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简介(入选教科书的李又然著译)
李又然简介(入选教科书的李又然著译)小学——保安保育院/1940年译《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译给保育院小同志们》讲义在课堂李又然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后一个“教育家”,是在他的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上——从“做”做起的。细数下来,从学龄前的幼教,以至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留学生,以至于成人教育、失学备考,等等,他都身体力行,语录频发,而且每遇大事件和大变革都有诗歌、散文、论文、译文、讲义诸多文字发表与教学实验履新,百年树人,桃李芬芳。其从教经历大致上包括:幼教——
【传媒故事类话题】文学即人学
——李又然
诗歌、散文
论文、译文
讲义在课堂
李又然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后一个“教育家”,是在他的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上——从“做”做起的。细数下来,从学龄前的幼教,以至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留学生,以至于成人教育、失学备考,等等,他都身体力行,语录频发,而且每遇大事件和大变革都有诗歌、散文、论文、译文、讲义诸多文字发表与教学实验履新,百年树人,桃李芬芳。其从教经历大致上包括:
幼教——
保安保育院/1940年译《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译给保育院小同志们》
小学——
延安儿童艺术学园/1940年作《给弟妹们——并给少年剧团小同志们》
中学——
苏州中学草桥初中部/1933年作《至少读活书》
合江省立联合中学/1946年作《光荣属于红军》
吉林省立吉北联合中学/1947年作《穿军装——给吉北联中参军同学们的信》
大学——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1939年作《关于名气》
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1940年译《国际家书》
鲁迅艺术文学院/1945年作《伟大的安慰者——纪念罗曼·罗兰先生》《吉普车》
哈尔滨大学/1946年作《“无食我苗”——读〈诗·魏风·硕鼠〉三章》
河北省怀来师范专科学校/1961年作《榜样也是无穷的——纪念焦裕禄同志》
研究生——
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50年作《白居易的〈卖炭翁〉》
留学生——
法兰西共和国里昂中法大学/1933年作《养老院》
成人教育——
星期文艺学园/1942年作《精读习惯和集体精神》
失学备考——
上海、慈溪/通讯图书馆/1945年作《勇敢是平安——纪念应修人、杨贤江》
毛泽东和萧三与小八路
《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 ——译给保育院小同志们》[苏联]佚名
李又然译苏联民间传说克力姆鞑靼人的故事。一位老年磨粉者叙述。
M·古斯多伐采 选辑
L·多斯得亚 审阅
里昂·梭卜荒夫 法译
李又然从去年十一期法文版《国际文学》重译
森林发声音。它发声音在雅衣拉山和石头上。森林发声音,这样响,人听不见人。森林发声音,而有人生活在森林中。是勇敢的人们。俄国人叫他们游击队。
它发声音,那森林,并且哭,并且叹息着。谁将说出它为什么叹息着?
不是本国的人踩踏我们的土地,浇血在我们的土地上,还要打我们的背脊。有谁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们要爽快地告诉你:那是坏人,是仇敌。一个勇敢的人,从火上把手伸给另一个勇敢的人。太阳要在黑夜也照耀,为了勇敢的人。为了勇敢的人,河要把水涨高。
听哟,女人,告你啊:我们就有一条河,一条小河⋯⋯听吧,从它身上没有什么好说的!然而下面就要讲到这条河怎样帮助了我们的孩子们。
游击队生活在森林中。那是勇敢的孩子们。你也许要问:为什么说他们是勇敢的孩子们。他们保卫了我们的土地。
他们退进森林里。
游击队过一种困难的生活,艰苦的生活。游击队没有面包。游击队能够说什么,向谁去诉说呢?向森林么?它不作声了,那森林⋯⋯
于是他们对那条河说:
——你瞎忙一通地流着,傻瓜!去告诉村庄:“游击队没有面包!” 河就去了,流到皮幼克·扬谷衣村庄,并且这么说:
——喂,老人们,游击队没有面包!
老人们开会了:
——怎么送去呢?人要杀死我们在路上。
——没有什么,河说,放面包在我身上。我有力气,没有什么。
就放在它身上,它就流回去了。
我不知道,没有看见⋯⋯要相信,游击队很有力地拥抱那面包。我不知道,没有看见⋯⋯要相信,游击队用手抚摸那条河。
后来游击队说:
——我们面包有了⋯⋯奶油有了⋯⋯但是没有武器!
河水就又流到村庄,并且这么说:
——喂,老人们,游击队没有武器!
便再交给它,它又带回去。后来游击队打仗⋯⋯血流得这样凶:雪躲进土地下。敌人奔跑,像那毛像毛刷的穴熊。只留下他们的气味:发息像那毛像毛刷的穴熊⋯⋯
土地清静了,用雪盖着自己。
游击队沿着河回来。只有一个不见了——亚克夫仑没回来。河带回他的帽子,可是一顶帽子,会给一位老父亲怎样的欢喜啊?
老人就说:
——为什么我的儿子不见了,我问你啊,给我带回儿子来!
这样,再一次,河水又流回去,带回那儿子。它带回他,摇他,轻轻放他在河岸。
老人把帽子戴在他儿子的头上,并且给他做好最后的住处。
——安息吧,我的孩子,安息在和平里,在温润的土地里⋯⋯
相关链接:萧三:《〈大众文艺〉编后记》本刊前身《文艺突击》曾出过六期,后因财力物力缺乏,停止一个时期,但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出版,尤其各工厂各机关的文艺小组,部队里的中级干部和许多文艺工作者,要求得迫切。这鼓动了我们,增加了继续出版的决心。和读者久别之后,现在本刊以新的面目出世了,——改名《大众文艺》,这是表示本刊以后要更名副其实地成为大众的文艺刊物。我们希望以后每月出版一期。
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会上讨论继续出版本刊问题时,理事们的意见,本刊除一般的大众的文艺杂志应有的任务外,还应该是对文艺小组及初学作家的一种带教育性的刊物。本刊所以有专论文艺小组的文字,有塞克对于歌词的基本原则的讲话,有雪苇的写作讲话⋯⋯除《写作讲话》雪苇允许以后每期继续下去外,其他如怎样读小说,写报告,作诗,怎样演戏,唱歌⋯⋯等问题,以后都要请名家写文章在本刊上发表。再则,我们在本刊将设文艺问题问答栏。请读者常提问题来。
本刊愿意尽量提拔新作家新人,尤其是工农大众及学生青年。文艺小组组员的作品也尽量择优登载。
本刊出版,正逢4月14日一个忌日——马雅可夫斯基死去十周年,我们因出特辑以纪念这位我们时代“最优秀最有才能的诗人”。
4月10日是列宁诞生之日。他是1870年生的,假如今天还活着,他整七十岁了,也不算老啊。译登马雅可夫斯基作的《与列宁同志谈话》,也就是借此纪念这位历史巨人,万民领袖的意思。
《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是一篇绝妙的民间文学。难道中国没有这种美的民间文艺吗?事在于我们热心,留心去采录。
附:此篇《大众文艺》编后记,被收入《萧三诗文集/译文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同时被周文子女当作其父文章编入《周文文集》第四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不可能如此一篇编后记由萧三、周文二人共同执笔;因与李又然合译而未在文中提名,此文执笔的可能性萧三大于周文。
译诗《与列宁同志谈话》全文载延安《大众文艺》(1940年第1卷第1期),署名为萧三、李又然合译;后载于哈尔滨《文学战线》(1949年第2卷第1期)。同期的《大众文艺》还载了李又然译苏联童话《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均初收于《马雅可夫斯基死去十周年特辑·大众文艺丛刊(1)》(1940年12月1日)。
《大众文艺》编后记节选自《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被收入《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出版社)时注释为“该刊于1940年4月15日创刊,前身为《文艺突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众文艺社编辑,萧三主编。该刊为半月刊,于1940年12月25日终刊。”
注:《河水怎样帮助游击队》童话,署名李又燃译,《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第1卷第1期。 《十日文萃》(桂林版)第2卷(新1卷)第1期(1940年7月7日)社长兼发行人郭沫若;编辑林仰山(林林)。 《马雅可夫斯基死去十周年特辑·大众文艺丛刊(1)》1940年12月1日。 《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艺术》(1941年7月5日)。
延安儿童图书馆
《给弟妹们 ——并给少年剧团全体小同志》看年纪,你们的“责任”是游戏。
但是你们,竟也已经受尽了民族的苦难。
你们中间,有的,不是还这样小,脸都需要妈妈或姊姊,亲手洗吗?
却也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过一条小溪。
你们用流亡,代替读地理;用参与世界的改造,代替读历史;用捉汉奸,代替捉小狗、小猫⋯⋯
儿童的足,应该踢毽子,跳绳去。 可也好像战马的蹄子,是踏着战场的了。
儿童时代,最劳苦的职责,至多也只应该是: 到野外青草地上去放羊,当心狼,黄昏归家。
但是你们所应该当心的,竟也是全民族的无比凶险的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一切警犬们了。
而整个中华民国,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了。
为你们,尤其是,有你们,这个家是一定要新生的。
走自己的路。
倘若有成年人,向你们讲那不负责任的话,你们就只当它是:船头水声的喧哗。
这喧哗的水声,一下就要落向船尾的沉默里去,消灭的,只要船呀,你挺进。
云彩在天空飞翔,如果它要向东飞,去太阳那里,谁能够吹一口气,吹它飞向西?
祝福了,万千千万的弟妹们。聪明!进步!快乐!爽朗!
1941,双十节于延安。
注:《给弟妹们——并且给“少年剧团”全体小同学》散文,署名:又然,《解放日报》1941年11月3日第四版。后被倪墨炎在《李又然的散文及其〈国际家书〉》文中引用,《散文世界》月刊1988年3月号。
相关链接:灰娃:《“你们用流亡,代替读地理”——李又然有一篇写我们的散文诗》延安的“文抗”,全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那里驻有艾青、萧军、丁玲、张仃、刘白羽等等一批作家。
他们建了一个“作家俱乐部”,是萧军“化缘”集了一点点钱,由张仃负责设计施工。那是在半山坡的一大间半成品的房子,极为粗简。张仃找了两位木匠,和他一同做。在极度贫困的边区,只能就地取材,利用一些树枝、牛毛毡、白土布之类,都是很原始的。
做了一些矮板凳,上面铺着牛毛毡,放在墙根,权当沙发。用白土布做窗幔。还用白土布围了一个高高的筒,留个进出口,里面放一个木台子,这是酒吧。在酒吧卖烧酒的,是萧军美丽的夫人王德芬。
采光很要紧,四周墙壁安装了壁灯。用农民筛面的箩做的。箩,是用约20公分高的木片围成一圈,一面的底部绷上细铜丝网。把这圆的箩从中间切开,成为半圆形,扣在墙壁上,里面放一个小油灯,灯光从细网透射出来,柔和朦胧,暖意融融。
俱乐部还有一亮点:正面墙上高处,悬挂着“文抗”的会徽: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间有一把钥匙,意指文艺家是普罗米修斯人间盗取光明,很是摩登。
在延安,这可是文艺家、文化人聚会休息的好去处。
我们儿童艺术学园和“文抗”来往十分密切,文艺家们喜欢我们,经常接我们去唱歌、跳舞。跳抗战舞、团结舞、丁玲舞⋯⋯演童话剧《公主旅行记》、《它的城》⋯⋯公主一角由我演。后来,我的小朋友何理良和我演AB角。以后我们都长大了,何理良当时在自然科学院,她是哲学家何思敬的女儿,后成为黄华同志的夫人。
周末俱乐部有晚会,张仃还给大家做黑色面具,我们全都戴上。大人们跳交谊舞、聊天;一些人围着艾青、李又然谈论巴黎艺术家的情况;萧军用俄语唱《五月的夜》;我们小孩子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玩耍。我见到过几次毛主席到此跳舞,警卫员为他提着汽油灯。林彪和江青跟在两边,人们私下说他俩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江青穿着雪白的上衣,穿着与当时所有革命青年都不同,显得格外特殊。人们还议论江青草鞋前面的两个红绒球,觉得有点俗。
“文抗”有一个人,从不开口说话,很怪僻。我见他太怪,就问大人,李又然和艾青叫我不要去和那人玩,说他孤僻古怪,小孩子不宜接近。后来,我听说他就是高长虹。我一直奇怪他为什么不开口说话,也从不和人交往,一个人怎能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中?他内心究竟隐藏些什么?他的生命终止于何方?
有一次,我在山坡上边走着边玩着,不觉走到蓝家坪艾青的窑洞门口。艾青坐着,韦荧似在哄孩子,他们向我招手,喊我进去。艾青在一个很小的炉子上,煎了一个鸡蛋给我,这是我在延安从未见过,更别想吃到的。我吃了,并且很奇怪,艾青同志怎么会把鸡蛋煎得那样圆,那样蓬蓬松松的。
那些文艺家有时也到我们那里去看我们。一次,艾青来了,我正坐在墙根儿,本子放在膝盖上写作文。胡沙老师领着艾青走了过来,胡老师说:“艾青同志来了,灰娃,把你的作文给艾青同志看看,请他指导。”
我一听,把本子紧紧搂在怀里。我写的字乱糟糟的,我怕他们笑我。
胡老师从我手中抽出本子,给了艾青同志,他看了一下,说:“灰娃,删掉的字不要乱画,要像这样画。”说着,他用我的铅笔,在本子上先向左画斜线,又向右画斜线,最后画成密密的菱形小格子,纸面看起来十分清爽,这个习惯我一生都用着。
与艾青一同从法国归来的李又然,有一篇散文诗,极美、极感人,是写我们的,刊在大型墙报《轻骑队》上。意思是说,我们小小年纪,和成人们一起为了祖国,肩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小小脚板踏遍祖国山山水水,用行军代替教室里的地理课。
在作家俱乐部,胡老师和张仃、艾青、萧军、李又然领着我们,看了西方现代派绘画作品复制品展览,野兽派、立体派、点彩派、前期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都有,打开了我们原本蒙昧的眼界。不可思议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反而排斥、恐惧这些东西。
附:在延安所有文艺人都参加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下乡、支援前线的工作。物质贫困,但精神振奋,又绝对罗曼蒂克;山沟又土又封闭,但文化绝对前卫。这种气氛,古今中外,只有延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延安当时那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命运,探讨文艺问题,意气风发,气氛热烈。
李又然还为我们儿童艺术学园的孩子们写了一篇极美极感人的散文诗。赞扬我们小小年纪与大人们一同经受战争灾难,一同肩负救亡重任;小小脚板踏遍祖国山川,用行军代替课堂地理课。这篇散文诗发表在大型墙报《轻骑队》上。《轻骑队》是一块自由论坛阵地,竖立在人们常聚集的一个沟口,有点像民主墙。1942年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方向调整改变,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成为考验文艺工作者立场的准则,那就是所谓的应不应该写“太阳中的黑点”。此后《轻骑队》自然不可能存在了。
不过总的看,文艺依然活跃,文艺人始终做着理想之梦,大家认识到战争是非常时期,中国贫弱的时间太长久了,改变祖国这种状况,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因之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大家能理解,都能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文艺上成绩还是很显著的。
注:节选自《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第一版)。“相关链接”节选自该书附录载有灰娃答记者问(原载于香港《诗网络》2002年第2期)。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为李又然散文诗《给弟妹们——并给少年剧团小同志们》中句。该文实际原载于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1年11月3日第四版);后被收集于李则蓝(李又然)散文集《国际家书·初版本》(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国际家书·增订本》(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10月沪初版、1951年2月沪再版)。
张仃画笔下的灰娃
雪晓:《“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过一条小溪”——回忆延安儿童艺术学园》不久前,从大连疗养后返穗途经北京,和当年的几个小朋友欢聚。现在,大家都是70岁开外的人,津津有味地回忆着60年前的往事,特别是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那段难以忘却的金色童年生活。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犬牙交错阶段时,在西北黄土高原,一朵鲜艳的小花绽开在延安文艺百花园中,这就是: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前身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1940年冬改为少年剧团,当时大家踏着积雪跋涉到陕北煤都瓦窑堡,集中排练演出)。后来,延安儿童艺术学园成立。
“儿艺”这个名字是刚从苏联回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所取,园徽是一棵小松树和一把斧头相交叉的图案,是著名画家张仃设计的。成员以从前线回延安的六个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的小战士为主,还有从安吴堡、“民大”和旅外剧队来的几个小朋友。他们是赵翠娥、查玉英、郭云英、崔海、查列、时明杰、黄歌、鲁明、田有生、赵庭峰、董夺元、白映炯、李俊、牛纯仁、陈永爬、张一林、杨家详、曲宏、雪晓等19个人,指导员是张一鸣。
为了加强教学力量,还从“青艺”调来徐胡沙、程云分别任语文和音乐教员。我们19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上过几天“简师” 十个人高小未毕业,八个人只念过小学。
组织上很关心我们的成长,确定以学文化打基础为主。除艺术课外,还学语文、数学、英语,各课都有固定老师,另外聘请著名作家、艺术家萧军、艾青、塞克、吕骥、张仃、时乐濛为我们的文学、音乐、戏剧、美术诸课导师。
“儿艺”是“延安青艺”的后备队,附属“青艺”,和延安各文艺团体关系很密切。我们曾到“鲁艺”欣赏过《黄河大合唱》,到蓝家坪“文抗”俱乐部看作家们的业余演出,到八路军大礼堂看烽火剧团演出的《李秀成之死》,到诗人萧三主持的文化俱乐部去活动,到中山图书馆借书看杂志。
作家高阳(李江)给我们讲他在北京监狱和敌人斗争的生动故事。他曾多次带我到萧军、丁玲家去玩。
胡沙告诉我,萧军是位有才能、特刚直的东北籍名作家,我很崇拜他,课外和假日常独自到他家去玩,还曾带着我的作文《在火车上》请他提意见。萧军平易近人,很健谈,谈了不少我想知道的事,如他怎样把受骗怀孕困在哈尔滨道外旅馆的张乃莹(萧红)救出;带着小说《八月的乡村》底稿在船上躲过日本特务的搜查,在白色恐怖下向往红军,笔名改为萧军,妻子改名萧红,两人名字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当时认为,斗争王实味的作法是不对头的。
我们看到作家李又然、鲁藜、时乐濛,和穿着满身都是口袋衣服的歌唱家杜矢甲,他们经常来学园和我们交谈,我们对他们都十分敬慕。
“儿艺”成立后,在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南门外露天剧场等地,先后演出过童话歌舞剧、童话话剧等,这些剧目均为徐胡沙编剧,程云、张一鸣配曲。演出的服装、道具都是他们领着我们动手做的和改制的,如公主穿的雪白拖裙是用沙布做的,金冠是纸烟盒的金纸、锡纸和棉球做的。
《公主旅行记》演出后反响很好。“园花”赵翠娥饰演的公主很受欢迎,有一副甜美歌喉,一出台就唱:“我呀,像温柔的小绵羊,躺在这天鹅绒的床上⋯⋯”一下把观众吸引住了。这支歌很快就流行开来。
第二主角美的娃由黄歌饰演,白映炯饰江德。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小朋友准备排这出戏,外地有的单位也来信要剧本。好些单位都邀请我们去演出。一次在八路军大礼堂为联防军一个会议演出,我的乡音特浓,说了一句台词:“孩子们,公主来了,快跑!”刚从山西前线回延安的贺龙老总当时坐在第一排,含着大烟斗笑着说:“这是个山西老头!”演出后,我们到西北菜社美美吃了一顿夜餐。
当时,我们的课外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春天,当蓝家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晚饭后三三两两趟过延河,到桃林散步、谈心、下棋。
夏天,到“女大”或清凉山下水深处去游泳、跳水,躺在沙滩晒太阳。
秋天,山洪暴发,混浊的延河水像野马奔腾,我们跑到上游跳进河中,顺着波浪漂流而下。从晋西北山沟来的张一林说,这叫“坐浪”。我们到了下游,满身沾着黄泥,像个泥猴。
冬天,我们穿着用捡来的破铜烂铁、炸弹皮,到铁匠炉打一双简陋的冰鞋,自由滑行在玉带般的延河上。舞姿最优美的是山西籍小姑娘郭云英,她挺着微微隆起的胸膛,自织的黄色围巾飘扬在身后,像飞舞的蝴蝶。
当时,我们的篮球队也常年活跃在青年运动场。
1942年开始整风后,形势有了发展,小伙伴也慢慢长大了,根据革命的需要,分头走向各个新的战斗岗位。有很多同志后来成为部队宣传文化工作的骨干。
当时,作家李又然在《新中华报》(应为《解放日报》——李兰颂注)发表了一篇题为《给弟妹们——并给少年剧团小同志们》的散文诗,曾那样美地歌颂我们这个小小艺术团体的……“你们中间,有的,不是还这样小,脸都需要妈妈或姊姊,亲手洗吗?却也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过一条小溪。”
注:节选自互联网,作者写于2001年。本文标题为辑注者所加,为李又然散文诗《给弟妹们——并给少年剧团小同志们》中句,该文实际原载于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1年11月3日第四版;后被收集于散文集《国际家书·初版本》(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国际家书·增订本》(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10月沪初版、1951年2月沪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