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变成什么样的大人了）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变成什么样的大人了）屏幕前的观众，也和他们一样默契。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说的，是20年前的那部电影。到了早晨，桂纶镁走出帐篷，面对着山，和陈柏霖站在一起，两人无声摇摆起了肩膀，如同《蓝色大门》他们在沙滩跳舞那一幕。整段露营生活，他们的动作和反应透露着充足的默契。见上桂纶镁的前几分钟，陈柏霖没头没脑地问，「哎，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桂纶镁迅速接上，「最后我们都没有变成自己讨厌的大人。」1今年上线的旅行综艺《极岛森林》里，一对好朋友——陈柏霖和桂纶镁再度重聚。
很难说，多年以前的我们闭上眼时，能否想象到自己现在的模样，但如今的我们重新合眼，一定能想起青春时期未曾被磨损时，最明亮和纯真的部分。20年过去了，再看《蓝色大门》，并非迷恋青春本身，而是让我们回忆起，十六七岁的我们是怎么期待未来的，丰沛的希望感后来是怎么消减的，从而审视和校准当下的生活。
文｜画眉
编辑｜姚璐
图｜《蓝色大门》（除特殊标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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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线的旅行综艺《极岛森林》里，一对好朋友——陈柏霖和桂纶镁再度重聚。
整段露营生活，他们的动作和反应透露着充足的默契。见上桂纶镁的前几分钟，陈柏霖没头没脑地问，「哎，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桂纶镁迅速接上，「最后我们都没有变成自己讨厌的大人。」
屏幕前的观众，也和他们一样默契。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说的，是20年前的那部电影。到了早晨，桂纶镁走出帐篷，面对着山，和陈柏霖站在一起，两人无声摇摆起了肩膀，如同《蓝色大门》他们在沙滩跳舞那一幕。
旅行临近结束，桂纶镁为陈柏霖准备了一个植物手环作为礼物，材料是她一路上采集的藤蔓。她特别用了一个夹链袋，吹了鼓鼓的气，把这个手链放进袋子，怕这个脆弱的手环被自己压坏。她把它比作她和陈柏霖在这20年的友谊，「像这样一个容易脆裂或消逝的东西，它是需要被细心呵护的，也有点像是这一段很难得的情谊，就是我想我们在这20年来，我们某部分都算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关系，才能让友情可以走得蛮长久的。」
桂纶镁和陈柏霖在综艺《极岛森林》中
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20年。今年9月20日，正是《蓝色大门》上映20周年的日子。
2002年，《蓝色大门》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初次亮相，并提名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它上映后获得了超过400万台币的票房，对于当时低迷的台湾影市来说，无疑是一份惊喜。2021年，台湾影评人协会选出「21世纪20部最佳台湾电影」，《蓝色大门》就位列其中。
鲜少人知道的是，当时导演易智言揣着这部作品去参加各种影展，总会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拍《蓝色大门》呢？」他们的语气像是在说，为什么不拍点更重要的东西？
在它之前的台湾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恋恋风尘》、《爱情万岁》等，大多是借由个体故事抒发对时势的慨叹，人被镶嵌在宏大的时代幕布之中。但《蓝色大门》仅仅讲述了高中女孩孟克柔人生中一个普通又特别的夏天，男生女生们「好像只是跑来跑去」，纠结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但这些小事在后来的20年间始终动人。
即使从未在大陆公映，通过漂流而来的盗版DVD和网络资源，大陆观众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蓝色大门》展示的是一种共通的青春经验，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初，它成为了两地观众心中一道轻轻的印痕。比如被无数观众记得的最后一幕戏，结束游泳比赛的张士豪，和孟克柔一起，蹲坐在公园的角落，一本正经地对那个夏天作出了总结：「好不甘心哦，整个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总会留下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电影开头，孟克柔和好朋友林月珍在玩一种想象未来的游戏：闭上眼睛，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某段光景。她们把想象未来的游戏定义为「飞」，林月珍是那种常常在飞的人，孟克柔不是。17岁的她对生活设下的考验有许多不解和疑惑，闭上眼睛，想象不到未来，只看到一片黑暗。但是，偶尔能被月珍带着一起飞翔，她就已经很满足。
她发现林月珍喜欢上了一个叫做张士豪的男生。因为害羞和胆怯，林月珍请求孟克柔帮忙牵线认识，却又临阵脱逃，导致张士豪误会林月珍根本不存在，反而对孟克柔渐渐产生好感。他用自己的秘密换来了孟克柔的坦白——她喜欢的人其实是月珍。
这是孟克柔心中最大的秘密。怀揣着它，她又恐惧又伤心，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是这样，不能理解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爱情把戏，只敢谨慎地藏在面具后和月珍拥抱。一遍遍尝试和男生亲吻，企图变得和别人一样。她没有那么受欢迎，是个游离在群体之外的边缘人，旁观着这个校园里发生的诸多故事，借着别人的热闹稍稍取暖。
林月珍和孟克柔
在那个夏天，善良又开朗的张士豪为孟克柔的震荡提供了一个温柔的承接。
听到孟克柔说出那个秘密时，张士豪没有把她认作怪人，而是邀请她来看他的游泳比赛，即使被放鸽子，也笑着打哈哈，「有点烂啦，还好你没来。」他帮助孟克柔正视自己，得不到结果的爱恋让他在最后红了眼睛，但仍然抱着稚气的希望，「如果你喜欢男生，一定要告诉我」。然后他骑车涌入人群，衬衫飞扬起来。
孟克柔羡慕张士豪的青春可以像水母一样纯净和透明，「如果你十七岁，你想的只是能不能上大学，不再是处男，尿尿可以一条直线的话，你该是多么幸福的小朋友啊。」但张士豪同样也有困惑。他不是那么热爱游泳，只是喜欢泡在水里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玩水会变成一种可怕的竞争。他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随便」，最大的秘密是尿尿时会分岔，像莲蓬头一样喷水。直到认识孟克柔，他才咂摸出苦涩的味道，了解到这世界还有许多跟他不一样的人，还存在许多不平等。
陈柏霖饰演的张士豪
和单纯的怀旧不同，《蓝色大门》不是自顾自地营造青春的纯净梦境，它让观众将目光投向自我，重新看见和捡拾成长中那些尴尬无措的体验。它没有那么痛楚和剧烈，但一个人总会在长大成人的节点，内心经受震荡，迎接一场属于自己的小小风暴。
电影在拍摄时使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长镜头，人物充分地占有画面。观众可以清晰地观察少年们被汗水打湿的发梢、被风吹起的衬衫角、闪躲的手、在面具之下的拥抱，完成一场对青春的观看。台北燥热的夏天里，轰天的蝉鸣和海岸边的风声有时甚至盖过了人物的对话，笔头与纸接触时沙沙作响，夜晚的游泳池被月光照得发亮，好像能闻到消毒水的气味。所有感官都被浸泡在那个漫长的夏日，这一生少有的怎么浪费也过不完的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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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的作品入选了「21世纪20部最佳台湾电影」，易智言发表感言时说，「当外人说《蓝色大门》很甜，我觉得孤独根本是苦。」
影片里有诸多重复的呓语。张士豪跟在孟克柔后面，反复问，「哈喽，那你为什么要我吻你？哈喽？」「你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意思嘛？」在拍《蓝色大门》前，导演易智言常常给麦当劳拍广告，他觉得，小孩子或是青少年说话的特色之一，是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件事，语言更丰富的意义反而得以浮现。
和张士豪理直气壮的复读不同，孟克柔的复读是沉默、缺乏勇气的，她不停地在体育馆的墙壁上写，「我是女生，我爱男生。」在体育馆，面对张士豪对她的一遍遍声讨，她只是用尽力气站立着，最后终于抵挡不住，跌坐到椅子上。他们都想在这样的重复中得到自我的确证，像对着洞壁呐喊，回返而来的，依然是少年单薄的声音。
孟克柔在体育馆墙上写自己的心事
易智言在1997年开始创作《蓝色大门》的剧本。大约在13岁时，他完成了性向的探索。但那个年代，他无法就此与外界沟通和求援，再加上内向的性格，从青春期开始，易智言感到边缘和寂寞。他把自我发现的过程、对成长的体认，交给了孟克柔和张士豪来呈现。
电影里那面写满学生心事的墙，是来自易智言的阅读经历。他看过一本书，里面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毕业生为了写论文，回到母校访问学妹，学妹带她去看同学们曾经在墙上写下的文字，大概的意思是，「为什么社会上不能容许像我们这样的人？」看到这个细节，易智言很惊讶，「这几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和灵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来表现年轻人走过青春，到此一游的心境呢？所以才有那面墙的出现。」
影片是可以品尝出孤独的苦涩的。林月珍收集了张士豪有关的物件，却连上前打招呼都感到胆怯，只能抱着双腿掉眼泪，「我是不是很没用？」孟妈妈告诉孟克柔，丈夫死后，自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接而望着漫漫黑夜，许久才闭上眼睛。得到答案的孟克柔，眼角湿湿的，和所有期盼长大成人、驱散青春期的无奈和不安的人一样，她也好想赶快看到「活过来」的那一天。
电影上映的第二年，易智言到拍摄地附中做交流。学生们问起，蓝色大门为什么是「蓝色」的？影片最后孟克柔提到妈妈和体育老师，是什么涵义？他说，请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给学生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好像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有意义……但是为什么它们一定要有意义？」
正身处青春的人，不会思考那些意义，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发呆、幻想，然后忙着跑来跑去实施它。他们不必学会珍惜，有权利将时光白白浪费在看似毫无意义的探索上，用生活透露给他们的那些可有可无的线索，勇敢地揣测自己的未来。
在那本电影同名书籍的扉页，易智言写道，「我们生命中，曾有某个夏天值得我们记忆，我们不会记得哪个政客的胡言乱语，不会记得谁是第三个上月球的太空人，然而我们会记得某个夏天，我们多么出乎意料地突然变成大人。」
和青春期相比，成人生活逐步丧失这些间歇和闲适，以至于失去了发现惊奇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节点正在被紧绷的教育模式提前，自由伸展的时间被压缩，一个百无聊赖的夏天变成了稀缺品。那些至今仍在重温《蓝色大门》的人，试图在电影的时光里，把那个夏天过一遍，再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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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大门》的拍摄时间，2000年，台湾影视正在实验性的摸索过程中，生机勃勃地探讨不同的生命话题。导演易智言承认，那段自由探索的时期，让他有机会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少年来当电影的主角。
拍摄《蓝色大门》时，桂纶镁只有17岁，读高二。遇到副导演的时候，她正在西门町捷运站的出口等捷运，因为和男朋友吵架，心情糟糕。那天她穿着篮球背心，头发乱乱的，脸很臭，却被副导演认为，这就是孟克柔。从小受到家庭周全保护的桂纶镁，是个单纯天真的乖乖小孩，听说要拍戏，很干脆地把照片和电话留给了他们。她是如此容易信任别人，易智言形容她，「从具象到抽象，从外在到内心，都非常干净。」
陈柏霖同样是在西门町被副导演看见的，那时他正在街边埋头吃冰。他比桂纶镁大几个月，在准备大学升学考试。即使对演戏一窍不通，他还是接受了邀请，理由朴素，只是想过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他害羞得要命，导演易智言第一次跟他面试、做访问，碰到回答不上的问题，他就笑，就躲，要溜到台下去。
在成为张士豪、孟克柔之前，他们跟着其他的角色候选人一起上了两个月的表演课，渐渐熟悉彼此。两人有天然的默契，常常同时做出一样的反应和动作。最后他们都得到了出演机会，成为了后来「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多年以后，陈柏霖和桂纶镁在诸多采访中讲起拍摄的细节，都提到导演易智言对他们的影响。面对两个同样在青春中摇摆的少年，比他们年长20岁的易智言给他们推荐了许多书籍和电影，提醒他们，「你要很诚实地面对你自己」。
片中有一场骑行的戏，桂纶镁骑着脚踏车，突然很想一直骑下去。于是她这么做了。剧组人员冲她呼喊，她也不肯停下来，就这么没有尽头地骑着。她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我才17岁，好像就是跟着所有的体制和期待去前进。孟克柔这个角色和易智言导演，打开了我对于人的认识，我好像之前都没有关于一个人既定的框架。因为这部电影我才开始问关于自己的问题。」
桂纶镁饰演的孟克柔
结束拍摄的那天，她哭得伤心，不停地掉眼泪，害怕这辈子再也遇不到这些相处了几个月的好朋友。共同度过的夏天很快结束了。离开剧组，桂纶镁回高中继续完成学业，考上了淡江大学的法文系。大三那年，她前往法国留学了一年。在法国，她读波伏娃，和同学们讨论自己的存在，思考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
她和陈柏霖都选择了继续做演员，但找来的大部分片约，都要求他们骑单车、演高中生。为了摆脱既定的框架，21岁那年，陈柏霖选择离开台湾，去香港拍摄《千机变2》，「其实真的很不想去，但是逼自己一定要去。」听不懂粤语，难以适应电影工业的快节奏，他抽了人生的第一支烟。那时候他对自己很失望。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明明最讨厌爸爸抽烟，还因此吼过爸爸，说以后绝不会变得像他一样。
再后来，他去日本发展，有时候白天拍戏，晚上给别人画插画，学乐器、旅行，逼迫自己学语言和当地文化。用他的话说，这20年是用「探险」的心态在工作，像一场持续良久的游学。他慢慢接纳了生活的跳跃和随机，努力消减自我厌恶和怀疑。
2012年，29岁的桂纶镁因为作品《女朋友，男朋友》成为金马影后。同年，陈柏霖通过《我可能不会爱你》拿下第47届金钟奖视帝。两个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桂纶镁描述这些年二人的关系，是「并肩走在夜里」，共享恐惧与幸福。
由于《蓝色大门》的烙印实在太深刻，在公开的场合，导演易智言绕不开的问题是，和陈柏霖、桂纶镁是否还有联系？还有没有再一次合作的可能？他在个人主页上做过一次回应：「这几年怕见到他们，因为充满躲债的歉疚，感觉像生了孩子没有养都丢给保姆。」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在他看来，他们三个人已经是家人的关系，如果真的要为家人做一个东西，必须要好，要真诚，这需要时间。
这20年，易智言也走得十分辛苦。《蓝色大门》后，他的作品屈指可数，不超过4部。最近一部作品《废弃之城》花费了他12年的时间准备和制作，经历了合伙人散伙、母亲病重、向公众宣告出柜，剥离掉电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所有。这部动画电影，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少年的故事，是易智言坚持发出的属于「局外人」的声音。
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废弃之城》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颁奖嘉宾正是桂纶镁和陈柏霖，易智言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们在舞台侧边注视他。桂纶镁甚至因为心情激动，快站不住，牵起了陈柏霖的手。三个人在台上深深拥抱。
2018年，《蓝色大门》的取景地——台北师大附中的游泳池即将拆除。作为对泳池的告别，师大附中在蓝色的泳池底部放置了幕布，露天放映了一场《蓝色大门》。那天，易智言、陈柏霖、桂纶镁三人又聚在一起。他们穿着校服，跺脚跳舞，重演了一次两人在片中用鞋子踩毁情书的场景。「17年后回到这里，感动得像个孩子一样，情绪也暗涌着无法言喻。也许……我们真的留下了一些什么了吧。」陈柏霖这么回忆道。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有幸看到，20年后，离开那扇蓝色大门的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大人，并为此长舒一口气。还好，他们都还在诚恳地创作和表达，没有丢失年少的朋友，还在热烈生活。20年前的每个细节都有一个令人慰藉的回音。
2018年，易智言、桂纶镁、陈柏霖在「泳池放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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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束在孟克柔的一段独白——
「小士，看着你的花衬衫飘远，我在想，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开朗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吧。于是，我似乎看到多年以后，你站在一扇蓝色的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是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见你。」
画面里，孟克柔和张士豪骑着车互相追逐，像两只滑翔的小鸟，树影扫在他们脸上，直到他们彻底被树影和人群淹没。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这也是易智言借由影片，向新世纪成长在流行文化与爱情神话中的年轻人发出的疑问——离开了旧时代的管控，面对自己的人生，新一代会有更多掌控权吗？他们能够充分地发展自我吗？
研究者们认为《蓝色大门》开启了台湾的「新青春电影时期」， 在它之后，涌现了一批相似主题的电影，《盛夏光年》、《渺渺》、《九降风》等等，它们很少关照现实，没有审视和反思现代文明的野心，抛弃了宏大叙事，主题大多是探求、成长、认知的唤醒。导演杨德昌曾经说过，「台湾只有青春片和非青春片。」也许出于殖民记忆的烙印，台湾电影里，总是存在大量少年视角，他们迷惘、无措，常在黑暗中突然呐喊，想要找到自己的坐标。
《蓝色大门》的后来者把青春拍得愈加清新明亮、细腻动人，有些影视作品甚至彻底断开和成人世界的勾连，日复一日地重复小而美的青春诗歌。这一电影风潮蔓延到了大陆，改变了大陆青春电影的走向。2012年前后，大陆开始频繁出现以校园为叙事空间的青春电影，这同样是《蓝色大门》带来的余震。
但「清新怀旧」的电影风格生命力并不持久，它很快被人们所腻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台湾电影对青春的讨论出现了新的走向，它拥有了更沉痛的命题。
电影《女朋友，男朋友》就是如此，它将叙事线延长，让观众眼睁睁看着拥有热烈青春的三个少年，如何步入压抑克制的中年时代。还是学生时，阿仁就常和女朋友美宝说着自己不羁的憧憬，怎样怎样之后，我们就自由了。但是这自由迟迟不来，长大后的阿仁做了拥有权力的人的女婿，美宝成了他的情人，看着他唯唯诺诺地游走在家庭和美宝之间，尽是谄媚和卑微。阿仁最终被好朋友打醒，「这就是你说的自由？」
《阳光普照》里，大学生阿豪看似轻描淡写地面对家庭的巨变，却藏着热烈难忍的苦闷，在一个深夜把自己炸开，从高楼跃下。他的青春没有暗处和水缸，只有普照的刺眼的阳光。《同学麦娜丝》则讲述了四个交好的高中同学，如何分别与青春背离，成为负担不起房贷的保险业务员、憋屈的户口普查员、老实巴交的殡葬店老板、在电影梦和政途之间犹疑的小导演，生活时而落寞，时而风光。
这些电影把目光放在人在脱离青春期以后，和现实世界相撞的痛苦。
当我们感慨成长的酷烈时，也要承认青春的消逝并非有罪。和童年一样，青春以及青春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概念。一个青少年要被改造成文明的成人，势必要经过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述的过程——「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正如易智言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人过日子，不像电影一样，常有个戏剧化的分水岭，真实的生活是纠结缠绵、重复着折磨、不断地犯错。」
作家朱天心在小说《古都》里这么回忆自己的年少时光，「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候的树……存活得特别高大特别绿，像赤道雨林的家。」无数创作者书写过青春，大抵是因为人在成年期以后总会不自禁地回顾自己的来处，以此辨明未来可以继续往何处去。
当被问及《蓝色大门》这部影片要和怎样的年龄段的人对话，易智言曾说，「我的确希望不同的人看，带走不同的东西。17、18岁的小朋友看了，我并没有为成长提供任何答案，但希望至少能提供一些方法，让他们能够诚实、善良、直接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我希望年龄大一点的人看了，会想起大家都曾是17岁，他们会感动，会唤起他们最纯粹、最简单、最阳光的对话。」
很难说，多年以前的我们闭上眼时，能否想象到自己现在的模样，但如今的我们重新合眼，一定能想起青春时期未曾被磨损时，最明亮和纯真的部分。20年过去了，再看《蓝色大门》，并非迷恋青春本身，而是让我们回忆起，十六七岁的我们是怎么期待未来的，丰沛的希望感后来是怎么消减的，从而审视和校准当下的生活。
像学生时期的某个夏天一样，即使多么珍惜，青春总是难以避免地、不甘心地就流失，但是那句朝向自己的叩问会因为影像而被永恒地留下、反复地诵念：如今作为大人的我们，是否还能保留纯真的期待和那部分珍贵的自我？我们真正地走出了青春期布下的浓雾，理解和接纳自己了吗？我们成为我们曾经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