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心理（在性压抑和孤独中垂死挣扎）

小县城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心理（在性压抑和孤独中垂死挣扎）幸好，在白雪梅为黄家生下一名男婴后，她的处境有所改善。于是，她找到机会与父母取得了联系。白雪梅遭受了黄德贵的关押、强奸，在一次次的反抗中，她遭受了黄家人的谩骂、甚至毒打。在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她被迫生活在一个陌生而野蛮的山村里，失去了自由。比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溺杀、丢弃女婴的现象；再比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妻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以及性别鉴定技术和流产技术的普及，普遍的选择性堕胎。最终，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例，进一步影响到了当下中国的性别平衡。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适龄年龄的男女比例失衡，让农村未婚男青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背锅侠”。电影《盲山》，讲述了一个叫白雪梅的大学毕业生，被人贩子拐骗至陕西的一个偏远山村，卖给一个40岁的农民黄德贵做老婆的故事。

图 | 香火不断的送子观音

中国人并不像世界上其他的种族那样重视来世，因为，我们更重视现世的生活，没有时间沉迷于对神的存在的思考。对于神，我们只关心其她灵不灵。所以，送子观音的香火是否旺盛，要取决于她能否赐予供奉她的人们一个男丁。

农耕文明的父权制度、父系家族的体系，决定了几千年来人类在生育时的强烈性别偏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又使得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进而，重男轻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进一步被放大。

于是，对男性的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溺杀、丢弃女婴的现象；再比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妻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以及性别鉴定技术和流产技术的普及，普遍的选择性堕胎。

最终，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例，进一步影响到了当下中国的性别平衡。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适龄年龄的男女比例失衡，让农村未婚男青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背锅侠”。

谁是“男性过剩”的受害者？

电影《盲山》，讲述了一个叫白雪梅的大学毕业生，被人贩子拐骗至陕西的一个偏远山村，卖给一个40岁的农民黄德贵做老婆的故事。

白雪梅遭受了黄德贵的关押、强奸，在一次次的反抗中，她遭受了黄家人的谩骂、甚至毒打。在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她被迫生活在一个陌生而野蛮的山村里，失去了自由。

幸好，在白雪梅为黄家生下一名男婴后，她的处境有所改善。于是，她找到机会与父母取得了联系。

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白雪梅得救。

影片中，为了重获自由，即使一次次被毒打，白雪梅也要不断寻找机会逃跑。白雪梅的故事之所以震撼我们的心灵，不光是因为白雪梅在绝境面前展现出的坚毅性格。更多的是因为，面对白雪梅不公的遭遇，这个封闭的山村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帮助她这个外来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村民们不但对白雪梅的遭遇视而不见，反而还帮助黄守贵对她进行严加看守。

面对白雪梅的不公命运，村民们展现出来的集体的自私和冷漠，以及当地官员和警察的渎职，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所揭露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然而，我们在对村民、当地官员和警察进行人性和道德层面进行批判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人性的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盲山》这部电影并非是编剧的凭空想象，它是有着现实的依据：

自2005年起，陕西省镇安县青铜关镇冷水河村就刮起一股贷款买媳妇之风，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先后有5批11人从千里之外的云南省买回了媳妇儿。

然而当第六批村民准备出山买媳妇时，突然发现村里买回的4名媳妇逃跑了……逃跑事件发生后，买妻农民宁可放弃地里农活，也要全家老少齐上阵“监视”留下的7个媳妇，因为贷款买妻风险太大了。

——摘自2006年《时代商报》

中国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媳妇儿荒”、“娶妻难”，这才是贩卖人口、买婚、逃婚等问题的背后的真正的凶手。

根据社会学家的统计，中国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贯穿于我们的历史。

长期以来，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总是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同龄的对象。于是，这部分在同龄人中找不到对象的男青年，就会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这就是“哥找妹”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婚姻挤压”。

男性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虽然，女性的初婚年龄也不断提前，但毕竟有个法定结婚年龄在那里摆着。于是，长此以往，未婚男青年就越积累越多。

在婚姻择偶的选择上，男性往往会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通常是“下向婚”，而女性则相反，通常是“上向婚”。

这样一来，处于最高阶层的男性和最低阶层的女性，则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而处在最低阶层的男性和最高阶层的女性存在成婚困难。于是，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的问题，成为了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出于自身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劣势，农村男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男性，成为了择偶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因此，我们在批评、痛恨黄德贵们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同时，也不要忽视，黄德贵们也正是“男性过剩”这个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

农村未婚男青年的现状

“我看，我这辈子注定要打光棍儿了！”

29岁的小李，是中国西北地区农村的一名未婚男青年。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步入婚姻生活，已近而立之年的小李却对自己未来能否“娶上媳妇儿”越来越悲观。

小李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本他们家的生活水平还说得过去，处于当地的平均水平。然而，十几年前父亲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失去了劳动能力，这使得小李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为了缓解家庭的困难，初中毕业后，小李就选择外出打工。

然而，勤劳朴素的品格，并没有让小李改变自己的生活。教育水平限制了小李的就业机会，可以供他选择的只有些危险、低等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原本，在外打工时小李谈过一个女朋友。但是，他们的爱情在谈婚论嫁时，最终无奈地止步于女方父母索要的高额彩礼。

每天早晨，小李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那双疲倦的眼睛，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在日渐黝黑的皮肤的衬托下，29岁的他，俨然已经活出了39岁的状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

小李渴望与人交往，尤其是与异性的交往。他渴望像言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与喜欢的女孩子谈恋爱，与她接吻、拥抱，与她一起生活。

这是一个男性的正常心理诉求，然而，他知道，实现自己这朴素的愿望，却比登天还难。

小李没有像其他工友那样，在闲暇时间看黄色录像，“打手枪”；也没有将自己的“第一次”交给性工作者；更没有与离异的女性、他人的妻子发生过不该有的关系。

他为了避免痛苦，选择尽量去压制自己对于性的欲望。

对于一个正常的男性来说，长期的性压抑是无比痛苦的。然而，比性压抑更让小李感到难熬的，是他内心的孤独感。

对于小李来说，最难捱的不是白天辛苦的工作，而是城市的漫漫长夜。在身体比较累的时候还行，他倒在床上就能睡着了。但是，小李更多的时候是睡不着，面对偌大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心中的苦闷，竟然找不到一个他觉得可以去的地方。

即使是这样，小李也不愿意回农村老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面对因为自己结婚难的问题而愁苦的父母，另一方面，他更不愿面对邻里对自己的婚事所谓的“关心”。

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结婚较早，超过某个年龄仍未结婚就会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这不仅仅是小李个人要面对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几千万未婚男青年群体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小李的婚姻问题，只是几千万未婚男青年的群体缩影。

小李，一个未满三十岁的未婚青年就对自己的婚姻如此悲观了，那么，三十几岁、四十岁的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悲观心理更是可见一斑。

其实，在大部分农村大龄男性心目中，婚姻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超过了社会预期的结婚年龄，却没有或不能结婚的状态，影响了他们对成婚的期待。这种影响转而让他们产生了适应单身，或接受不能结婚的心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逐渐适应或接受了自己结不了婚的现状。然而，他们内心却仍向往婚姻生活，对婚姻存在着渴望。

这种对婚姻生活可望而不可即的残酷现实，让他们对婚姻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却是无奈。

结语

在被问道“为什么你结不了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农村未婚男青年普遍会这样回答：是因为周围的女人太少；自己的长相太差，缺乏魅力；自己太害羞；找不到合适的女人；自己的健康问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低；自己过于挑剔；自己不够勤快等。

当你让他们说出一个没结婚的最根本原因时，大部分的人会说，是因为自己穷。

没错，是贫穷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除在婚姻之外，也把他们排除在对性的实践之外，更让他们在孤独之中痛苦地忍受煎熬。

究其根本，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既是性别失衡的受害者，也是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受害者。

因此，我们在道德层面批评“光棍村”买卖婚姻的现象，批评骗婚、批判光棍们酗酒、嫖娼、与他人妻子通奸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他们也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

在此基础上，2021年两会中汪鸿雁代表提出的“性别失衡突出，关注农村未婚男青年的诉求”，可谓是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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