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派传统家具（津派传统家具）
津派传统家具（津派传统家具）清末民初，天津成为失宠失意的达官显贵、遗老遗少、倒台军阀和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和避风港，他们“隐姓埋名”跑到天津做了寓公，成为天津近代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天津自开埠到二十世纪初，先后有九国在津强设租界，租界共占地2.4万亩，其面积为天津旧城的8倍。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大这么多的外国租界，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中的小木作影响下，王世襄于1944年开始着迷于研究明式家具，1985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1986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民国家具是中国近代家具的鲜明代表，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的提出首先是来自于洋务运动，体现在以中式家具为主体，西式用材、工艺、功能、文化等元素为辅，设计出的民国家具；二是西体中用，意思恰和中体西用反向，在家具上体现在以洋为主、以中为辅的特点。清晚期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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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罗伯特•埃斯撰写的《Chinese Furniture》一书，引起了西方博物馆中负责东方艺术专家的兴趣。
而最早对中国传统家具进行系统性研究并著书的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他的代表作是《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1947年，曾在北京居住了7年的美国人乔治•凯特（George N. Kates），编著了《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一书，收录了中国家具112件图录。
在《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中的小木作影响下，王世襄于1944年开始着迷于研究明式家具，1985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1986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
2、民国家具民国家具是中国近代家具的鲜明代表，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的提出首先是来自于洋务运动，体现在以中式家具为主体，西式用材、工艺、功能、文化等元素为辅，设计出的民国家具；二是西体中用，意思恰和中体西用反向，在家具上体现在以洋为主、以中为辅的特点。
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了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民国家具，其彰显了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的民国近代家具风格。
天津自开埠到二十世纪初，先后有九国在津强设租界，租界共占地2.4万亩，其面积为天津旧城的8倍。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大这么多的外国租界，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清末民初，天津成为失宠失意的达官显贵、遗老遗少、倒台军阀和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和避风港，他们“隐姓埋名”跑到天津做了寓公，成为天津近代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天津居住这么多的达官贵人，是国内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生活细节、情趣爱好和喜怒哀乐以及行为特征无不影响当时的天津。
津派家具产自天津，它既具有地域特色，又深受租界、寓公等特定文化的影响，中外文化交融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租界文化、寓公文化等对天津地区民风民俗、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民国家具的诞生与改良起到“添薪助燃”的作用。
津派家具依据外观、形制不同大体可分三种：一是洋为中用，继承中国传统家具的外观形制，但在尺寸、装饰图案及功能方面融合了西式做法；二是中为西用，外观、功能西化，但结构工艺采用中式做法；三是中西交融，这种融合体现在家具的外观、装饰、用材、功能等多个方面，属于文化融合的创新设计。
津派家具主要留存在豪宅大院、博物馆藏、私人收藏、民间故居等几处位置，情况是散落分布、损坏严重。
鲁培雄作为天津家具收藏界的代表之一，对天津民国家具收藏研究有着极高的热情，收藏了许多天津民国时期的家具。
姜维群被誉为民国家具收藏与研究第一人，曾出版《民国家具鉴赏必读》一书，以388幅高清图片展示了其30余年收藏的500余件民国家具。
马可乐于2011年在天津武清区创建了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内有古典家具生产车间以及陈列室。
天津民俗博物馆位于天津市的古文化街中心，体现的是天津地方的民俗特色。
坐落于天津鼓楼地区的传统民居徐家大院内，原为英商天津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家宅，始建于清末民初，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老城博物馆有清代漕运码头使用的“官砝”，民国时期的“冰箱”、老铜床、手摇唱片机等，很多是近代时期的津派民俗家具。
位于天津博物馆内三层开放的“百年中华看天津”专题展（图 2-9），是反映天津近现代历史文献、家居用品和地方民间工艺最重要的陈列展示之一。
天津五大道博物馆中不仅有许多天津在民国时期的留存下来的物品，包括中西合璧的各类家具，更有外国人遗留下的生活用品，无处不体现着五大道的老租界文化。
天津在五大道及周边地区，有着数量较为密集的豪宅大院，当时各国洋人、清末皇族、富商大贾、军阀政客、文人墨客等齐聚于此建造寓所和院落，他们在居住的各式各类洋楼民居里或策划密谋，或颐养天年，因此五大道地区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梁启超饮冰室、庆王府、静园、石家大院等建筑都有民国家具留存。
老城厢附近至今仍然保留的民居，其部分内设的民间家具，许多样本均为津派风格，这些老家具多与近代天津历史息息相关。此外，还包括像天津沈阳道一类的古文玩市场附近，有许多市民和收藏爱好者仍留有天津家具的“老物件”。
天津地区民国时期的有关天津家具刊物及相关史料比较丰富，如谢让志教授编著的《解读人文天津》，罗澍伟先生著《天津史话》，《老天津.津门旧事》，《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民国天津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和《商报》，《北洋画报》等。
想想都激动，纯种原木，不含甲醛啊。
也令我感慨，那时没有除甲醛的行当啊。
天津在开埠前，家具用材受京作风格影响，档次较高的家具主要以名贵硬木为主，通常指颇受皇宫贵族喜爱的红木，如紫檀、黄花梨、酸枝木等。
它们融入了中式结构形式，整体优美精致、华丽典雅。
到了民国时期，像紫檀这类名贵木材已不易获得，优质木材日益匮乏，高端红木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因而多数地区采取就地取材的方式，既廉价又方便。
还有一类家具主要以软木为主，也称为“白木”，主要包括樟木、柚木、榆木、榉木等。对比绝大多数用红木制作而成的海派家具，津派家具也常用“白木”。国外的进口家具很少出现全部用红木制作的家具，随着开埠后，这种观念也被带到了天津。
后来，天津人非常喜用樟木，这种木材既能产生强烈的樟脑香气，可使储物驱虫防蛀，也能降低材料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可以看到津派家具的用材更偏重于软木。
天津地处大运河流经的北方重要商贸集聚地，南方的樟木、进口的红木通过水运抵达天津，这就为津派的花梨樟、红木樟、柚木家具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条件。
受民国时期租界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家具的固有品类被打破，出现了陈列柜、棋牌桌等新作品。
固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室内空间布局发生调整，家具的设计也体现着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便捷化。
固有的设计工艺和材料受到冲击，国外的奇巧淫技带来了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助推了玻璃、水银、饰件等新材料的运用。特别是，无论是津派家具还是海派家具，民国时期对玻璃材料的引入是新材料使用的一大突破，成为除木材以外运用在家具上的另一种重要材料，体现了近代工业化的特点。
在津派家具设计上，无论是简单的符号表达，还是深度的功能融合，甚至有些非驴非马的过渡性尝试。
洋人眼中的上等木料包括胡桃木、柚木等，很少使用中国传统的红木，这种观念就是中西方的认知差别。这些家具虽然外观用材上是西式风格，但内部结构仍沿用中国传统工艺，在短时间内天津地区制作了大量家具，放置洋楼之中。
6、天津传统家具的特点与海派家具相比，津派家具自身发展深受政治因素和京作传统影响，以中式造型为母体，更多地延续和传承了传统设计手法，设计上达到了较深层次的融合。
作为九国租界地的天津，家具的样式和风格更为多元化。
工艺结构复杂高超，经常出现提门、平卧、嵌板、分体等家具工艺结构，继承传统工艺同时，注重家具的实用性。
造型上美观简约、经济实用，吸收借鉴了实用主义风格，保留了明式家具简洁流畅的特征。
材料运输途径和使用更为多元，设计和用材角度更为经济环保，可持续性强。不像南方江浙盛产榉木、北方山西出产榆木，天津地区主要依靠海路和陆路方式取材于其他地区。
不过，受到政治环境和寓公文化的束缚，固守的传统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津派家具发展进程和融通速度。部分津派家具的造型简单粗放，缺乏灵动柔婉之感，未能突破原有一些规矩的束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借鉴能力还不强。
总之，得津派家具的十品，即明快流畅、精致大方、朴素实用、简易快捷、延续传承、市井入俗、舒适惬意、兼容并蓄、创新求变、自然环保。
另，获津派家具五病，即呆板粗犷、政治束缚、形似神失、成本流失、市场缺位。
津派家具作为民国时期家具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抢救性保护和研究已然迫在眉睫。
参考资料1. 张学彬，津派家具设计批评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