晋铜鼓斋印存序》称:“让翁治印甚伙 但一经兵燹 一经窃贼 所余不多。”其“饥思煮石”印款刻“让翁自用 窃者无耻” 连窃贼都惦记 也可窥见当时藏印热度。笔者仅抽取清代38部印谱统计 存印达46925方 这些印章不外自刻(摹印)和收藏两种 其中虽有交叉重复者 但数目之大堪称壮观。
清代 古印的价格相当不菲。董洵《多野斋印说》记载其朋友购买秦九字小玺印:“吾友洪疏谷复以百二十金得之。”张廷济详细记述自己嘉、道年间购印价格:“宋桂州驮番司新朱记五两;金姜村商酒务记十两;元万户之印四两;元管军总管府印十两;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项子京(铜印)一两;曹溶(玉印)五百文;孝升(玉印)五两;红药山房收藏私印(乌木)一两;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瓷印)四两。”(沈慧兴《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看张廷济的金石生活》)黄易在题《王莲湖铜印谱》中也写到:“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易初得十余 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 为印五百四十 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 吴氏物居多 易力薄 留小匣 趣王刺史莲湖购大椟。”索价之高 连为官济宁同知的黄易都感叹“力薄”不支。
王懿荣得到“日庚都萃车马”烙马巨印 手题“丙申七月以白金六百两购得易州裴君”。王镇远《剑气箫心》记 龚自珍于道光五年(1825年)以五百金加宋拓《汉娄寿碑》购得汉婕妤玉印。白银500两 超过一品京官的年俸!光绪时何昆玉集《簠斋藏古玉印》序记载:“尔时尚有汉铜孔褒私印一事 以其索值太昂 非百金不可得 至今惜之。”晚清刘鹗壬寅日记曾谈到购王懿荣藏印:“迂道翰甫(懿荣子)家议定汉印六百方千二百金” 平均二两一方。
二：与明代篆刻市场相比 清代在承续、巩固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拓展。
(一)篆刻“商品”的品类不断丰富
1.闲章功能扩大开发。
内容形式的丰富 增强了印章的社会适应性 提高了收藏价值 从客观上刺激了篆刻“消费群体”的扩大和使用者拥有数量的增加。印文“无语不能入印矣” 从内容上既有斋馆印、别号印 又有吉语成语印、诗词警句印、肖形印等 抑或记述生年、概述生平印等 繁杂多样 使用广泛。其中 按指定内容创作印谱是一个创举 如汪启淑事先确定内容 然后请人篆刻辑为《飞鸿堂印谱》 还有刻制诗词文赋成为完整一套 如《滕王阁序印谱》《二十四诗品印谱》等 功能已纯粹定格为欣赏品。《续印人传》记载 梁巘欣赏姜炜篆刻 求其刻制了大量的印章:“求镌名号印几十方……去岁往姑苏由江宁 于市上购得七方 珍藏之 盖若宝也。”这里至少向我们透露两点信息:一是这七方印估计是闲章;二是印章尤其是闲章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已经很普遍。
2.边款艺术进一步成熟。
印款不仅为篆刻家提供了尽情抒发才情、展示才华的介质 而且精美的文辞、不同的书体加上精湛的刻工 无疑增添了印章的观赏性和“附加值” 也迎合了“消费者”悦目怡情的心理需求 从另一方面“给力”篆刻市场。因此 吴大澂在求王石经刻印时还特意嘱咐:“倘得尊书边款数字尤幸。”
3.印材更加丰富 印钮雕刻不断开发。
清季 青田、寿山、昌化石全面使用 涌现出潘子和、谢奕、杨璇、周彬等无数印钮雕刻名家。篆刻与精美的印石、精湛的雕刻完美结合 增强了印章的美感 成为篆刻艺术的新“卖点” 也提高了印章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周亮工说:“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 患难以来 尽卖钱糊口 买者欲得吾冻耳。”说明了印章、印石收藏中的一种现象。
4.印谱出版空前繁荣。
印人出版并销售印谱获利成为篆刻市场的衍生品。韩天衡估计清代印谱至少有千余部(册) 包括集古印、摹印和时人印等。印谱买卖始于明代 明《顾氏集古印谱》册首钤一木戳称“每部六卷计白金十两” 甘旸《集古印正》也标明“计六册 每部纹银三钱”。胡正言《印存初集》二册 钤记“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周亮工《印人传》曾记 他到苏州搜集清初印人顾昕的印谱 虽然只有数十方印拓 藏者却“非百金不可”。陈介祺帮助族弟陈佩纲将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北京王懿荣等人代销 以助生活所需。魏锡曾在毛西堂拓制《西泠六家印谱》序中称:“(印谱)素自宝爱 往时朱芑孙愿以二百金相易。”出价之高令人咂舌。
(二)市场“营销形式”探索创新
沿袭明代 清代印人介入市场的形式不外家中“坐商”、集市“练摊”、“游幕”等。清中以前以“游幕”形式较为普遍 清中晚期印人制订润格“明码标价”市场化操作卖印 则是革命性的创新。
1.“游幕”形式。
印章的实用性特征明显 这就决定了其走向市场的形式具有独特性 交易多为供需双方直接完成 不像书画多数摆在店里买卖。同时 由于文人篆刻家羞于谈钱 更放不下架子“练摊” 加之官宦、富贾也乐于采取这种延请的方式 以示崇文尚雅 因此 “游幕”就成为印人的最佳选择 既能解决生计又不失“面子”。历官巡抚、总督的毕沅好士重才 热衷金石篆刻 将许多印人待为上宾 记载说他“人有一艺之长 必驰币聘请 唯恐不来 来则厚资给之”(洪亮吉《书毕宫保遗事》)。杞县令李继烈延请吴熙住府中两年 为其刻印六百余方 辑为《金石红文》印谱行世。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所刊3498方印 也是巨资请各地印人历时31年完成的。印人周芬家贫无以为生 住汪启淑家数载 得观汪氏所藏 技艺大进。钟延瑛序《时和园印存》云:“青雷印亦殊工 第以艺游诸王府 不暇为人镌。”游幕足以满足朱青雷的生计 也就不愿再为其他人刻印了。切玉家汪皜臣颇得黄东厓赏识 不仅出资延请刻印 还“赠以妾”作为奖掖。大盐商马曰琯兄弟建造“小玲珑山馆”供书画家、印人常住 书画治印 诗酒酬唱。邓石如等也是以“游幕”的形式谋取衣食之资 游食四方。晚清 社会环境改变 依附“权贵”生存越来越难 加之篆刻日趋商品化 篆刻市场日趋规范 印人的“游幕”活动也就逐渐式微。“游幕”形式因为幕主承担衣食或助以资费 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营销”形式。
2.制订“润格”明码标价。
篆刻润格的出现意义非凡 是清代印人史无前例的创新!是篆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另外 清代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等形式相继出现 营销形式进一步丰富。
书画市场唐宋即有 而书画润格最迟明代中期出现 文徵明、唐寅等均有书画润格见于史籍。但是 篆刻润格清初才初露端倪。《丛书集成》陈继儒《妮古录》记载 清初万寿祺篆刻润格为“刻篆:石五钱 金铜一两五钱 玉二两”。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记录。清中以后 印人制订润格卖印逐渐成为常态。后来发展到委托笺扇庄“挂单”代销作品 用广告的形式宣传推销作品 以及“题襟馆”、“西泠印社”推介卖印等 均表明印人和篆刻已经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市场 篆刻市场逐渐规范完善。
通过篆刻润格和史料 我们发现 清初至晚清左右 印章的价格高于书画!一是古印高于古书画;二是印人润格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据《清内务府档案》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前后购明人画作 戴进《夏景山水轴》七钱 林良的《芦雁轴》三两五钱。而张廷济嘉、道年间购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清初万寿祺润格是“石五钱 金铜一两五钱 玉二两”。另外 从丁敬与郑板桥润格的比较、上司以四金让沈世刻印、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等 均可看出印价高于书画。黄易“梦华馆印”边款记:“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 可谓投其所好 挥汗作此 不自知其苦也。”以恽南田扇面换取黄易一印 虽为文人间雅好 也折射出印章在世人心目中的价值。
另外 清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刻印等形式逐渐出现 篆刻营销形式更加丰富 对此将另文述及。
(三)市场范围扩大 辐射全国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刻印者358人 其中170人明确籍贯:浙江有18地42人;安徽有10地34人;江苏27地66人;山东五地五人;直隶三地四人;河北(旗人)三地四人;湖广江西三地三人;福建五地五人;辽宁两地两人;云南两人;河南、山西各一人(沈慧兴《飞鸿堂印谱》简考)。按当时所谓“汉地18省”看 作者几乎遍布全国。明代篆刻市场主要集中在南京、扬州一带。至清 这种格局随着流派印的繁盛而发生变化 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且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市场中心。
1.以扬州为中心的苏沪地区。
扬州的艺术市场非常繁荣 郑板桥《行书扬州杂记卷》曾记 其与金农、李鱓、高翔等“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 少亦数百金”。由于扬州地区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 在此鬻印的印人之多前所未有。清初印人程邃居扬州鬻艺近四十年。其后 林皋移居常熟 创“虞山派”从者无数 名家有近百人。林皋与汪关、沈世和等过从 经常往来扬州鬻印。汪关父子名满朝野 其子宏度“尤风流 自命得钱不为人奏刀 必散之粉黛 散尽冀复得钱 始为人作” 挥金如土的不羁风范被周亮工记在了《印人传》中。清代中叶 有高凤翰、汪士慎、巴慰祖、胡唐等人。汪士慎以卖画、卖印为生。胡唐当时被称为“黄金一籯镌一字” 名气很大。而影响最大、最有“市场”的当属邓石如了 优良的“市场环境”吸引邓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九次盘桓扬州 成为他一生中创作和“鬻印”最重要的地方。活动在苏州的印人有顾苓、顾昕、杨龙石、郭麐等。顾昕家贫 鬻印为生。杨龙石《龙石道人印存》收历年鬻印所得三千余 卖印达到三千 既表明他的篆刻深受欢迎 也可看出市场的需求之大。如皋印人姜恭寿“生平不轻为人作印 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黄学圯《东皋印人传》卷上)。南京印人有姜炜等称名于时 其印常于市肆售卖。上海本埠印人不多 外来者占到90%以上 著名的主要有胡震、徐三庚、胡匊邻、杨大受等。其中徐三庚、胡匊邻等作为职业印人 市场“占有率”极高。徐三庚30岁前后挟技游历 鬻印为生 沪上名家蒲华、任颐、虚谷等人印章多出其手。据孙慰祖考证 晚清在上海鬻印的印人多达120人。
2.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
清中以前“皖派”雄踞天下 其后则以“浙派”为翘楚。明清篆刻家人数排名顺序为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等地。清中以后是“浙派”篆刻最辉煌的时期 “西泠八家”、赵之谦、吴昌硕等名家辈出。“西泠八家”中 丁敬以“白镪十金为镌一字”被载入印史 奚冈、赵之琛靠“鬻艺”为生。奚冈“以书币求画者不绝于户 估舶携之海外 皆悬金购之”(《墨林今话》卷五) 篆刻想必也在其中。赵之琛未入仕途 足不出户以金石书画自给自娱 一生有逾千枚印传世。从“八家”的身份看 除黄易、陈鸿寿为官吏 余皆布衣。当时索印者多为权贵、名士书画家 这些印不会都是白送 他们应该有鬻印的经历 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会有新的证据发现。丁柱、胡志仁等鬻印称名一时。《广印人传》称丁柱“卖篆(印章)市中 问奇者履常满”。胡志仁则藉印为八口衣食 非其意者 铒以重赀不能得其印。可见很有市场且收入丰厚!晚清 西泠印社创立 更是吸引各地印人前来 据称当时有逾千金石书画家鬻艺杭州 篆刻市场相当繁荣。
3.以潍城为中心的齐鲁地区。
齐鲁地区篆刻市场的特点在于印章收藏和印谱的出版。清至民初山东籍著名印人有一百多人 集中在潍城、胶州地区。主要有温如玉、张贞、张在辛、聂际茂、朱文震、冷印乾、桂馥等。潍城篆刻始于明末 时任知县的周亮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初安丘张贞曾学印于周亮工 张贞之子张在辛承家传 尤工小印 其时四方执金以求者 踵门不绝。张氏家族的张在戊、张在乙等也善篆刻 成为当时齐鲁印坛和篆刻市场的佼佼者。郑板桥知潍县时郭伟、谭云龙等受其影响 酷爱治印 颇有市场。潍县陈介祺花巨资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并专建“万印楼”集藏。在其倡导带动下 许多人热衷购藏古印 并出版了二十多部印谱。陈介祺还推介族弟陈佩纲为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刻印 并将其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王懿荣代销。潍县王石经称名于时 许多人重金求其刻印。吴大澂就曾从吉林官署以厚润托陈介祺求刻。潍城的艺术市场比较发达 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 他在潍县平均每年的墨润达三千金。4.岭南地区。清中叶 岭南篆刻迅速崛起 以印闻名或籍印为生的篆刻家有记载的不下百余人。谢景卿 一生鬻书画、篆刻为生 现存25册的《云隐印稿》存其鬻印所刻印章两千三百余方 是一位职业篆刻家。他还帮助黎简推介篆刻作品以解决“家食计”。徐三庚等曾经客粤治印鬻艺 使“浙派”和“皖派”篆刻艺术泽被岭南。余曼盦道光间客东莞张敬修可园 授徒、鬻印终老一生。鬻印最成功的当属晚清黄士陵 他在“末伎游食之民”印跋中述:“陵少遭寇扰 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 家贫落魄 无以为衣食计 溷迹市井十余年 旋复失业 湖海飘零 籍兹末伎以糊口。”他33岁移居广州 藉书印“末伎”为生。符子琴为其订润例 石章每字二钱 巨石五钱 牙、角、竹、木三钱 玉、晶、铜、瓷一两。生存的需要使他刻印量巨大 并由量而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成为晚清“四大家”之一。
清代徽籍印人众多 但由于他们大多外出游艺 在徽州却未形成市场规模 成为特殊的历史现象。京城的书画市场也相当繁荣 篆刻方面虽有如董洵等游京师卖印 但是篆刻市场却直至清末民初才发展起来 原因有待探究。
三：篆刻市场的主体是职业印人 其次是从事书画或其他职业的兼职印人 官员和家境殷实者一般不“鬻印”。
清季 鬻印或间接鬻印的印人不胜枚举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观念的制约 所见篆刻史料中 对此多是一笔带过 或者避而不谈 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
通观清代篆刻市场 丁敬只是创造了润格纪录 邓石如则完全依靠卖印游食一生 允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邓石如(1743~1805年) 安徽怀宁人。性廉介 “弱冠 孤露 即以刻石游” 以书刻自给 遍游山水。邓出身寒门 九岁辍学“采樵返饼饵 日以其赢以自给。(何绍基书《完白山人墓志铭》)。杨沂孙《完白山人印谱》序称“效其父为篆隶 摹其印卖诸市” 17岁就开始写字刻印谋生。他曾鬻刻至寿县 在梁巘书院前摆摊写字刻章。梁看见他的书法大赞:“其笔势浑鸷 余所不及 究其才力 可輘轹数百年钜公矣。”(穆孝天、许佳琼著《邓石如》)邓因此得识梁巘。后梁氏又将他推荐给金陵梅氏兄弟。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记道:“山人既至 举人以巴东故 为山人尽出所藏 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他在梅家断断续续住了八年 “学既成 梅氏益匮 不复能客山人 山人乃复如前 草履担簦 遍游名山水 以书刻自给”。在大约三十余年时间里 邓石如鬻书卖印足迹遍及苏皖江浙 结识了如曹文埴、毕沅、刘墉、王文治、钱坫等高官大儒 与他们订交来往 受益无穷 也收益颇丰(黄秀英、秦金根《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和影响》)。晚年 他回到故里 用鬻印的积累买良田40亩并建屋一栋 颐养天年。其子邓传密《东园还印图序稿》中称父亲:“刻印则惟壮年前后事 时情殷负米 徒以上世法书 不能博流俗所好 藉刻印取值。”显见 当时邓石如书名不显 是靠刻印谋生并藉此游历天下。
另一位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是巴慰祖。巴慰祖(1744~1793年) 字予藉 号莲舫 歙县渔梁人。巴氏家族为大盐商 在扬州有巨大的产业。《扬州画舫录》卷十记载 巴氏家族“来扬以盐荚起家 好游湖上 家有画舫”。画舫相当于现在的私人豪华游艇 巴家有“莲舟”、“莲舫”等数条画舫。少年时巴慰祖的父亲一直反对他刻印 认为百无一用。巴虽曾捐得候补中书虚官 由于他不善经生 终致晚年家道衰落。不想他却靠鬻印卖字收入颇丰 仍然衣食无虞。其晚年经历成为“鬻印”为生的成功典范和当时篆刻市场繁荣兴旺的最鲜活的例证(《徽州艺事》五)。
四：初步总结清代篆刻市场 有几个明显特点值得注意:
1.“鬻印”为生的印人众多 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职业阶层。
篆刻市场的繁荣 保障了印人的生存所需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 壮大了印人队伍 从而刺激、促进了篆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2.印人身份构成丰厚 层次提高。
身份的转变使得印人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晋身于文人、艺术家行列 从而导致了印人和篆刻艺术地位的提升 也促成篆刻逐步向独立的艺术门类发展。
3.篆刻价格高于书画。
清初至晚清前后 古印的价格高于古书画 印人的润格也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家。
4.印人润格出现 标志着印章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化操作 价格体制、市场机制初步形成 篆刻市场发育相对成熟。
5.印人生活状态优良。
为印人生存和创作以及保持艺术独立性提供了保障。钱泳记述:“至本朝顺治初 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 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年间 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 然余五六岁时 亦不过七八两 上者十余两。”(钱泳《履园丛话》)万寿祺刻三个石印能买约一石米(150斤) 刻一个玉印能买良田一亩。另外 从丁敬润格、沈世上司以“四金”命刻、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姜恭寿“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 以及邓石如、巴慰祖的经历和胡志仁籍印为八口衣食等记载看 清代名印人的收入相当可观 一般印人想必也有不低收入。否则 科举不利者也不会纷纷转而去工“图章”了!
文 | 陈岩
来源 | 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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