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古代文学录音课：110系庆 中文学人

袁行霈古代文学录音课：110系庆 中文学人图六：袁行霈和导师林庚先生袁行霈：第一代学者，像游先生他们，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他们做学问不像现在这样，急急忙忙挣工分似的。林庚先生，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帅”。不仅外表气质很帅，他的著作，从《中国文学简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漫话》，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儿。“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来的概念，话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总能让人信服。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有时候手提一个草篮子来上课，就是家庭妇女买菜的那种篮子，用来装书，但是他提着别有一种名士的派头。林先生讲诗讲得激动起来，喜欢伸出右手的食指说：“真是好啊！”他一说好，你再去读，发现就是好！我毕业以后跟着林庚先生一起做《中国历代诗歌选》，我负责初盛唐诗歌，他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好，一定要选。这诗里有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恰好可以概括林先生的人格。林先生

图四：1958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文专业54级师生毕业合影于文史楼旁

（前排左起：吴组缃、高名凯、周祖谟、游国恩、袁家骅、杨晦、魏建功、林庚、章廷谦、钱学熙、王瑶、季镇淮、林焘、甘世福、吴小如；二排左起：冯锺芸）

袁行霈：一年级就上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高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他讲课旁征博引，发的讲义后来出版了，厚厚一大本。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先生讲文学史，浦江清先生讲作品选，都非常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离骚”两个字的讲法，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讲他自己的见解。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到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点，他会唱昆曲，讲到元明戏曲时，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给大家唱一段。

我听过五门语言学的课，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你们现在没这福气了（笑）。王力先生的讲稿好像是毛笔写的，课讲完了书也就出版了。袁家骅先生把各地的民歌、谚语用国际音标标出来，教我们说各地方言，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粤语故事叫《无尾鼠》。另外还有几门课，我感觉很受益。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开的“东方文学史”，余真、曹靖华两位先生开的“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李赋宁先生开的“西洋文学史”，使我眼界大开。还有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合开的“中国通史”，给了我史学的视角，这对我研究中国文学史很有帮助。

入学第一学期，我的成绩并不好，有两个4分（5分制），一门是高先生的“语言学概论”，另一门是游先生的“文学史”（笑）。我记得有一道题考《诗经》的人民性，老师讲了三条，我只答出来两条，第三条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过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就门门5分了，当时讲究当“全优生”，这很不容易的，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文学史得4分（笑）。院系调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老师和学生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上课很重要，课下自学读书也很重要，要钻图书馆，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藏书。学文学史，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跟着课程读大量的作品，不读作品白搭。当年向达先生做图书馆馆长，允许青年教师进书库，在那儿一天到晚不出来都行，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拣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古今中外，中文、历史、哲学，其乐无穷，受益匪浅。为什么后来我要在大雅堂建汉学图书馆呢？就是这个原因。

图五：2010年袁行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庆典上发言

程苏东：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陈贻焮先生、褚斌杰先生、周先慎先生、费振刚先生和您是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你们在“文革”前读书、留校，并在“文革”后迅速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葛晓音老师、程郁缀老师、夏晓虹老师、张鸣老师、孟二冬老师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文革”后进入北大学习、工作，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而他们培养的七零后和八零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您受教于林先生等第一代学者，与第二代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与私人友谊，又见证了第三代学者的成长，您觉得他们的气质和学术风格有哪些特点？对于更年轻的一代学者，您又有哪些期待？

袁行霈：第一代学者，像游先生他们，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他们做学问不像现在这样，急急忙忙挣工分似的。林庚先生，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帅”。不仅外表气质很帅，他的著作，从《中国文学简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漫话》，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儿。“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来的概念，话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总能让人信服。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有时候手提一个草篮子来上课，就是家庭妇女买菜的那种篮子，用来装书，但是他提着别有一种名士的派头。林先生讲诗讲得激动起来，喜欢伸出右手的食指说：“真是好啊！”他一说好，你再去读，发现就是好！我毕业以后跟着林庚先生一起做《中国历代诗歌选》，我负责初盛唐诗歌，他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好，一定要选。这诗里有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恰好可以概括林先生的人格。林先生就是一位无心可猜的、透明的人。

图六：袁行霈和导师林庚先生

吴组缃先生讲课也很精彩，他的讲稿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吴先生讲《红楼梦》，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进行分析，深受欢迎。吴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经验很丰富，常把他的人生经验穿插到课堂上。我们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可以跟林先生说，也可以在吴先生面前说，他会拿他的经验来给你化解。

王瑶先生颇有名士派头，他常常叼着烟斗，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烟特别香，骑自行车时一路飘香。我没上过他的课，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参加过陶渊明的研讨会，还一起到安徽参加过李白的研讨会，而且总是住同一间客房。晚上躺在床上海聊，所谓“对床夜话”，有时聊到东方既白，话题总离不开学问，得益匪浅。

图七：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与同事、学生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王瑶、三为吴组缃）

第二代学者，陈贻焮先生是我的师兄，“大师兄”的称呼是我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说话很直，容易动感情。他有什么研究心得，或者写了诗，会跑到我这儿说说，或者一块出去，到四季青人民公社一带散步，一边走一边听他谈论。他写的关于李商隐的论文中，许多观点我都有幸先听他讲过。禇斌杰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评传》。他性格很开朗，是一个可爱得不得了的人。你没听过他的笑声，爆发式的。他后来的学术成果也是爆发式的，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

我毕业之后曾经带学生到煤矿半工半读，还曾下放农村劳动，也曾去过五七干校，做过矿工、木工、高炉工、铸工。当矿工时有一次下到最深的“七道巷”，那层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时都弯着腰干活。所以我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很容易跟劳动人民交上朋友。读书，做学问，是断断续续的。“文革”结束后重新拾起来接着做。可以说我们是“焊接”过的一代，是改革开放政策把我们给“焊接”起来的。

第三代学者，因为“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想拼命把时间追回来。比如葛晓音老师没念完大学就分到农场劳动了。幸亏陈贻焮先生把她带出来，陈先生在我面前老夸奖她。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砥砺前行的一代”。

你们年轻这一代是赶上好时候了，可谓“得天独厚的一代”。梁启超写过一个横幅：“无负今日”，借用他的话，我叮嘱你们：“无负今日”啊！

图八：袁行霈旧照（2014）

程苏东：上世纪70年代，您在北大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多门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可是您最初发表的学术成果，如《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却主要集中在文言小说的研究，在今天学科分类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具备这种学术格局的学者已经非常少见了。您当时为何会对文言小说的研究产生兴趣？最终又为何选定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作为您终身致力的研究方向？

袁行霈：其实在写《山海经》论文以前，我已经在做中国诗歌的研究了，之前讲过白居易，讲过中国文学史，参加过《魏晋南北朝文学参考资料》《中国历代诗歌选》的编写，也发表过几篇论文。我们家有一部传下来的《山海经》，郝懿行笺疏的，巾箱本，有插图，挺好玩，小时候当小人书看。“文革”中我又把这部书拿出来看，渐渐就研究起来了，随后写了《山海经初探》，还请教了顾颉刚先生，投给《中华文史论丛》，被采用了，发表在第七期。紧跟着又写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发表在《文史》第四辑，都在1979年。当时我们教研室有位侯忠义老师，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我约他一起研究文言小说，孙楷第先生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说我们来编一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吧。我做了一头一尾，再加上中间的唐代，其他部分由他完成。同时我的诗歌研究也还在继续，和文言小说研究并行不悖。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出版了，文章也发表了，我觉得这方面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深入挖掘，它毕竟不能引领整个文学史的研究。我就不再做了，专做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