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经常用分组而是用好友（你每设置一个好友分组）

如何不经常用分组而是用好友（你每设置一个好友分组）类似内容的反馈基本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而让我们烦恼的原因不仅在于追问的急切性和高频率，更在于它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束缚。我们希望能拥有自由的空间，自行选择生活与表达的方式，而不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一直由父母管着，或者说——监视着，他们过度集中地关心着你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除了父母之外，如果有其他人也让你感到被监视，那么他们都有可能进入这个“不给谁看”的分组。许多人发朋友圈往往都会选择“可见范围”，把不希望看到自己状态的“朋友”屏蔽。被动分组：我不想让这些人看到真实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微信都有这么一个分组，里面包括了父亲，母亲，远近的大小亲戚，或者公司领导与导师。这个好友分组基本是出于被动性的，它们更常出现在“不给谁看”的情况里。这是一道理想化的过滤网，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层过滤网，来很好地把个人生活与受到管辖的生活隔开，保护个人倾吐的自由性。因为一来，父母虽然是自己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此，他

撰文｜宫子

随着微信功能的日益丰富，它已然从单纯的社交APP变成日常生活的重要营地。微信曾经被寄予“网络公共讨论”的厚望，但现在看来，微信的公共讨论性远不如微博，相比于开放性的、可以从一个用户搜索到另一个用户的微博，微信还是更加私人化。

它是组成当下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社交、支付、运动以及五花八门的小程序；但这个空间并不开放，它像是一个“巨人的花园”，在塑造生活的同时也对外部事物进行排斥。

而朋友圈——这个微信最原始的功能——就相当一道篱笆，它阻隔并筛选允许进入内部生活的游客，那么，这究竟是公共生活的萎缩，还是维护个人独立空间的必需呢？

被动分组：我不想让这些人看到真实的我

相信大多数人的微信都有这么一个分组，里面包括了父亲，母亲，远近的大小亲戚，或者公司领导与导师。这个好友分组基本是出于被动性的，它们更常出现在“不给谁看”的情况里。

这是一道理想化的过滤网，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层过滤网，来很好地把个人生活与受到管辖的生活隔开，保护个人倾吐的自由性。因为一来，父母虽然是自己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此，他们会在生活中施加管辖，会介入你的生活。你发一条朋友圈动态，如果被他们看到，就很可能来追问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有什么想不开的和家里说说”“你是不是失恋了”“这图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啊”“不要发这种东西，我们的社会还是光明的”等等。

许多人发朋友圈往往都会选择“可见范围”，把不希望看到自己状态的“朋友”屏蔽。

类似内容的反馈基本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而让我们烦恼的原因不仅在于追问的急切性和高频率，更在于它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束缚。我们希望能拥有自由的空间，自行选择生活与表达的方式，而不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一直由父母管着，或者说——监视着，他们过度集中地关心着你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除了父母之外，如果有其他人也让你感到被监视，那么他们都有可能进入这个“不给谁看”的分组。

另外，公司或部门领导之类的，也成为需要屏蔽的人员——除非你们的关系特别亲近。他们虽然不是监视者，但同样属于管辖者，你不希望让他们看到不满的东西，例如对公司的吐槽，对工作状态的抱怨等等。在吐槽工作单位的时候，通常还会顺带着把同事也给一起屏蔽。其实，这里有很多互不信任的因素，也和工作与私生活的界限模糊，机制管理与自由表述的冲突有关系等等；总之，我们会将所有可能“介入”私人生活的、施加管辖的人视为一个强权机制，然后把他们分入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不可见小组”。

如果说必要性的话，我认为这个分组还是很必要的。这层篱笆不仅意味着排斥，同时也意味着抵御；用户在网络社交中通过分组、设置权限来维护最后的私人空间。

但它真的只是理想化的保护。脱离网络空间，这层防护就不复存在。父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对你施加管辖，公司领导可以安排你在各种时间做这做那，而现实生活与网络空间的不同在于，我们会变得相当没有勇气去抗拒，我们做不到像好友分组一样把它们屏蔽在外。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自由空间依然被侵蚀。

这种出于被动的分组，是孱弱而理想的自我保护。然而，当分组出于主动性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主动性分组：我想让这些人看到……什么样的我？

主动分组的极端案例是“仅对一人可见”。它在大学里比较容易出现，基本都有特定目的，比如添加某门课程的教授微信，然后发一些教授喜闻乐见的内容，仅对他一人可见；或者在迫不得已转发某些内容的时候。这种工具化的微信使用方法无可厚非，它们属于临时性分组，应时而生，但有些好友分组并非临时的，而是长期存在。

这类好友分组基本是按照价值观来判断的，依照兴趣爱好，生活经验的交集以及价值观取向在朋友圈内再次搭建更微观的朋友圈。相应地，不同的内容会选择设置不同的分组权限。这时，朋友圈的性质则完全是展示性的；但它展示的东西却很奇怪，这种行为类似在生活的间隙安排一场小戏剧演出，自己选择内容和剧本，同时把门票送给那些被选定的人。这种分组就像，一个演员提前给自己找了一堆喝彩的人。

《自我分析》， [美] 霍妮 著， 许泽民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在这种情况下被展示的那个“自我”就显得非常混乱。这个存在于朋友圈内的“自我”不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台下的观众，用户既要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又要维护“自我”在特定人群心中的形象。如果你突然发布了一条与自己往常风格截然相反的朋友圈，就会令人疑惑——你居然还会有这种爱好；你的风格怎么变了。问题是，很多时候这种风格并非个人真实的风格，而是“你的朋友圈风格”，一个从来不在朋友圈晒美食图片的人，自然会被认定“无口腹之欲”，假如某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发送了几张甜点或烤肉的照片，不仅其他人会奇怪这个人怎么开始发送这么无聊的图片，就连发送者本人都会陷入犹豫：我应该把这些图片发出去吗。一种维护“虚拟形象”的欲望掩盖了自我表达的真实欲望，因此，朋友圈的权限不仅施加在好友的身上，同时也施加在使用者的身上。

主动性的好友分组让朋友圈成为一个扭曲光线的棱镜，假如说完整的人格是一面镜子，那么朋友圈分组就等于一面碎裂的镜子，导致无数个碎片映照无数个孤立的自我，互不交集。别人观察你的角度、对你的价值判断因为潜在的“风格筛选”而变得零碎、片面，同时，你对好友的分组也并不一定可靠。根据风格趣味而进行的分组，不知不觉地就否认了其他人的多重性，而把他们窄化成了价值观和兴趣的符号，这种分组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域变得更加狭隘，更没有空间。它会让某种价值观本身变得僵硬；比如说，不同分组的好友还有重新分组的可能吗？你会发现某个好友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进而把他换到另一个分组里吗。

在被“朋友圈风格”束缚的社交中，这很困难，也很少有人在意，人们更关注展台中心的“自己”。

朋友圈：一个建立在他人反馈上的自我

好友分组和“朋友圈人格”形成的原因，要归溯到社交网络的性质上。与真实生活不同，网络社交的存在带有更加直观的反馈性，这也是其娱乐性所在。我们的生活，想法，语言行动，都能在发表后的第一时间获得观众的反馈（时间拖得越久，朋友圈反馈就越少），反馈形式可能是点赞，可能是评论；这更将我们推向了剧场表演的中心，或者说——自我世界的中心。

正如欧文·戈尔曼所言，“当一个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现实生活中依照言行举止反映出来的个人风格，在社交网络里发生倒置，更多的人几乎是先确定风格，然后按照设想的风格来表演自己。风格变成了一场有意的展示，也因此而多少具备了些虚假性。尽管在虚拟世界里，这种虚假显得很真实。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美] 欧文·戈夫曼 著，冯钢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众多的反馈与喝彩会让演员更迷恋自我的角色。设置朋友圈分组更是将这场演出推向了极致，人们希望最大化地把自己推送到受欢迎的人群中，获得反馈；而冷落的反馈则会让“朋友圈人格”的整个价值体系崩溃，站在世界中心的演员会重新评估自己的演技和风格。比如，如果一条朋友圈发出去，没有一个人点赞，没有一个人评论，那么这条动态就会被认定是“失败的”——不取决于你发了什么，而取决于别人的反馈——发送者本身也会怀疑，这条动态是不是不合时宜，是不是“我一时短路发神经的话语”，最后这些无人问津的动态往往会被很尴尬地删除。

同理，一个设置在反馈机制上的“虚拟自我”也是如此容易崩塌；朋友圈分组与其说是筛选和过滤，不如说是为了维持这个“虚拟自我”而进行的努力，为了防止这个脆弱的幻象被破坏，使用者竭力避免不同的价值碰撞。所有可能喝倒彩的、有反对观点的或者明显不处于同一体系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以防止他们对自己精心包装过的内容进行打击；而且，分组也有利于让可能的人集中关注自己。

所以，我们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复制“检测是否删除好友”的消息批量发送，会不停地删除列表中的“僵尸粉”，他人的反馈正是这个“虚拟自我”存在的基质。假如没有他人目光的反馈，没有数字标号的朋友圈回复，依靠网络媒介形成的“虚拟自我”就会回到它作为信息的原型，和一个发射到荒芜火星、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孤独电波没有区别。

封面题图为电影《唐伯虎点秋香》（1993）剧照。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2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

作者｜宫子

编辑｜走走 罗东

校对｜张彦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