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孙中山北伐前后（美国在孙中山北伐前后）

美国在孙中山北伐前后（美国在孙中山北伐前后）广州政府所展开的北伐军事行动，因不获陈炯明的支持，湖南战事受挫。孙中山告诉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美国助理军事参赞弗隆，陈炯明因不支持北伐而遭解职处分。舒尔曼于5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陈述孙、陈之间的冲突，并分析南北之间的情势，认为直奉战事已近尾声，奉系惨败，且直系的吴佩孚与陈炯明之间已达成某种妥协，北伐无望。据广州政府外交委员会表示，南方派等待吴佩孚开出和平条件，如果符合要求，准备说服孙中山接受。如果胜利的吴佩孚致力于宪法政府之完成及中国统一之工作，孙中山则准备和北方和谈。舒尔曼估量中国政情愈来愈乐观，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一机会。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因未获陈炯明的支持，不久即撤兵。消息传到华盛顿，国务卿许士大喜过望，即刻报告哈定总统。而美国公使舒尔曼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也有不同的评价。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

在孙中山晚年，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所给予中国革命领袖的态度，始终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视的。孙中山始终未能叩开美国的外交大门……

自广州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一如革命之初，深受美法革命自由独立精神的影响，制度上亦“实以美国为模范”，而我“华人亦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故对美国抱持热切期待，积极拓展联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美国政府施予援手，出面主持公道。然而在孙中山晚年，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所给予中国革命领袖的，却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视，始终未能叩开美国的外交大门。

对孙中山北伐的态度

孙中山一生，为了讨伐北方军阀，追求统一全国的目标，前后曾发动两次北伐。第一次自1921年12月抵桂林设大本营，迄于1922年4月，因陈炯明在广州之掣肘而返旆；5月再于韶关誓师，至6月16日复有陈炯明之叛变，攻击总统府之事件，至8月间孙中山不得已而离粤，两者统计历时八个月。第二次于1924年9月，移大本营于韶关，随之分向赣、湘出发，至12月谭延闿湘军在江西之被迫后撤，历时约四个月。

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廷。……推原北廷之所以能存立者，良由列强各国之承认。倘各国否认之，中国即能统一于民意合法政府之下，然后解散无用之军队，整理财政，禁止贿赂，则国库充裕，外债即可清偿。故列强多承认北廷一日，即多重苦中国人民一日，亦即中国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现一日。美国自来对于中国毫无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国衰弱以营私利，故今日否认北廷，当然事也。”

孙中山认为“美国素重感情，主持人道”，美国的领袖地位足以左右他国，又得中国人民信任，所以希望美国协助中国抵拒日本、整理财政，更希望美国出面召集会议，协助中国解决问题。

孙中山北伐，对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件外交诉求，便是向美国要求撤销对北京的承认。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曾将广州政府的提案，分发给各国首席代表，并再一次要求列强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但美国国务院始终没有理会。伍廷芳甚至向美国要求，“若不能撤销对北京的承认，是否可允不干涉，使双方作一决战”。美国最大的希望在南北达成和议，使国际银行团能充分作业，此即女史家柏格所称的“华盛顿模式”。

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因未获陈炯明的支持，不久即撤兵。消息传到华盛顿，国务卿许士大喜过望，即刻报告哈定总统。而美国公使舒尔曼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也有不同的评价。

广州政府所展开的北伐军事行动，因不获陈炯明的支持，湖南战事受挫。孙中山告诉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美国助理军事参赞弗隆，陈炯明因不支持北伐而遭解职处分。舒尔曼于5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陈述孙、陈之间的冲突，并分析南北之间的情势，认为直奉战事已近尾声，奉系惨败，且直系的吴佩孚与陈炯明之间已达成某种妥协，北伐无望。据广州政府外交委员会表示，南方派等待吴佩孚开出和平条件，如果符合要求，准备说服孙中山接受。如果胜利的吴佩孚致力于宪法政府之完成及中国统一之工作，孙中山则准备和北方和谈。舒尔曼估量中国政情愈来愈乐观，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一机会。

美国驻华公使Jacob Gould Schurman。Schurman对孙中山观感不佳，曾对柯立芝总

拒绝出面为孙调停“安排退路”

同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避难于永丰舰，继续指挥陆军与叛军对抗。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当日即向国务院报告此事。不久，休斯顿登舰访问孙中山，并劝孙中山下野。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于21日交出广东省长印信，22日陈炯明被推为广东临时省长，包括伍廷芳及广东海军都一再要求孙下野。23日，休斯顿向驻华公使舒尔曼发出急电称，孙中山暗示如能有尊严的退路，愿意离粤，希望领事团能从中斡旋，因为据了解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有意调停，美国是否愿意加入颇令人瞩目。舒尔曼的答复是：“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

舒尔曼同时向国务院说明了这项决定的理由，他认为“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非胜即败，如果陈炯明没有收拾孙中山，似乎留待北京政府来完成。”他向国务院建议说：“外国的调停，只会壮大孙中山的威望，并确保孙将来的声誉。”美国国务院于6月26日答复：“国务院不赞成广州总领事馆参加任何调停计划，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国务院无条件同意。”换言之，从舒尔曼到国务院，都不赞成美国出面调停，“为孙逸仙安排一个光荣的退路”。

6月25日，孙中山的美国顾问诺曼前往拜会休斯顿，讨论取得前往上海的安全保证，但美领事馆未曾给予协助。至8月9日，孙中山以北伐军回师失利，决定离粤赴港，他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他赴港的交通工具，派那文和女婿戴恩赛，分别向美国驻广州领事和白鹅潭上的美国军舰洽商乘舰离粤事宜。但广州领事已奉驻华公使与国务院之命，不得参与调停孙、陈战事，因而拒绝孙中山的请求。最后还是英国领事馆派“摩汉号”炮舰相送，孙中山与蒋中正、陈策等人才顺利抵港，换乘俄国“皇后号”去沪。

对华政策终未能转向

美国政府始终对孙中山统一中国心存疑虑，而陈炯明事变又对谁有利呢？舒尔曼更由此认定，孙中山不可能东山再起，但他很快会发现这种看法，恐怕是一项严重的错误。

孙中山于8月14日抵达上海后，各团体代表在吴淞口岸欢迎者约数千人，连日飓风骤雨，鹄立江岸不倦。翌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宣言》，提出了新的号召：主张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实施兵工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讨伐叛国祸首陈炯明。他并且先后派员分赴北方及西部与各派联络，直、皖、奉、黎等集团也都派代表至沪相商。党务方面，则召集张继等53人举行会议，力谋改进。对外交涉——尤其是对俄交涉，已在秘密中展开。不管从任何角度看，孙中山在沪比在粤时更能控制全盘形势，他不是一个已被推翻的失败者，而是各方仰望的一个中心人物。

8月16日，上海美商《大陆报》刊出孙中山慷慨激昂的对外宣言，表明了他为建立南方政权以坚持宪政民主的努力，并且严正谴责北方军阀的黩武主义和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一时之间不但成为媒体报导的焦点，更成为中国政局注目的中心。诚如《纽约时报》刊出了合众社发自上海的报导所说：“孙已成为各派人士在上海集会的中心关键人物；他的住所已变成各方面意见并不一致的政治领袖们的‘麦加’——人心归向的所在，许多宴会在举行着，而政治却是这些宴会中的主菜。”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官员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总领事克宁汉于8月22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在南方失败了，孙逸仙现在却变成比任南方政府首领时更具全国性格的人物。很多北方的著名军人与民政首长，都来寻求孙先生的支持。”克宁汉从孙中山受欢迎人数之多，拜访者之频繁，甚至得出“此人极有影响力”、“孙中山是个可信赖的政治家”的结论。

遗憾的是，不论上海总领事的报告或《纽约时报》的报道，终究无法影响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之转向。即使在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甚至成立合法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对孙中山以及广州政府仍不改以往的冷漠态度，这当中关余事件的交涉便是最显著的例子。