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贡派唐卡的主要特点：早期噶当派唐卡

热贡派唐卡的主要特点：早期噶当派唐卡图2这幅可能为12世纪的阿底峡绘像为藏地早期祖师绘像与帕拉风格绘像代表。主尊阿底峡头戴班智达帽，身着印度式的僧袍居于中；两侧上方漂浮着乘载着二僧人绘像的神龛，其身份可能为阿底峡的上师。相较于晚期的祖师绘像，早期的人物形象仅以简节线条做描绘，用色与装饰也较为简单朴素。这幅作品可以见到典型帕拉元素的使用，如最典型的五彩镶嵌边框与头光，成层状的背座结构，与背座上方由摩羯鱼尾部延伸由下至上缩小的圆形卷饰。由于对于无上瑜伽密法抱持着更为审慎的态度，噶当派唐卡中少见双身佛与忿怒尊的形象，其以《真实集》（Tattvasamgraha）作为其密法修行主体，而使其主题多围绕在如来，释迦摩尼，观音、文殊或是尊胜佛母。噶当派唐卡的最直接的辨识方式仍是参照其祖师谱系。在后弘期新兴派系中，上师的地位由于密法的兴盛而被特别强调。尽管噶当派相对于噶举与萨迦派更重视显宗经文的研习，然在其绘画中上师传承谱系亦在噶当派唐卡中

噶当派实为后弘期一系列承袭阿底峡大师（982-1054）与其弟子仲敦巴（1005-1064）教法的新兴佛教派系的统称，以重视经典著称。阿底峡大师为西藏后弘期关键人物，其原为东印度超戒寺住持，应当时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古格-普兰王国王室邀请前往藏西传法，尔后再应卫藏仲敦巴邀请迁居卫藏。阿底峡入藏后对当时藏地紊乱的僧院系统，经文典籍乃至于修行方式进行了梳理与规范化，进而形成体系。噶当派即为承袭这一传承的各僧院系统的统称，主要构成来自于阿底峡-仲敦巴之弟子及其分支。其为后弘期各教派中最早成型者，然而并非特指单一组织或是传承谱系的派系。噶当派于后弘期早期曾一度盛行于藏中与藏西各个区域，后因噶举派与萨迦派的兴起而式微，然而许多噶举与萨迦派的早期上师皆曾在噶当派寺院中学习过，而后期的格鲁派则宣称其乃源自噶当派教法，进而逐渐将当时残存的噶当派各分支吸纳至其中，而所谓的噶当派也因此并入了格鲁派。

可以追溯到的噶当派唐卡多为受到东印度帕拉美学影响的藏帕风格（Sherri Style）。在阿底峡进入卫藏弘法之后，阿底峡的故乡东印度地区即成为藏中地区寺院求法的首选，两地交流日盛，而源自于东印度帕拉的美学传统亦因此受到当时供养人（委托人）的喜爱，并在噶当僧院系统中兴盛。根据16世纪西藏史学家巴俄祖拉陈瓦在阿底峡传记的记载，于阿底峡在卫藏的九年期间曾经多次的向其祖寺超戒寺委托制作艺术品。事实上，现今学术界与收藏界仍然在用噶当巴（Kadam-pa）一词来泛指藏帕风格唐卡。然而，尽管帕拉-藏帕风格广被噶当派寺院所特别偏好，此种风格亦同时被噶举派众派系，萨迦派所采用。因此将藏帕风格直接与噶当派做出连结并不是精确的说法。

图1 绿度母唐卡 阿底峡与仲敦巴绘像 12世纪 西藏

由于对于无上瑜伽密法抱持着更为审慎的态度，噶当派唐卡中少见双身佛与忿怒尊的形象，其以《真实集》（Tattvasamgraha）作为其密法修行主体，而使其主题多围绕在如来，释迦摩尼，观音、文殊或是尊胜佛母。噶当派唐卡的最直接的辨识方式仍是参照其祖师谱系。在后弘期新兴派系中，上师的地位由于密法的兴盛而被特别强调。尽管噶当派相对于噶举与萨迦派更重视显宗经文的研习，然在其绘画中上师传承谱系亦在噶当派唐卡中出现，特别是该派的传承源头阿底峡与仲敦巴的形象。此二尊者的形象皆非常形象化而得以辨识，阿底峡的形象多以头戴班智达帽，身着南亚形式的僧袍的僧人形象显现，而仲敦巴则多为一身着藏式青年俗人形象伴随着阿底峡绘像出现。图1即为一幅早期噶当派绿度母唐卡中出现的阿底峡师徒二人形象。

图2 阿底峡绘像 12世纪 西藏

图2这幅可能为12世纪的阿底峡绘像为藏地早期祖师绘像与帕拉风格绘像代表。主尊阿底峡头戴班智达帽，身着印度式的僧袍居于中；两侧上方漂浮着乘载着二僧人绘像的神龛，其身份可能为阿底峡的上师。相较于晚期的祖师绘像，早期的人物形象仅以简节线条做描绘，用色与装饰也较为简单朴素。这幅作品可以见到典型帕拉元素的使用，如最典型的五彩镶嵌边框与头光，成层状的背座结构，与背座上方由摩羯鱼尾部延伸由下至上缩小的圆形卷饰。

图3 绿度母唐卡 12世纪 西藏

图3这幅非常著名的绿度母唐卡是早期藏帕风格艺术的代表作，并在学术圈已有广泛的讨论。其表现结合了绿度母两种主要形象：即救八难绿度母（Ashtamahabhaya）与担木度母（Khadiravani，度母之一）。绿度母崇拜与其教法在前弘期初年传入西藏。其主尊置于如圆拱型山窟神龛中，两侧上方可以见到两个马蹄形小神龛，其各有一角隐于主尊神龛之后，即为前文图1与图2所描绘的阿底峡与仲敦巴。上方横列绘有五方佛；两侧横列的八尊度母化现，展现了其救难形象；在主尊神龛背后则可见到森林描绘，隐喻着柚木森林场景。

本幅唐卡附有铭文，是早期唐卡中少数能判断其年代与出处的作品之一。西方学者包含S.Kossack，J.C.Singer，与D.Jackson都有提出过可能的判断。依据其所载铭文，笔者倾向接受D.Jackson较为保守的看法，而认为此幅唐卡应绘于1150年至1175年间（S.Kossack与J.C.Singer提出的年代为11世纪下半叶，源自第一座噶当派寺院——热振寺）。

图4 绿度母 12世纪早期 东印度地区

主尊绿度母的形象可以参照一幅源自东印度的帕拉书卷上的度母绘像作为对照（图4）。二者在色彩上皆以红色，金色与绿色为主。而相较于帕拉绘画中的度母形象，本幅绿度母唐卡的轮廓线较浅，而身体表现较为静态而较无表现身体扭转的张力。画作中的装饰元素呈现了典型的帕拉风格美学。度母与随侍菩萨所戴的多层三叶冠，冠上呈现三角形的珠宝，略呈角度的耳环，多层宝石镶嵌的头光，与边框上多彩宝石镶嵌等。背景里呈现彩色如水晶柱状的长条来表征山壁的岩石，亦为帕拉美学中常见的元素。在主尊的下方，其莲座由一浮出水面、装饰华丽的多节莲茎供起，其旁可见许多水生动物图样；在莲座下部两侧可见龙王那迦托举着莲座。有学者认为此种描绘场景更有可能出自于东印度，而因此本幅唐卡可能是由东印度工匠受西藏供养人委托所制作。

图5 释迦摩尼 12世纪 西藏

图5这幅释迦摩尼唐卡呈现典型早期藏帕风格神祇唐卡的格式。其中最显著的特色为背景中的听法眷属菩萨群像，其交层排列的方式为早期藏帕风格唐卡的特色。主尊释迦摩尼具有宽额头，眉毛呈弯月而间距较小，五官较为分散。其四肢略显粗壮，神情显得肃穆宁静，与产自于东印度地区的帕拉风格佛造像有着显著的不同。两侧随侍菩萨身着藏帕风格中常见的短裤裙，两腿伸直而未有弯曲，为早期藏帕风格常见的随侍菩萨之表现形式。

图6 噶当派双上师唐卡 12世纪晚期 西藏

图7 上师像（可能是噶当派）12世纪末13世纪初

（2018纽约苏富比春拍拍品Lot 920）

帕拉美学在藏地上师唐卡中的运用于12世纪下半叶已逐渐成熟并格式化，可以归纳出具体的风格特色并有大量相似的作品案例出现。由图6与图7（这张唐卡即将于2018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上拍）中的噶当上师唐卡可见典型的藏地藏帕风格上师唐卡的样貌。这两幅唐卡均可被推断其归属于噶当派寺院，其在祖师谱系中可见身着印度僧服、戴着班智达帽的阿底峡与俗人服饰的仲敦巴。但缺乏其他相关佐证，目前也很难具体判断其身份。另外，图7所呈现的谱系中也可见到印度大成就者与藏地僧侣绘像，主尊上师两旁有随侍菩萨伴其左右。其双腿略微弯曲，并与主尊及其背座呈前后排列。

随侍菩萨的概念用于祖师绘像，乃借用原本佛陀或是神祇绘像的表现（如图5），用以彰显所绘祖师的无上灵性地位，但实际上这种表现并不常见。二者有着严谨的棋格式布局，主尊，祖师谱系，次要神祇，保护神与供养人的位置有着大体的确认；装饰上以红色和金色为主，蓝色和绿色为点缀的用色偏好，背景呈现深蓝色，而色彩使用上较前期更为繁复多变；边框与头光边上镶有五彩宝石、背座上部两侧半隐藏于头光的卷纹装饰等，皆为藏帕风格的特色。在这两幅作品中，供养者采取了许多原用于描绘神祇的元素在上师唐卡中，以表达对其教派上师的崇敬，如偶像化的人物造型，弓眼，所结的说法印，脚掌上的法轮，彩虹背光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