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有多少字数（甲申三百年祭实不如名）

甲申三百年祭有多少字数（甲申三百年祭实不如名）其次是文风。通篇行文“十之八九”乃引用的事实与论述，均为文言文，文辞虽然单调枯燥，毕竟古文风采，简练精悍。而属于作者原创的“十之一二”的内容，均为白话文，毫无文采的粉饰和结构的雕琢，几无底蕴和张力可言。首先是篇幅。全文16000余言，虽不是长篇巨著，也算是雄文大论了。尤其名为“祭文”，自该长话短说、概纲括要，就算不能三言两语一目了然，也当千儿八百言便说清前因后果、是非曲直。如此话不嫌多、句不嫌长、洋洋洒洒上万言，实在当不得“祭文”，而是记史。该文洋洋洒洒16000余言，无非叙述明亡大顺兴的前因后果。连贯全篇的是李自成落寇、遇挫、抗争、发展、壮大，乃至陷北京、覆明室以及建立短命的大顺朝全过程，铺垫以当时的国计民生和明室的衰败没落等等。通篇行文，引用的事实与论述占据“十之八九”，作者的原创实在有限，而文辞华美之处实在乏善可陈，谋篇布局也似乎严谨不足、拖沓有余，尤其尖锐和精辟的论断更是凤毛麟角。

《甲申三百年祭》实不如名

这两天阅读了《甲申三百年祭》。

在一个甲子以前，《甲申三百年祭》以及作者郭沫若可谓如雷贯耳，《甲申三百年祭》堪称雄文。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更是将此文指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之一。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仍多次在不同场合对《甲申三百年祭》予以高度的评价。

权威并非无可挑剔。在我看来，《甲申三百年祭》不过尔尔，名不副实。

该文洋洋洒洒16000余言，无非叙述明亡大顺兴的前因后果。连贯全篇的是李自成落寇、遇挫、抗争、发展、壮大，乃至陷北京、覆明室以及建立短命的大顺朝全过程，铺垫以当时的国计民生和明室的衰败没落等等。

通篇行文，引用的事实与论述占据“十之八九”，作者的原创实在有限，而文辞华美之处实在乏善可陈，谋篇布局也似乎严谨不足、拖沓有余，尤其尖锐和精辟的论断更是凤毛麟角。末尾一段“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 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这是在我看来最为犀利和点睛的地方，也不过平淡若水的大白话而已！

即便被认为吹毛求疵，我仍然不吐不快。依我看来，该文至少有以下方面的欠缺：

首先是篇幅。全文16000余言，虽不是长篇巨著，也算是雄文大论了。尤其名为“祭文”，自该长话短说、概纲括要，就算不能三言两语一目了然，也当千儿八百言便说清前因后果、是非曲直。如此话不嫌多、句不嫌长、洋洋洒洒上万言，实在当不得“祭文”，而是记史。

其次是文风。通篇行文“十之八九”乃引用的事实与论述，均为文言文，文辞虽然单调枯燥，毕竟古文风采，简练精悍。而属于作者原创的“十之一二”的内容，均为白话文，毫无文采的粉饰和结构的雕琢，几无底蕴和张力可言。

再次是严谨。通篇引经据典过甚，出处过杂。如果说引用《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李自成传》等“史料”实为情非得已， 而有相当的篇幅大量借用诸如《流贼传》《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懿安后事略》《明懿安皇后外传》等的章节或情节，就不是不严谨，而是不严肃，至少不够严肃。历史原本是后人写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但不能与历史的事实真相相距十万八千里。权威如《史记》，其对始皇帝的挞伐，不亦何其主观臆断和评价不公？因此，“出处过杂”非但不能更翔实、准确地说明和解答问题，反倒很有可能颠倒对是非黑白的判断。

还有是狭隘。通读全篇可以看到作者“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文头的“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 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还有文尾的“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而化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通过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既有对个人之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的过分夸大，是一种对“专制独裁”潜意识的膜拜和奴化，也有对“民族性”界定的自私和浅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我并不否人们对清王朝不怀好感、十分反感，甚至仇视的事实，但就“个人之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以及对“民族性”界定这两个方面的诠释， 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种狭隘和偏执。

最后是深度。全篇的内涵以及由内涵而延伸的对现实意义的阐述深度不够。作者只是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甲申三百年”的意义之于当时应是有一定警世意义的，作者是“不能讲”还是“没想到要讲”，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是，一是经作者“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二是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指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之一，其文章的价值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了。

基于如上种种，在我看来，《甲申三百年祭》当真实不如名。

《我思无邪》•“思想的逆水行舟”；（张元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